修改后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生效实施。但其与《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冲突且效力不明，对于这两部法律的效力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当《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内容冲突时以后者效力优先。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属于基本法，是上位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律师法》属于基本法以外的一般法律，是下位法。另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律师法》效力优先。客观的评价，从现行宪法、立法法等法律中无法找到解决二者冲突的直接依据。全国人大法工委以答复的形式主张《律师法》优先，但这种答复的效力也值得怀疑。笔者认为，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作出正式的解释，或者是对《刑事诉讼法》相应部分进行修改。
　　《律师法》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还有其本身的原因。一是一些条款本身模糊；二是一些条款不具有执行力；三是缺乏相应的保障条款。
　　关于会见权：应当明确规定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并规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需要侦查机关的安排，看守所在审查律师的“三证”齐全就可以直接安排会见。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并应当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和违反此规定的后果。
　　关于阅卷权：应明确规定可查阅摘抄复制的材料的范围，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首先应规定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的配合职责，其次应明确规定律师阅卷不受次数和时间的限制，再次应明确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后果。
　　关于调查取证权：在侦查阶段应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退一步说，即使立法不承认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也应当对此予以明确。对于申请调查取证权，法律应明确规定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情形、申请的对象，并完善律师参与调查取证权。
　　（摘自《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