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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考古学教育起步较晚，在高等教育领域，自民国以来，北大、清华等少数学校开始开设考古学课程，但是在师资和教学力量上显得较为薄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人才培养多集中于考古工地，以至于有“安阳队”和“龙骨山毕了业”的戏谑之词。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田野发掘工作趋于停顿，仅有的几所开设考古学的高校也因为学校内迁而停止开课，这一阶段，除了在西南、西北有一些零星的发掘和调查外，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空白期。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而贫乏的年代，有一所学校却以其微弱之光照亮了中国未来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它就是国立西北大学。
国立西北大学及其考古学教育的由来
抗战爆发后，位于平津、沿海等地的高校、学术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其中位于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先转长沙，后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则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又南迁陕西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此时也谓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仅就历史学一门而言，便汇集了陆懋德、黄文弼、许重远、许兴凯、周传儒、蓝文征、萧一山、李季谷、何士骥等一大批名师大家。这些史学大家学贯中西，国学功底深厚且大多有着留洋背景，对于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自然比较熟悉，当然，对当时风行的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也不例外。而学校既然迁至陕西，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旧址遗存自然也就成了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战之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就曾在陕西与当地政府合作于1934年成立陕西考古会，并相继对陕西丰镐、大邱、雍、阿房宫、陈宝祠、宝鸡斗鸡台、西安唐中书省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抗战爆发后，北平研究院奉命迁至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合作成立西安临时大学。所以考古学在临时大学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浓厚的教育氛围，因而在历史学系中很早就开设了考古班。此后，虽然北平研究院迁至昆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又一分为五，但考古学教育一直未断，完整地被国立西北大学所保留。
轰动一时的张骞墓考古发掘
迁至城固后，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对城固以及周边各县的文物古迹展开调查。1938年5月21日，由校常委李蒸、徐诵明及许寿裳、黎锦熙、陆懋德、许重远、李季谷、黄文弼、何士骥、周国亭等亲率学生员工共百数十人前往城东饶家营张骞墓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拟就了《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计划对张骞墓前石刻以及附近之萧何、樊哙、李固、勉县诸葛亮墓以及褒城石门附近之古代文化遗迹等进行调查。按照既定计划，1938年7月3日，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何士骥、周国亭率历史系学生、工人会同当地县政府人员、联保队长等开始清理张骞墓前深陷地下的石兽，当日清理完毕。同年8月24日，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决定对张骞墓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特聘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兼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徐炳昶（徐旭生）担任现场指导。许寿裳、李季谷、何士骥等亲自带领学生、工人，共计20余人，对张骞墓进行发掘清理。至8月31日，发掘清理了封门及左侧墓道及半，尚未进入墓室。因为被乡民所阻外加经费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至9月2日结束。翌年5月，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还特意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以作纪念。
作为本次考古的成果，考古委员会制订的《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以及此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发表在1938年8月15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上。另外，发掘所得之古物，如灰陶片、带釉陶片、瓦罐、砖瓦片、五铢钱以及“博望□造（或铭）”封泥一方等重要文物，经过分类编号整理后，于1939年1月在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室举办张骞墓道发掘出土文物展览。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曾亲自带队前来参观。
国立西北大学的考古学教育
1939年8月，西北联大的文、理、法商学院改组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学校成立之初，校长赖琏就把“人人应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立志要把西北大学建成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刘志聪发表于《西北学报》1941年9月1日创刊号上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西北大学担负了“恢复固有文化……注重考古工作……”等具体办学使命。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历史系的考古学教育不仅继承了西北联大时期的优良传统，如设有考古班、考古学为历史学基础课程、注重参观考察和实地实习等。还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不仅有西方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抗战之前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研究也被列为讲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教育教学系统。在完善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野外调查实习一直没有中断，此前虽然经历过张骞墓的曲折，以至于此后再无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举措，但是历史系师生在之后的田野实习中，依旧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如：1943年，西北大学黄文弼教授接受学校委托，第三次赴甘肃、新疆考察；1943年陆懋德教授带领同学利用春假，对南郑小南海、梁山地区史前文化及地质结构进行考察，推测出小南海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可能。同时，在梁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石刀、石斧及蚌蛤壳等当时人类食余所弃之物。
另外，1944年12月，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王子云至城固考察汉代文物，并在西北大学校本部举办古迹照片展览。西北大学随后呈请教育部批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迁来城固，并与本校文学院进行合作研究。1945年4月，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自1940年成立以来累年所得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百余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西北大学。学校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由原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系统地对相关文物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系统研究，并举行专题展览，还拟建立永久性的西北文物馆，以作教育展示之用。 抗战胜利后，原组西北联大的部分师资返回平津复校，1946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也全部迁回西安，虽在师资人员上有所变化，但是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延续着一贯的风格，仍旧集结了马师儒、周传儒、许重远、冯永轩、关益斋、王子云等一大批知名大家。该系西北文物研究室在收集整理西北特有之文物资料、发掘西北固有文化传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西北文物研究室曾对西安郊区史前文化进行探寻，寻得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掘出古代洞穴数处，获得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及贝壳器。特别是发现接近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是陕西境内发现彩陶的第二处。
西北文物研究室在对原有文物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也相继举办过多次大规模的专题展览，如1946年西北文物研究室举办的专题展览有：西北史迹照片；敦煌艺术；西北风物图片；西北历代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1947年8月，该室将具有珍贵价值的特殊文物拓片，如古代彩陶摹绘、秦汉瓦当拓片、西北名碑拓片、商代青铜器拓片、唐墓壁线刻画等7类87种，选送教育部展出。其中一部分被选送往墨西哥参加当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尤其是1948年春节，该室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展出了莫高窟北魏隋唐壁画之摹绘、唐人写经、金泥佛像、天花图案、碑刻拓片等罕见珍品，引起西安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参观者“肩摩踵接，络绎不绝”，在介绍传播敦煌艺术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1948年暑期，王子云先生曾赴京陈述西北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引起上层关注。
另外，为加强西北边疆研究，西北大学1943年在文学院下设置边政学系（1947年转入法商学院），由黄文弼先生担任系主任，计划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图集和文物加以收集、研究，并且在其开设的科目中也列有考古学和人类学。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也组织过多次去甘肃、青海等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其中1948年暑期，边政学系师生20多人曾远赴新疆，在开展见习之余，实地考察了哈密回王墓、焉耆唐代古城遗址、库车千佛洞、香妃墓、敦煌莫高窟等名胜古迹十处，极大地丰富了见习内容。
西北考古和美术考古两大源头
西北大学在这一时期不仅在考古学教育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相关学科如古器物、古文字，甚至敦煌艺术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黄文弼和王子云两位先生为代表，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流派。
黄文弼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后研究所又成立国学门，设立考古研究室，1924年又成立考古学会，黄文弼因缘担任助教一职。此间逐渐了解到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兴趣日隆。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内蒙、新疆一带展开科学考察，黄文弼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此次科考。前后历时3年，行程18000多公里，考察之艰辛难以想象，等考察结束，黄文弼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但是，艰难困苦并没有削减他对西北考古的兴趣，1934年前后，他又二度赴新疆实地考察。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北联大、西北大学，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此次考察沿丝绸大道经河西走廊，沿途以考古调查为主，对新疆古迹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黄文弼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一套西方近代考古学与中国传统金石学、考古调查、史学研究、考古与边疆、民族、地理、宗教等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尤其是将考古学与边疆研究相结合，奠定了我国边疆考古学的基础，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王子云先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上世纪30年代曾留学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37年回国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1939年，为抢救和保护西北文物、古迹资料，教育部接受其建议，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并任命其为团长。自1940年起，王子云率团先后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洛阳地区、甘肃敦煌、青海等地考察，前后历时五年。1945年遵教育部令，将考察所得各类文物全部拨归西北大学，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受聘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这一时期，王子云先生在前期对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考察的基础上，逐渐将艺术与文物考古相结合，先后完成了《秦汉瓦当艺术》《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唐十八陵踏查记》等多部著作，开创出了中国美术考古学之先河，被誉为“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国立西北大学时期在考古学教育方面虽然没有建立独立的专业体系，但是，在这一时期，学校考古学课程设置已经常态化，考古学理论方法教育初步成熟，考古学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认同，形成了一定的教育教学体系，这些都为建国后考古学人才专业化培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另外，在近代考古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考古学研究渐趋本土化，这一时期开创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流派，也为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后，西北大学考古文博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并于1956年正式成立考古学专业，西北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设立考古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田野发掘工作趋于停顿，仅有的几所开设考古学的高校也因为学校内迁而停止开课，这一阶段，除了在西南、西北有一些零星的发掘和调查外，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空白期。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而贫乏的年代，有一所学校却以其微弱之光照亮了中国未来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它就是国立西北大学。
国立西北大学及其考古学教育的由来
抗战爆发后，位于平津、沿海等地的高校、学术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其中位于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先转长沙，后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则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又南迁陕西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与西南联大一样，西北联大此时也谓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仅就历史学一门而言，便汇集了陆懋德、黄文弼、许重远、许兴凯、周传儒、蓝文征、萧一山、李季谷、何士骥等一大批名师大家。这些史学大家学贯中西，国学功底深厚且大多有着留洋背景，对于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自然比较熟悉，当然，对当时风行的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也不例外。而学校既然迁至陕西，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旧址遗存自然也就成了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抗战之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就曾在陕西与当地政府合作于1934年成立陕西考古会，并相继对陕西丰镐、大邱、雍、阿房宫、陈宝祠、宝鸡斗鸡台、西安唐中书省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抗战爆发后，北平研究院奉命迁至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合作成立西安临时大学。所以考古学在临时大学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浓厚的教育氛围，因而在历史学系中很早就开设了考古班。此后，虽然北平研究院迁至昆明，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后又一分为五，但考古学教育一直未断，完整地被国立西北大学所保留。
轰动一时的张骞墓考古发掘
迁至城固后，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对城固以及周边各县的文物古迹展开调查。1938年5月21日，由校常委李蒸、徐诵明及许寿裳、黎锦熙、陆懋德、许重远、李季谷、黄文弼、何士骥、周国亭等亲率学生员工共百数十人前往城东饶家营张骞墓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拟就了《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计划对张骞墓前石刻以及附近之萧何、樊哙、李固、勉县诸葛亮墓以及褒城石门附近之古代文化遗迹等进行调查。按照既定计划，1938年7月3日，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何士骥、周国亭率历史系学生、工人会同当地县政府人员、联保队长等开始清理张骞墓前深陷地下的石兽，当日清理完毕。同年8月24日，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决定对张骞墓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特聘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兼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徐炳昶（徐旭生）担任现场指导。许寿裳、李季谷、何士骥等亲自带领学生、工人，共计20余人，对张骞墓进行发掘清理。至8月31日，发掘清理了封门及左侧墓道及半，尚未进入墓室。因为被乡民所阻外加经费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至9月2日结束。翌年5月，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还特意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以作纪念。
作为本次考古的成果，考古委员会制订的《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以及此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发表在1938年8月15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第一期上。另外，发掘所得之古物，如灰陶片、带釉陶片、瓦罐、砖瓦片、五铢钱以及“博望□造（或铭）”封泥一方等重要文物，经过分类编号整理后，于1939年1月在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室举办张骞墓道发掘出土文物展览。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曾亲自带队前来参观。
国立西北大学的考古学教育
1939年8月，西北联大的文、理、法商学院改组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学校成立之初，校长赖琏就把“人人应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立志要把西北大学建成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刘志聪发表于《西北学报》1941年9月1日创刊号上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西北大学担负了“恢复固有文化……注重考古工作……”等具体办学使命。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历史系的考古学教育不仅继承了西北联大时期的优良传统，如设有考古班、考古学为历史学基础课程、注重参观考察和实地实习等。还在课程设置上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不仅有西方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抗战之前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研究也被列为讲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教育教学系统。在完善课程教学的基础上，野外调查实习一直没有中断，此前虽然经历过张骞墓的曲折，以至于此后再无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举措，但是历史系师生在之后的田野实习中，依旧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如：1943年，西北大学黄文弼教授接受学校委托，第三次赴甘肃、新疆考察；1943年陆懋德教授带领同学利用春假，对南郑小南海、梁山地区史前文化及地质结构进行考察，推测出小南海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可能。同时，在梁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石刀、石斧及蚌蛤壳等当时人类食余所弃之物。
另外，1944年12月，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王子云至城固考察汉代文物，并在西北大学校本部举办古迹照片展览。西北大学随后呈请教育部批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迁来城固，并与本校文学院进行合作研究。1945年4月，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自1940年成立以来累年所得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百余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西北大学。学校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由原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系统地对相关文物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系统研究，并举行专题展览，还拟建立永久性的西北文物馆，以作教育展示之用。 抗战胜利后，原组西北联大的部分师资返回平津复校，1946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也全部迁回西安，虽在师资人员上有所变化，但是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延续着一贯的风格，仍旧集结了马师儒、周传儒、许重远、冯永轩、关益斋、王子云等一大批知名大家。该系西北文物研究室在收集整理西北特有之文物资料、发掘西北固有文化传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西北文物研究室曾对西安郊区史前文化进行探寻，寻得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掘出古代洞穴数处，获得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及贝壳器。特别是发现接近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是陕西境内发现彩陶的第二处。
西北文物研究室在对原有文物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也相继举办过多次大规模的专题展览，如1946年西北文物研究室举办的专题展览有：西北史迹照片；敦煌艺术；西北风物图片；西北历代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1947年8月，该室将具有珍贵价值的特殊文物拓片，如古代彩陶摹绘、秦汉瓦当拓片、西北名碑拓片、商代青铜器拓片、唐墓壁线刻画等7类87种，选送教育部展出。其中一部分被选送往墨西哥参加当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尤其是1948年春节，该室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展出了莫高窟北魏隋唐壁画之摹绘、唐人写经、金泥佛像、天花图案、碑刻拓片等罕见珍品，引起西安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参观者“肩摩踵接，络绎不绝”，在介绍传播敦煌艺术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1948年暑期，王子云先生曾赴京陈述西北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引起上层关注。
另外，为加强西北边疆研究，西北大学1943年在文学院下设置边政学系（1947年转入法商学院），由黄文弼先生担任系主任，计划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图集和文物加以收集、研究，并且在其开设的科目中也列有考古学和人类学。西北大学边政学系也组织过多次去甘肃、青海等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其中1948年暑期，边政学系师生20多人曾远赴新疆，在开展见习之余，实地考察了哈密回王墓、焉耆唐代古城遗址、库车千佛洞、香妃墓、敦煌莫高窟等名胜古迹十处，极大地丰富了见习内容。
西北考古和美术考古两大源头
西北大学在这一时期不仅在考古学教育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相关学科如古器物、古文字，甚至敦煌艺术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黄文弼和王子云两位先生为代表，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流派。
黄文弼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后研究所又成立国学门，设立考古研究室，1924年又成立考古学会，黄文弼因缘担任助教一职。此间逐渐了解到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考古学兴趣日隆。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内蒙、新疆一带展开科学考察，黄文弼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此次科考。前后历时3年，行程18000多公里，考察之艰辛难以想象，等考察结束，黄文弼带着80余箱采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齿脱落”。但是，艰难困苦并没有削减他对西北考古的兴趣，1934年前后，他又二度赴新疆实地考察。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北联大、西北大学，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此次考察沿丝绸大道经河西走廊，沿途以考古调查为主，对新疆古迹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黄文弼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博采众长，逐渐形成了一套西方近代考古学与中国传统金石学、考古调查、史学研究、考古与边疆、民族、地理、宗教等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尤其是将考古学与边疆研究相结合，奠定了我国边疆考古学的基础，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王子云先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上世纪30年代曾留学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37年回国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1939年，为抢救和保护西北文物、古迹资料，教育部接受其建议，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并任命其为团长。自1940年起，王子云率团先后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洛阳地区、甘肃敦煌、青海等地考察，前后历时五年。1945年遵教育部令，将考察所得各类文物全部拨归西北大学，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受聘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文物研究室主任。这一时期，王子云先生在前期对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考察的基础上，逐渐将艺术与文物考古相结合，先后完成了《秦汉瓦当艺术》《汉代陵墓图考》《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唐十八陵踏查记》等多部著作，开创出了中国美术考古学之先河，被誉为“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国立西北大学时期在考古学教育方面虽然没有建立独立的专业体系，但是，在这一时期，学校考古学课程设置已经常态化，考古学理论方法教育初步成熟，考古学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认同，形成了一定的教育教学体系，这些都为建国后考古学人才专业化培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另外，在近代考古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考古学研究渐趋本土化，这一时期开创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新流派，也为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后，西北大学考古文博事业得到继承和发展，并于1956年正式成立考古学专业，西北大学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设立考古学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