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约有240万志愿军赴朝参战。一组鲜为人知的数字是，停战后，21000多名志愿军战俘，14000多人去了台湾，7000多人回了大陆，张泽石就是其中之一。他同战俘们一道多次游行示威，多次绝食，战俘营里当年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杜德事件”。而与其他战俘不一样的是，张泽石由于长寿、思想深邃和文化水平很高，晚年，又大有作为。
　　从清华大学到朝鲜战场
　　伤病、冻饿和弹尽粮绝是被俘主要原因。其中近千人因各种原因死在战俘营。到停战后战俘遣返时，还有21000多人。张泽石就是其中之一。
　　张泽石1929年生于上海。祖父勤劳致富，父母亲都毕业于北平名校，读初中时在教会学校跟英美老师学了一口地道的英语，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朝鲜战争爆发后，张泽石报名参加志愿军，被编在60军180师538团，负责采访、编辑、刻印、发送《战斗快报》。
　　1951年5月，为掩护大部队转移，180师陷入重围。5天5夜激战后，伤亡惨重……当张泽石跌下山崖从痛楚中醒来，看见几个敌军持枪围住了他，自己身上已没任何武器，在粗暴的“起来”声中，被押进了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成了2万多名战俘中的一员。
　　巨济岛是韩国的第二大岛。巨济岛战俘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俘营，1951年11月建成，最多时关押15万朝鲜人民军战俘和2万多志愿军战俘。其中71、72、86和602战俘营为志愿军战俘营。
　　被俘以后，张泽石曾想过自杀，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同胞为了一个美国人抽剩下的烟头在地上争抢时，他觉得这丧失了人的尊严，变得“连狗都不如”，于是他想为难友们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他们说话，与美国人斗争，之后他成了美国人的翻译，成为战俘和看管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巨济岛战俘营里，不同政治立场的战俘之间的激烈斗争有如另一场国共内战。张泽石同战俘们一道多次游行示威，多次绝食，用各种形式揭露美军当局纵容和唆使志愿军中的叛徒迫害想回大陆的战俘，致使许多人在进行甄别时不敢表达自己的回国志愿。
　　战俘营里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杜德事件”。张泽石与战友们策划了活捉美军准将杜德的“壮举”，在战俘营里举行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代表全体朝中被俘人员提出四项要求：要求美军当局立即停止对战俘的一切暴行、停止借以非法扣留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停止强迫“甄别”、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1952年5月10日，杜德终于在《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上签了字。
　　后来，张泽石等18名出席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强硬派们被押往巨济岛的最高监狱。在这里，他们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的时间只能困在那1.6平方米的牢笼里呆坐着。
　　“变节者”的《战俘手记》
　　1953年6月8日，中国、朝鲜与联合国军签署了遣返战俘协定。9月6日，张泽石作为最后一批被交换回三八线以北的100多名中国“战犯”，由美军用卡车送往板门店。
　　回国后，与所有战俘一样，张泽石被视为“变节者”，从肃反、反右到“文革”，每次运动，无一幸免，总被批斗和折磨。“党籍被开除，军籍也不被承认。所有我的难友都处于那么一种无助的状态。”这是回国40年后，张泽石著作中的一段话。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有个提案委员会，里面有他敬仰的巴金、茅盾、冰心等老作家，于是发动全家抄写申诉信。1980年10月，张泽石终于盼来了“中发（1980）74号” 文件《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从那时起，国家开始对志愿军战俘重新审查、正确处理。
　　如今，张泽石已经出版著、译共十一部，成为著名作家、2011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他用了30年时间去追寻、记录我们这个特殊的志愿军战俘群体的苦难历史。最后完成了两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前者着重叙述自己与归国难友的经历，后者着重叙述去台湾难友们的命运。
　　“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干杯！大家都感觉到：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张泽石说。
　　他偶尔会想起年轻时的岁月，1946年他以化学、物理皆为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时，理想是当中国的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