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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李富春随党中央、中央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到达陕北后，李富春致力于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注重宣传党的理论知识，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发动和组织延安大生产运动。他一心为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论党分配什么工作，都任劳任怨地埋头干好，而且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延安时，大家把李富春誉为吃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也正是依靠这种“毛驴精神”，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李富春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的理论武装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避免盲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提高政治水平成为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延安时期，李富春注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重视提高党员干部和学生的理论修养。
1937年，李富春赴延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他经常去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为学员们讲课，帮助大家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讲课语言生动，声音洪亮，内容丰富。人们常说：马列主义的理论从他口里说出来就通俗易懂了。他讲课时特别强调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一位学员回忆道：“中央负责同志讲的课，一般都是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起，紧密结合他们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把问题讲得又深又透。”这名学员还清楚地记得：李富春给他们讲关于民运工作的一些原则问题，讲解具体而深刻。李富春特别强调群众对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抗日战争、革命事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我们党的一切革命活动都是建筑在革命群众的基本要求之上，并始终是为着人民群众的。这名学员回忆说：“富春同志不仅引导我们认识民运工作的重要，而且还结合苏维埃地区过去的经验和当前形势的特点指出如何开展群众运动，对我们进行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到延安求学，共产党“来者不拒”，尽量接收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爱国青年。然而，有些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不甚了解，为此，李富春专门就这一问题为学员讲解。他结合具体实际，深刻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并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最低纲领——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实现民族主义;肃清中国内部的封建势力，实行民主政治，实现民权主义;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民生主义。对于如何实现最低纲领，他强调，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励学生了解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场报告深入浅出，让爱国知识青年开始懂得中国革命的步骤和方法，逐渐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摒弃对国民党的幻想，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当年听过该报告的同志回忆道：“那次报告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很深，听完后，使得我们的头脑顿时清醒起来，明确了许多问题，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理想教育。”
同时，李富春还十分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1938年4月，他在给党员讲授党课时，反复强调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理论的武装，没有理论，就没有指南针。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的理论武装，我们的指南针。正是因为有理论武装，所以我们才能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我们能站在群众的面前，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组织部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学习组每天9点前开展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时任陈云秘书的刘家栋回忆道：“当时，陈云带头坚持学习，副部长李富春也很积极，科长们都参加，为部里的同志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此外，李富春也鼓励老干部党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水平，抽出时间学习，深刻认识理论的重要性，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继续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吸收与研究新的经验，如此才能不落后于革命的需要，才能发挥自身的优良品质，才能发扬老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1939年11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宣传党的理论，李富春对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陕甘宁边区党的特点：它在陕甘宁边区是完全合法的公开的党、是领导政权和军队的党、是公开领导民众运动与民众组织的党。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党具有这些特点，才使党的工作、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在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总原则下，有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变化;才使陕甘宁边区由原先落后的三省交界区域，能够成为抗战的坚强堡垒。李富春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的总结，增加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争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后，如何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共产党考虑的主要问题。李富春作为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动员群众积极抗日做了不懈努力。
1936年5月，李富春随西方野战军参加西征战役;7月，战役结束，野战军大获全胜。为此，李富春专门著文，总结红军西征胜利与创造陕甘宁苏区的伟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陕甘宁党的总任务，即迅速把陕甘宁苏区巩固和扩大起来，使之迅速地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更加努力地争取与组织广大蒙民回民及附近白区的白军与人民到广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上来！此时，抗日成为陕甘宁苏区的主要任务，李富春为动员全民族抗战进行积极准备。针对陕甘宁苏区工作中存在着“未能充分与深入群众斗争中把下层的基础建立起来，在党的组织方面、政权方面、群众工作方面，都还没有坚实的基础”的问题，李富春提出了三点改进意见：一是深入分配土地斗争，严厉镇压民族反革命活动，巩固抗日后方;二是安定群众生活，发展经济;三是完成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要真正深入乡村，深入群众。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积极调解，努力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基础。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有利形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富春重视组建人民武装力量，鼓励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组织。他认为：“凡是中国人民应有抗日的集会、结社、言论和民主自由的权利，所以在统一战线区域，人民的抗日武裝组织，是人民抗日组织之一部，不管是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抗日组织之下，应有武装部或武装委员会之设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实现妇女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禁止缠足的布告。为了促使放足运动深入开展，李富春同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13人提议“禁止妇女缠足”。经讨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极大地促进妇女解放，有效地发动边区妇女参加到生产抗战上来。同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紧迫局势，李富春在对北平、天津失守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呼吁“我们现在必须立刻有一个具有坚决抗战决心的，在抗日的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经济上，外交上教育上，动员人民上的全国抗战的整个计划，和一个‘领导全国一致奋斗’‘要人人参加抗战’的具体办法，公布于全国人民之前，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来实现才能保障抗战的动员与抗战的胜利”，并且就如何发动全民族共同抗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南京政府必须下决心抗战;二是立即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三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共同抗战;四是必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势力;五是改革现有的政治机构，实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六是立即实行国共两党的合作;七是在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上实施适于抗战的新政策;八是在外交上必须进行抗日的积极自主外交。只有彻底地实行这些办法，才能领导全国人民一致奋斗、共同抗日，才能实现全国抗战的彻底胜利。
在全面抗战爆发两个月后，李富春就抗战情况进行了分析，再次强调建立人民武装的重要性，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战。他断言：“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如果要使军队在抗战中取得胜利，必须是政府与人民，军队与人民，密切相互的打成一片才行。”然而，当前在长辛店及平津一带，“军与民”“官与民”的关系是恶劣的。针对此种现象，李富春呼吁“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权利，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心”。两个月的全面抗战，铁的事实、血的教训证明：“政府离不开人民，军队离不开人民，要争取抗战的胜利更离不开人民;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抗战，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一个幻想。”因此，就当前的严峻形势，如果要保卫华北，要保卫江浙，要保卫全中国，重要的是政府要给人民参战的民主自由，动员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救国。政府只有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权利，才能发动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动员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
加紧生产以支持抗战
延安时期，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的野蛮进攻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支持长期抗战，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积极响应号召，协助毛泽东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人民群众发展生产。
1939年2月2日，李富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出席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进行具体阐述。他指出：克服困难，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展边区工农业生产，从而实现自给自足，而发展生产运动“不仅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改善我们的生活”，以“求得抗战前途更顺利地发展”。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李富春提出发展生产运动的具体计划，并将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议正式列入当年生产运动的具体计划中。同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后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李富春任院长。1940年9月1日，学院正式开学，李富春在开学典礼上明确了自然科学院的任务，即“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为发展生产运动提供技术支持。此外，为了广泛动员和团结科技人员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李富春积极倡导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第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质困难。其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人民抗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李富春的具体主持下，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敌区工委及马列学院、鲁艺等单位首先成立中央直属机关总生产委员会，并拟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其中，中央组织部在陈云、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率先跨入开荒生产的先进行列。中央组织部组织劳动协助队，制定“一不迟到早退，二不损坏工具，三听从指挥”的三大劳动纪律，推而广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后來，李富春还直接担任中直机关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各机关的生产大都由秘书长亲自部署，将生产工作一抓到底。
在生产运动发动半年后，李富春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进行初步总结：半年来，我们工农业各方面生产取得显著成绩，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而且奠定了边区在坚持抗战情况下保卫边区、解决财政物质困难、改善民生的基础。对于为何边区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李富春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二是不仅具有实干、硬干、快干的精神，而且要求农民有高度的热忱，加之工作人员、战斗员与青年学生，以集体行动来初次参加生产;三是广大民众的劳动热忱。在全民共同参与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获得初步成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发展生产运动过程中，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一是“经验与技术的缺乏”，二是部分干部存在着“守旧的、顽固的、狭窄的实际主义倾向”，拘泥于陈旧的经验与习惯，缺乏创造精神。因此，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团结和培养生产上的专门科学人才，注重提高技术水平。他还鼓励群众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要相信：什么事我们不做则已，只要我们认真地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好。
1943年以后，大生产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1月，李富春提出1943年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的目标;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亲自上阵参加比赛;9月，李富春率领中直机关各生产委员会主任到南泥湾了解开荒情况，并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这一年边区军民的生产运动收到巨大成效，李富春将其总结为四大成绩：一是做到“丰衣足食”，减少了财政负担，建立起“革命家务的基础”;二是创造许多新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供给制度;三是提高了杂务人员的觉悟;四是加强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延安掀起了广泛深入的“大家动手，人人参与”的生产热潮，后来大生产运动由延安地区发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东北地区，甚至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延安时期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也是党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重要时期。李富春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埋头苦干，一心为民，任劳任怨，发扬“毛驴精神”，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各项工作的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一代功名托至公。”王首道认为李富春个人品德的最核心东西，就是一心为公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需要我们努力继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 / 陈 洪
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的理论武装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行动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避免盲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行动指南。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提高政治水平成为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延安时期，李富春注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重视提高党员干部和学生的理论修养。
1937年，李富春赴延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他经常去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为学员们讲课，帮助大家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讲课语言生动，声音洪亮，内容丰富。人们常说：马列主义的理论从他口里说出来就通俗易懂了。他讲课时特别强调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一位学员回忆道：“中央负责同志讲的课，一般都是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起，紧密结合他们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把问题讲得又深又透。”这名学员还清楚地记得：李富春给他们讲关于民运工作的一些原则问题，讲解具体而深刻。李富春特别强调群众对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抗日战争、革命事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我们党的一切革命活动都是建筑在革命群众的基本要求之上，并始终是为着人民群众的。这名学员回忆说：“富春同志不仅引导我们认识民运工作的重要，而且还结合苏维埃地区过去的经验和当前形势的特点指出如何开展群众运动，对我们进行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到延安求学，共产党“来者不拒”，尽量接收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爱国青年。然而，有些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不甚了解，为此，李富春专门就这一问题为学员讲解。他结合具体实际，深刻剖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并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最低纲领——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实现民族主义;肃清中国内部的封建势力，实行民主政治，实现民权主义;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民生主义。对于如何实现最低纲领，他强调，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励学生了解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场报告深入浅出，让爱国知识青年开始懂得中国革命的步骤和方法，逐渐消除对共产党的疑虑，摒弃对国民党的幻想，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当年听过该报告的同志回忆道：“那次报告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很深，听完后，使得我们的头脑顿时清醒起来，明确了许多问题，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理想教育。”
同时，李富春还十分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1938年4月，他在给党员讲授党课时，反复强调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有理论的武装，没有理论，就没有指南针。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的理论武装，我们的指南针。正是因为有理论武装，所以我们才能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我们能站在群众的面前，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组织部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学习组每天9点前开展自学，每周集体讨论一次。时任陈云秘书的刘家栋回忆道：“当时，陈云带头坚持学习，副部长李富春也很积极，科长们都参加，为部里的同志们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此外，李富春也鼓励老干部党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水平，抽出时间学习，深刻认识理论的重要性，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继续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吸收与研究新的经验，如此才能不落后于革命的需要，才能发挥自身的优良品质，才能发扬老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1939年11月，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宣传党的理论，李富春对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相关工作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陕甘宁边区党的特点：它在陕甘宁边区是完全合法的公开的党、是领导政权和军队的党、是公开领导民众运动与民众组织的党。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党具有这些特点，才使党的工作、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在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总原则下，有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变化;才使陕甘宁边区由原先落后的三省交界区域，能够成为抗战的坚强堡垒。李富春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的总结，增加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争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
抗日战争全面爆后，如何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共产党考虑的主要问题。李富春作为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动员群众积极抗日做了不懈努力。
1936年5月，李富春随西方野战军参加西征战役;7月，战役结束，野战军大获全胜。为此，李富春专门著文，总结红军西征胜利与创造陕甘宁苏区的伟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陕甘宁党的总任务，即迅速把陕甘宁苏区巩固和扩大起来，使之迅速地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更加努力地争取与组织广大蒙民回民及附近白区的白军与人民到广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上来！此时，抗日成为陕甘宁苏区的主要任务，李富春为动员全民族抗战进行积极准备。针对陕甘宁苏区工作中存在着“未能充分与深入群众斗争中把下层的基础建立起来，在党的组织方面、政权方面、群众工作方面，都还没有坚实的基础”的问题，李富春提出了三点改进意见：一是深入分配土地斗争，严厉镇压民族反革命活动，巩固抗日后方;二是安定群众生活，发展经济;三是完成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要真正深入乡村，深入群众。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积极调解，努力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基础。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有利形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富春重视组建人民武装力量，鼓励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组织。他认为：“凡是中国人民应有抗日的集会、结社、言论和民主自由的权利，所以在统一战线区域，人民的抗日武裝组织，是人民抗日组织之一部，不管是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抗日组织之下，应有武装部或武装委员会之设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实现妇女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禁止缠足的布告。为了促使放足运动深入开展，李富春同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13人提议“禁止妇女缠足”。经讨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极大地促进妇女解放，有效地发动边区妇女参加到生产抗战上来。同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紧迫局势，李富春在对北平、天津失守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呼吁“我们现在必须立刻有一个具有坚决抗战决心的，在抗日的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经济上，外交上教育上，动员人民上的全国抗战的整个计划，和一个‘领导全国一致奋斗’‘要人人参加抗战’的具体办法，公布于全国人民之前，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来实现才能保障抗战的动员与抗战的胜利”，并且就如何发动全民族共同抗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南京政府必须下决心抗战;二是立即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三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共同抗战;四是必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势力;五是改革现有的政治机构，实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民主化;六是立即实行国共两党的合作;七是在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上实施适于抗战的新政策;八是在外交上必须进行抗日的积极自主外交。只有彻底地实行这些办法，才能领导全国人民一致奋斗、共同抗日，才能实现全国抗战的彻底胜利。
在全面抗战爆发两个月后，李富春就抗战情况进行了分析，再次强调建立人民武装的重要性，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战。他断言：“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如果要使军队在抗战中取得胜利，必须是政府与人民，军队与人民，密切相互的打成一片才行。”然而，当前在长辛店及平津一带，“军与民”“官与民”的关系是恶劣的。针对此种现象，李富春呼吁“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权利，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心”。两个月的全面抗战，铁的事实、血的教训证明：“政府离不开人民，军队离不开人民，要争取抗战的胜利更离不开人民;单纯依靠政府军队的抗战，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一个幻想。”因此，就当前的严峻形势，如果要保卫华北，要保卫江浙，要保卫全中国，重要的是政府要给人民参战的民主自由，动员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共同抗日救国。政府只有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权利，才能发动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动员人民团结起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
加紧生产以支持抗战
延安时期，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的野蛮进攻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改善边区人民的生活，支持长期抗战，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积极响应号召，协助毛泽东开展大生产运动，动员人民群众发展生产。
1939年2月2日，李富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出席中央财政经济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进行具体阐述。他指出：克服困难，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发展边区工农业生产，从而实现自给自足，而发展生产运动“不仅能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而且要更进一步地改善我们的生活”，以“求得抗战前途更顺利地发展”。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李富春提出发展生产运动的具体计划，并将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建议正式列入当年生产运动的具体计划中。同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后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李富春任院长。1940年9月1日，学院正式开学，李富春在开学典礼上明确了自然科学院的任务，即“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为发展生产运动提供技术支持。此外，为了广泛动员和团结科技人员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李富春积极倡导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第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质困难。其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人民抗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李富春的具体主持下，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敌区工委及马列学院、鲁艺等单位首先成立中央直属机关总生产委员会，并拟定具体的生产计划。其中，中央组织部在陈云、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率先跨入开荒生产的先进行列。中央组织部组织劳动协助队，制定“一不迟到早退，二不损坏工具，三听从指挥”的三大劳动纪律，推而广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后來，李富春还直接担任中直机关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各机关的生产大都由秘书长亲自部署，将生产工作一抓到底。
在生产运动发动半年后，李富春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进行初步总结：半年来，我们工农业各方面生产取得显著成绩，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而且奠定了边区在坚持抗战情况下保卫边区、解决财政物质困难、改善民生的基础。对于为何边区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李富春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二是不仅具有实干、硬干、快干的精神，而且要求农民有高度的热忱，加之工作人员、战斗员与青年学生，以集体行动来初次参加生产;三是广大民众的劳动热忱。在全民共同参与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获得初步成功。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发展生产运动过程中，仍存在着严重的弱点：一是“经验与技术的缺乏”，二是部分干部存在着“守旧的、顽固的、狭窄的实际主义倾向”，拘泥于陈旧的经验与习惯，缺乏创造精神。因此，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团结和培养生产上的专门科学人才，注重提高技术水平。他还鼓励群众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要相信：什么事我们不做则已，只要我们认真地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好。
1943年以后，大生产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1月，李富春提出1943年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的目标;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亲自上阵参加比赛;9月，李富春率领中直机关各生产委员会主任到南泥湾了解开荒情况，并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这一年边区军民的生产运动收到巨大成效，李富春将其总结为四大成绩：一是做到“丰衣足食”，减少了财政负担，建立起“革命家务的基础”;二是创造许多新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供给制度;三是提高了杂务人员的觉悟;四是加强了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延安掀起了广泛深入的“大家动手，人人参与”的生产热潮，后来大生产运动由延安地区发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东北地区，甚至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延安时期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也是党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重要时期。李富春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埋头苦干，一心为民，任劳任怨，发扬“毛驴精神”，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各项工作的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一代功名托至公。”王首道认为李富春个人品德的最核心东西，就是一心为公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需要我们努力继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