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朴，江西石城县人，现居广东深圳。有诗歌、散文、小说散见于《天涯》《散文》《文学报》等报刊。著有散文集《私人手稿》《慢生活》等。曾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广东省第三届散文奖，散文作品入选二十余种文学选本，《慢生活》入选2012年度香港国际书展。
　　南风起于海边，越过大半个城市，一路寻寻觅觅，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院子外的街区上空徘徊。暮晚的余光，像时间的一种苍老方式。
　　下班以后，大院很安静，也很空洞。
　　站在阳台上，望着楼下某个地方出神，我也有空落感。此刻，偌大的院落，剩下两个人株守着，一位是门口值夜班的保安，另一个是我。隔着几十米距离，我们相互张望，像两个无所皈依的寻找者。
　　在院中央一间办公室里，我的时间以敲打键盘贩卖汉字的方式存在。手指按下去，发出阵阵清晰脆响。这种以谋生命名的半封闭空间，谈不上什么体面，有的只是生存法则，使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没有人与之写信的上校》里的上校，十五年如一日地去码头等待抚恤金信件那样，生存与信念之间，那么贫穷、无助。坐在一把陈旧的椅子上，我始终用微笑的方式袒露自己。有时候平静地接听几个紧要或不紧要的电话，对方接收到的信号，无疑充满假象。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妥协后的波澜不惊。那种敲打键盘的声音，与精神道德之类无涉，还可能存在文字污染的可能，机械，重复，虚张声势，类似分贝短促的噪音。有一次，和一位熟人闲谈，我把这种情形转述了一番。熟人素来注重“体面感”，日子过得挥洒自如，对生活档次的讲究葆有执着的热情。也许是我表达上的弱智，那天他的眼神很新鲜，像审视陌生人一样，从头到脚审视了我好几分钟，还好没把我当做精神病院出来的。
　　一个人的内心想法是隐秘的，别人只能怀揣几许猜想，难免误解。我很少外出，也不太乐于尝试各种人际聚会，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很少说话。这个习惯，于己方便，于他人也方便。关于人的体面感一类事物，往往言不及义，谈也无趣。人世滔滔，长袖善舞者多，踽踽独行者，也不乏其人。在生存与精神的两种境遇中，我们就像踏上旅途的异乡人，总在回望与追寻的动荡里，难得安宁。
　　当叫做“暮暗”的雾色弥漫这个城市的时候，一种过滤掉白天生存课务的自省与缅怀，便浓郁地铺满异乡的这个房间。每天这个时候，大院外的街区喧闹缤纷，我独自将身体寄放在单身宿舍的窗前，任羽毛状的思绪撒落一地。香烟和茶，音乐和电影，让时间有所依待。城市的夜晚没有消息，使人深感同情，就像同情我自己。
　　房间里有时候不开灯。坐在窗前，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时间的长短难以预知。偶尔点根香烟，烟头的小火星，像内心的微光。白天长时间注视电脑，眼睛干涩，越来越怕白炽灯在眼前晃射。隔壁是幼儿园的侧院，没有照明设施，几株细叶榕在围墙边排列出好看的阴翳，旁边石子小道，隐隐透出灰白色。清早，七八只麻雀跳跃在树梢上，叽叽喳喳叫唤;园里做早操的孩子们，也像一群鸟雀，欢声笑语，气息清新。孩子们和鸟雀一样，他们活在自己的想法里，自然地做梦和呼吸，不像我，三更半夜，还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很多个清晨，我看见孩子们在榕树下走来走去，做各种游戏，孩童的单纯和青绿，深深地传染出一种明澈。
　　这个夏天，我没事就躲在房间里发呆。天气也作势，一个人闷久了，便想出去走走。上周末去爬山，在溪涧边坐了大半天。山地周遭绿树环绕，鸟声悦耳，清溪养目，身心少了些尘埃感。回来后当晚还写了几行字。那天晚上的房间，很新鲜，也很丰沛。
　　四月初，门前那条过境公路大手术式的施工进入了白热化状态。路面需要拓宽，建筑垃圾凌乱地堆放在废墟上，掘开的路面，东一段西一段，大片小片的坑洼。从高处俯瞰，公路像一条千疮百孔的长龙，趴在水泥楼房之间。地底，一条连接市区的轨道交通线也进入倒计时阶段。两项工程立体式铺开，过境公路失去了往日的流畅，像一条河流被拦腰阻截。每天，在这条瓶颈之路上，泥头车，货柜车，私家车，大巴，中巴，各种车辆像漂浮的积木，拥挤，堵塞，冲撞;喇叭声、刹车声、车轮碾过地面尖锐的金属声，如闷雷滚动，挤压着路边的事物。
　　辖区连接过境公路的进出通道，是七八条窄如盲肠的支线路，不到五米的宽度，被店铺和货摊挤占得仅容一车通行。许多车子急着赶路，总会从过境公路拐进支线道上，压过烤肉摊和米粉店前的脏污地面，扬起一路浊气。到夜里，暗黄色灯光照着路沿一长溜小吃档，空气油腻，混杂了烧烤炭味。下夜班的工人成群结伙坐在档前吃宵夜，他们脚下是一滩污水，肉骨头、脏纸巾随手抛落。冒失而来的车辆插入人丛中，和人群纠结在一起，细窄支线路像僵硬的毛细血管，虚弱地附在肌体上，你看不见它内部逐渐溃疡的部分。好长一段时间，在正儿八经的文书传递中，“打通微循环”成为频率最高的短语。负重的道路每天都在尖叫，比这一带店铺里此起彼伏招徕生意的高分贝音响还要清晰。
　　距离片区几里外的山脚下，另一条交通线黄土裸露，懒洋洋地向北延伸出去。许多个黄昏，我在这条路上散漫地走。这里是工业厂区和居民住宅区的边缘地段，人迹稀少。由于施工进度拖延，这条路像断裂的带子，有的地段已经铺上了碎石，有的地段还没开挖，土坡上的植物在荒芜中兀自生长。整条线路，像乡下农人丢弃太久的田场。路边有几个旧工棚，还能看见一条肮脏的黑毛狗疾跑而过。偶尔，野狗会停下来，爪子搭在土坎边，溺下一泡腥臊尿液，随后撒开四蹄飞奔而去。空气蒸发快，风吹来，带起干燥泥尘，扑打着路边的灌木丛，潦草而荒凉。双脚踩在沙石路面上，“嚓嚓”声惊扰了草棵里的蟲子，总有几只黑蟋蟀跳出来，丁点黑影擦过地面，最后潜入乱草，“唧唧”鸣声，添了一丝冷清。
　　五月到来时，肃静的办公大楼忽然在一个下午骚动起来。从一楼的门厅开始，孩子的哭喊和男人的怒骂穿透每一面墙壁。骚动蔓延，不一会上升到三楼办公室的核心部位，手掌拍击桌面的重音伴着一浪浪哭骂声，划破平静的空气。会议室里一片白光，素衣缟冠，包裹了哀怨、愤怒和乞求，震颤的声波由里向外扩展。声波的漩涡里，是下属单位的“头”。他站在人堆里，神态局促，举止无措。他试图用温和的话语抚平某种裂纹，然而所有的嘴巴都在大开大合，耳朵在此时失去了作用。孩子的哭闹，增加了那些嘴巴们的力度，夹杂浓郁方言的普通话，标枪一样射向他。那一刻，我猜想若是有一条遁逃暗道，他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整个过程，我一直在分辨骚乱的来处和去向。直到午后，人群散去，办公大楼恢复了肃静，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五月十四日，送报的阿山来得特别早，我刚进办公室，他就抱着一沓报纸跟进来。他说，这几天太热，十点过后路面灰尘多，拥挤，我们把时间改早了。大清早的，细密的汗珠滚动在他额头上，原本黧黑的脸落了些灰尘，看上去有点“花脸”的滑稽感。我给他倒了杯茶，他微笑着摆摆手，匆匆忙忙地挎着邮包走了。
　　十九年前在老家，假期无事，我曾代替休年假的熟人做过四十天邮递员。每天骑着自行车跑上五十多里山路，无论天晴下雨，纷沓的邮件总会暗暗地催促人上路。因为河水暴涨，我曾在经过一座乡间木桥的时候，随着桥身垮塌而跌入激流。那一次，要不是水性好，八成连命都没了;可是邮件全部被河水浸湿，报纸纸浆那样粘连在一起，信封上的字迹一片模糊。我坐在岸石上，一边翻晒信件，一边晾晒自己，狼狈不堪。
　　——每次看见四川籍临时工阿山，我就会想起十九年前，那个呼吸急促匆匆赶路的乡下临时邮递员。
　　道路施工铺开以来，沿线公交站牌拆除了，一些进出路口被封堵。仅容通车的半边旧路上，每天蠕动着望不到尽头的车流;行人像溃散的羊群，一撮又一撮，在车阵中穿越。每到周末，我总会在搭车回家的问题上发愁。就连走向公路对面，也在心惊肉跳的情形下完成。没了站牌，公交车像随地大小便的野汉子。省内长途车更是踪影难寻，好不容易坐上一辆，也会在这段路上长时间地悬浮;等车子终于熬上了高速路，司机失去耐性的驾驭方式会让同样焦躁的旅客陷入深度不安。不止一次，我像溺水者一样敲开家门时，家人的酣梦被我粗重的手势惊扰。一种无序的旅程。
　　阿山的出门时间越来越紊乱。有时候还没上班，他就来了，把报纸往办公室的门缝一塞，又急着去了别处;有时候他会来个电话，恳切地解释耽误的原因（他知道，我上午的工作主要是浏览当天的报纸，做一些与新闻报道相关的资料性工作）。我不能怪他，在逼仄的路途上穿行，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七月二十三日那天，九点一过，阿山就来了，他放下报刊，意外地坐了下来。我手头正忙着一份通讯稿，没有过多招呼他，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走了。新到的报纸里，夹了张字条，阿山的字迹，拙稚而清瘦。他说从九月起，单位要给他涨工资，他想请几个熟人喝杯小酒。我是他请的人之一。
　　我没有等到阿山的宴请。那天上午，他穿过公路去对面的手机店时，摩托车与逆向驶来的大卡车相撞。他出事的地点，距手机店两米之遥，仅仅一分钟差错，他的身体就停在那条破碎的公路上。那些邮件，散乱地遗弃在路边，像乡村路祭时抛落的纸钱。
　　……当缓慢的夏天快要结束時，动荡还在日夜不停地延续，像夏天的阳光，锋利，尖锐。
　　我依旧一天天坐在那间办公室，一天天做着重复的事。日子毫无新意，就像这个城市，一天天重复惯常的姿态，没有什么体面感。马尔克斯笔下的上校活了七十五年，也是一天天盼望有人给他来信。不同的是，活到他这个年纪，已然“心境洞彻”，没有什么难得住他了。而我显然还差那么一大截时光，需要默默地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