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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诞生以后，直到1939年才首次决定评定军衔等级。但是，从颁发建立军衔等级的《训令》开始，到最后终止军衔的评定，整整经历了三个年头，成为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次无果而终的制度建设举措。笔者现将此次军衔评定的主要过程加以归纳概述。供党史军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阅。
人民军队首次评定军衔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
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的艰苦岁月里。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述，“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那时，军队根本不具备评定等级的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了建立军衔制度的客观需要。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出现的新情况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委任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10月2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南方8省13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红军的改编，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红军改编的命令公布以前，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国内和平的实现，抗日战争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阶段中，“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会有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等”。正如总政治部所料。红军的改编给部队工作带来了三个最现实的问题：
一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取消。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任命了八路军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政训处正副主任。《命令》的公布，宣告了八路军政治委员和师以下政治机关的正式取消。
二是更换军服问题。按照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决定，红军将士必须脱下红军服装。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其中，令官兵感情上难以接受、不少人伤心落泪的是，摘下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换上缀着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帽徽的德国式直简帽。
三是“官阶制”问题。中共与国民党当局在部队改编问题的谈判中，虽然没有涉及军衔制的实施问题，但是按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制度，用军衔领章取代红色领章，是情理之中的事。
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取消后，导致了部队中的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鉴此，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原有制度，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10月28日，首先任命了三个师的政治委员，接着陆续恢复了旅以下政治主官和各级政治机关。关于更换军帽和帽徽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用“红星藏在心里”的道理，做自己和部属的思想工作，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官兵都按条令规定佩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徽(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多数部队自发地摘去帽徽，只留下帽徽下面的两颗纽扣)。
第三个问题，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摆在八路军、新四军军制建没道路上的一个难以处理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军衔的评定，既有在国共两军交往等实际工作中客观上需要建立的一面，又有物质等条件上难以支持其实施的另一面，矛盾比较突出。
实施军衔制度客观需要
红军改编后，作为国民革命军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理所当然应该执行统一的军制；从实践上看，也确有这方面的需要。因为国民党的所有部队都建立有军衔制度，军需物资和薪饷的拨付，友邻部队之间交往的对等关系，官兵的一切生活待遇，均以军衔等级为标准。因此，在评定军衔制度以前，只能采取权宜的办法来应对这一情况，即对上、对外按照职务的编制军衔确定每个干部的地位。例如1938年春，八路军各师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营以上干部履历名册中，都按职务的编制军衔赋予了每个人军衔。下面是一二0师经八路军总部上报的干部履历名册摘录：
“中将师长贺龙，中将副师长萧克，少将参谋长周士第；上校参谋处长彭绍辉，中校一科长唐健伯，中校副官处长杜丙贤，少校副官刘绍南，少校秘书主任樊哲祥，中校军法处长黄新克，中校供给处长陈希云，少校处长赵镕；中校通信营长严里驰，中校警备营长朱声达，中校骑兵营长蔡九，少校电台队长尤静轩，少校副校长(注：随营学校)张树芝。”
三五八旅，“少将旅长卢冬生，少将副旅长张宗逊，上校参谋长姚拮，中校一股长易耀彩”；七一五团，“上校团长王尚荣，中校副团长黄新廷，少校一营长傅传作”；七一六团。“上校团长贺炳炎，少校参谋王绍南”。
三五九旅，“少将旅长陈伯钧，少将副旅长王震，少校股长左齐”；七一七团，“上校团长刘转连，少校营长苏鳌”：七一八团，“中校副团长徐国贤”。
警六团，“上校团长王兆相，中校副团长孙超群，少校参谋兼军需王山海。少校卫生队长张金，少校一营营长贺立爱，少校二营营长贾兰芝。少校三营营长吴子明”。
宋支队，“上校支队长宋时轮。少校参谋兼军需朱由芹，少校卫生队长吴树松，少校一营营长唐家礼，少校二营营长陈仿仁，少校三营营长魏绣初”。
游击支队，“上校支队长顿新银(即顿星云)，中校参谋长张新华”。
保存在档案馆里的上述军衔名册，有的当事人几十年后才发现，并将此当做“新闻”津津有昧地谈论。
制约八路军、新四军实施军衔制度的客观因素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最初被授予第八路军的番号，9月11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9月26日，毛泽东给各部队发电报指出：十八集团军是战时序列，八路军是经常称呼，各省普遍都知道八路军：两个名义都要，注意在前方称十八集团军。由此可见，无论是八路军也好，十八集团军也好，从编制上讲，都是国民革命军序列内的正规部队。但是，从中共军事战略上讲，按毛泽东的观点，八路军只能称为“某种程度上”的“正规性”部队，“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
以上是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的。毛泽东在该文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一节中说，我党在此以前经过了两个军事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他明确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1937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 紧，在洛阳办事处滞留的20多天中，又来了很多南下去彭雪枫部队的同志，有60余人。办事处决定，由吴德安和罗应怀带队，佩戴军衔符号闯过国民党军的警戒线。吴德安是中共中央警卫营营长。佩上校军衔领章，罗应怀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二营副营长的身份，佩少校军衔领章。罗应怀和吴德安商量后报办事处批准，决定第二天一早出发。
几十年后，罗应怀回忆说：“快到洛阳桥时，突然，守桥的国民党部队两个连紧急集合，持枪跑到桥上，左右分立，荷枪实弹。气氛十分紧张。我想，这下麻烦了，手心里捏了一把汗。我向大家说：‘成两路纵队跟上，精神一点，到桥上大伙别说话，由我来应付。’这时，一个国民党中尉值星官喊完‘立正’口令后跑步上前向我们敬礼报告。我和吴德安还礼，并给下了‘稍息’的口令。部队大摇大摆，精神抖擞地通过了洛阳桥。过桥后我回头一看，桥上集合的部队已解散，这时我才长舒了一口气。事后我想，可能是国民党部队等级森严，看我们军容严整且都是校尉军官，搞不清虚实才如此顺利地放行。借着这身国民党少校军服‘唬人’。我们这支队伍几经辗转。历经磨难，终于胜利到达淮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一些新四军基层单位官兵曾佩戴过军衔符号
现在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中，就有周恩来、叶挺、叶剑英等人在抗战初期佩戴中将军衔领章符号的留影。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在武汉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他俩同代表团和长江局其他成员项英、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以及高级参谋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等人，住在长江局大楼内。王明曾心血来潮，随口编了一副对联，描述六位军界人物的所住位置：“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20世纪90年代，笔者参观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时，看到当年周恩来、叶剑英的住室中陈列的两人军装上衣的领口上，都缀有国民革命军中将领章的标志符号。
另据开国少将、曾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的王直回忆说：1937年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我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任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痛的事情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一是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十年，我亲眼看到许多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群众倒在他们的枪口下，我们还没来得及为他们报仇，现在却要和敌人‘同流合污’，这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二是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授了衔，似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红军凝聚力会大受影响。当时，我所存在的思想，在红军战士中是普遍存在的”。“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同志知道我这方面思想不通，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谈的大意是：国共合作是在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和革命形势发展大局的需要：部队改编是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的统一，我们不是在国民党领导下来改编，而是独立自主地进行改编，改编并不意味着我们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仅仅是便于作战指挥，官兵仍旧是同甘共苦，没有贵贱之分。一席话，说通了我的思想，懂得了许多政策和策略上的道理。”
军衔评定三年无果而终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暂评定军衔的征求意见电
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请各战略单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电报原文：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概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军委
1942年4月24日
(发总部、军部、三个师、聂军区、冀中、山东)
各地回电同意暂不评定军衔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征求意见电发出后，很快得到各单位的回音，一致同意暂不评衔。现将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已经收集到的几个战略单位的回电列后。
八路军总部《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1942年5月11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发给中央军委并各兵团的电文：军委并告各兵团：
关于军队干部军职等级问题，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各级干部之津贴仍照前规定发给，以免生风波。
彭左罗
新四军军部《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1942年5月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发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的电文：毛朱王叶：
关于军队中干部等级(将校尉)问题，目前我们同意不划分等级。谨复。
陈饶赖
一二。师《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1942年5月6日，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发给中央军委、贺龙并彭德怀、左权的电文：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廿四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廿四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甘
一二九师《同意部队不分等级》。1942年5月9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等，发给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的电文：王毛朱叶彭：
前次部队等级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干部分等级，战士不分等级之指示，现在游击环境，我们完全同意不分将校尉等级。唯由集总决定各级津贴是否改为同等发给，或仍然不改，或请集总通令实行。
邓刘蔡黄朱
晋察冀军区《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1942年5月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署名，发布《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内称：
因我军过去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在今天又是长期处于分散游击战争之环境，过去既无等级制度之习惯，实行等级又无深刻长久之教育，致实行等级制度时，有许多不便，兼之意见尚未完全一致，因此1942年2月5日编字第二号命令所颁布试行之等级制度，与2月2日编字第一号令有关等级命令，着即取消。至于待遇之马匹、津贴等，仍照本年2月5日编字第二号命令原则执行。
到此，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部署的军衔评定工作正式终止。从1939年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发评定军衔的《训令》开始，到1942年5月30日。最后一个战略单位对暂不授衔表态拥护为止，正好三年。
人民军队首次评定军衔决定出台的历史背景
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的艰苦岁月里。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述，“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那时，军队根本不具备评定等级的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了建立军衔制度的客观需要。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出现的新情况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委任令，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10月2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南方8省13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红军的改编，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红军改编的命令公布以前，1937年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国内和平的实现，抗日战争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阶段中，“必须估计到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会有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等”。正如总政治部所料。红军的改编给部队工作带来了三个最现实的问题：
一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取消。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任命了八路军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政训处正副主任。《命令》的公布，宣告了八路军政治委员和师以下政治机关的正式取消。
二是更换军服问题。按照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决定，红军将士必须脱下红军服装。改换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其中，令官兵感情上难以接受、不少人伤心落泪的是，摘下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换上缀着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帽徽的德国式直简帽。
三是“官阶制”问题。中共与国民党当局在部队改编问题的谈判中，虽然没有涉及军衔制的实施问题，但是按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制度，用军衔领章取代红色领章，是情理之中的事。
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取消后，导致了部队中的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鉴此，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原有制度，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10月28日，首先任命了三个师的政治委员，接着陆续恢复了旅以下政治主官和各级政治机关。关于更换军帽和帽徽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用“红星藏在心里”的道理，做自己和部属的思想工作，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官兵都按条令规定佩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徽(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多数部队自发地摘去帽徽，只留下帽徽下面的两颗纽扣)。
第三个问题，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摆在八路军、新四军军制建没道路上的一个难以处理的大问题。这是因为军衔的评定，既有在国共两军交往等实际工作中客观上需要建立的一面，又有物质等条件上难以支持其实施的另一面，矛盾比较突出。
实施军衔制度客观需要
红军改编后，作为国民革命军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理所当然应该执行统一的军制；从实践上看，也确有这方面的需要。因为国民党的所有部队都建立有军衔制度，军需物资和薪饷的拨付，友邻部队之间交往的对等关系，官兵的一切生活待遇，均以军衔等级为标准。因此，在评定军衔制度以前，只能采取权宜的办法来应对这一情况，即对上、对外按照职务的编制军衔确定每个干部的地位。例如1938年春，八路军各师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营以上干部履历名册中，都按职务的编制军衔赋予了每个人军衔。下面是一二0师经八路军总部上报的干部履历名册摘录：
“中将师长贺龙，中将副师长萧克，少将参谋长周士第；上校参谋处长彭绍辉，中校一科长唐健伯，中校副官处长杜丙贤，少校副官刘绍南，少校秘书主任樊哲祥，中校军法处长黄新克，中校供给处长陈希云，少校处长赵镕；中校通信营长严里驰，中校警备营长朱声达，中校骑兵营长蔡九，少校电台队长尤静轩，少校副校长(注：随营学校)张树芝。”
三五八旅，“少将旅长卢冬生，少将副旅长张宗逊，上校参谋长姚拮，中校一股长易耀彩”；七一五团，“上校团长王尚荣，中校副团长黄新廷，少校一营长傅传作”；七一六团。“上校团长贺炳炎，少校参谋王绍南”。
三五九旅，“少将旅长陈伯钧，少将副旅长王震，少校股长左齐”；七一七团，“上校团长刘转连，少校营长苏鳌”：七一八团，“中校副团长徐国贤”。
警六团，“上校团长王兆相，中校副团长孙超群，少校参谋兼军需王山海。少校卫生队长张金，少校一营营长贺立爱，少校二营营长贾兰芝。少校三营营长吴子明”。
宋支队，“上校支队长宋时轮。少校参谋兼军需朱由芹，少校卫生队长吴树松，少校一营营长唐家礼，少校二营营长陈仿仁，少校三营营长魏绣初”。
游击支队，“上校支队长顿新银(即顿星云)，中校参谋长张新华”。
保存在档案馆里的上述军衔名册，有的当事人几十年后才发现，并将此当做“新闻”津津有昧地谈论。
制约八路军、新四军实施军衔制度的客观因素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最初被授予第八路军的番号，9月11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9月26日，毛泽东给各部队发电报指出：十八集团军是战时序列，八路军是经常称呼，各省普遍都知道八路军：两个名义都要，注意在前方称十八集团军。由此可见，无论是八路军也好，十八集团军也好，从编制上讲，都是国民革命军序列内的正规部队。但是，从中共军事战略上讲，按毛泽东的观点，八路军只能称为“某种程度上”的“正规性”部队，“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
以上是毛泽东于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的。毛泽东在该文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一节中说，我党在此以前经过了两个军事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他明确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1937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 紧，在洛阳办事处滞留的20多天中，又来了很多南下去彭雪枫部队的同志，有60余人。办事处决定，由吴德安和罗应怀带队，佩戴军衔符号闯过国民党军的警戒线。吴德安是中共中央警卫营营长。佩上校军衔领章，罗应怀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二营副营长的身份，佩少校军衔领章。罗应怀和吴德安商量后报办事处批准，决定第二天一早出发。
几十年后，罗应怀回忆说：“快到洛阳桥时，突然，守桥的国民党部队两个连紧急集合，持枪跑到桥上，左右分立，荷枪实弹。气氛十分紧张。我想，这下麻烦了，手心里捏了一把汗。我向大家说：‘成两路纵队跟上，精神一点，到桥上大伙别说话，由我来应付。’这时，一个国民党中尉值星官喊完‘立正’口令后跑步上前向我们敬礼报告。我和吴德安还礼，并给下了‘稍息’的口令。部队大摇大摆，精神抖擞地通过了洛阳桥。过桥后我回头一看，桥上集合的部队已解散，这时我才长舒了一口气。事后我想，可能是国民党部队等级森严，看我们军容严整且都是校尉军官，搞不清虚实才如此顺利地放行。借着这身国民党少校军服‘唬人’。我们这支队伍几经辗转。历经磨难，终于胜利到达淮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一些新四军基层单位官兵曾佩戴过军衔符号
现在保存下来的历史照片中，就有周恩来、叶挺、叶剑英等人在抗战初期佩戴中将军衔领章符号的留影。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在武汉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他俩同代表团和长江局其他成员项英、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以及高级参谋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等人，住在长江局大楼内。王明曾心血来潮，随口编了一副对联，描述六位军界人物的所住位置：“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20世纪90年代，笔者参观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时，看到当年周恩来、叶剑英的住室中陈列的两人军装上衣的领口上，都缀有国民革命军中将领章的标志符号。
另据开国少将、曾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的王直回忆说：1937年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我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任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痛的事情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一是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十年，我亲眼看到许多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群众倒在他们的枪口下，我们还没来得及为他们报仇，现在却要和敌人‘同流合污’，这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二是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授了衔，似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红军凝聚力会大受影响。当时，我所存在的思想，在红军战士中是普遍存在的”。“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同志知道我这方面思想不通，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谈的大意是：国共合作是在民族矛盾上升，建立统一战线和革命形势发展大局的需要：部队改编是国共合作在形式上的统一，我们不是在国民党领导下来改编，而是独立自主地进行改编，改编并不意味着我们理想信念的改变；军官佩戴军衔，仅仅是便于作战指挥，官兵仍旧是同甘共苦，没有贵贱之分。一席话，说通了我的思想，懂得了许多政策和策略上的道理。”
军衔评定三年无果而终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暂评定军衔的征求意见电
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请各战略单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电报原文：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概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军委
1942年4月24日
(发总部、军部、三个师、聂军区、冀中、山东)
各地回电同意暂不评定军衔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征求意见电发出后，很快得到各单位的回音，一致同意暂不评衔。现将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已经收集到的几个战略单位的回电列后。
八路军总部《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1942年5月11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发给中央军委并各兵团的电文：军委并告各兵团：
关于军队干部军职等级问题，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各级干部之津贴仍照前规定发给，以免生风波。
彭左罗
新四军军部《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1942年5月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发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的电文：毛朱王叶：
关于军队中干部等级(将校尉)问题，目前我们同意不划分等级。谨复。
陈饶赖
一二。师《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1942年5月6日，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发给中央军委、贺龙并彭德怀、左权的电文：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廿四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廿四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甘
一二九师《同意部队不分等级》。1942年5月9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师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等，发给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的电文：王毛朱叶彭：
前次部队等级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干部分等级，战士不分等级之指示，现在游击环境，我们完全同意不分将校尉等级。唯由集总决定各级津贴是否改为同等发给，或仍然不改，或请集总通令实行。
邓刘蔡黄朱
晋察冀军区《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1942年5月3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署名，发布《取消等级制度的命令》，内称：
因我军过去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在今天又是长期处于分散游击战争之环境，过去既无等级制度之习惯，实行等级又无深刻长久之教育，致实行等级制度时，有许多不便，兼之意见尚未完全一致，因此1942年2月5日编字第二号命令所颁布试行之等级制度，与2月2日编字第一号令有关等级命令，着即取消。至于待遇之马匹、津贴等，仍照本年2月5日编字第二号命令原则执行。
到此，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部署的军衔评定工作正式终止。从1939年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发评定军衔的《训令》开始，到1942年5月30日。最后一个战略单位对暂不授衔表态拥护为止，正好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