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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民主党派民盟中央著名领导人。他的调研思想、调研活动和调研作品影响了中国很多代学人。
他与江村的故事堪称传奇，辉映当代，光照后人。
江村是现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下的一个村，原名开弦弓村，“江村”这个名字是费孝通于1936年考察村落撰写著作时所起的。为什么叫江村？据他本人回忆：“之所以叫江村，是因为被调研的是吴江的一个村子，也是江苏的一个村子，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费彝江）中也有一个‘江’字，这样就叫‘江村’了。”
费孝通，江苏吴江县人，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吴文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学习3年，把吴书架上的书几乎都读完了。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获学校选送出国留学资格。在出国前，费孝通偕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研少数民族情况，不幸的是，两人在调研中发生意外，“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江村经济》中文版前言）。
在家养伤时，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建议他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并休养。他于1936年7月到村子里住了一个多月（7月3日至8月25日）。期间，写了7篇通讯，以田野调查方式，全面反映村民生产、生活状况，写出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苏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变迁的原因过程，据此得出改革的动力和方向。
1936年9月初，费孝通到伦敦政治学院读人类学博士，指导老师是弗斯（R.Firth）。到校后，费孝通向弗斯讲了他的调查经历，其中讲到在家乡调查农村的情况。导师为他定下“中国农民生活”的论文选题。这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从美国回到伦敦，因在美国时，吴文藻向其推介过费孝通，马林诺夫斯基便主动担任费的导师。费孝通正式成为名师之徒。
1938年春，费孝通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书局出版，该书于1939年以《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书名面世。马林诺夫斯基在序中介绍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称誉此书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優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该书一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当年中国的《图书季刊》重点作过介绍，但一直到1986年，此书的中文版才问世。
1981年11月18日，71岁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因《江村经济》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费孝通只在江村待两个月写出的《江村经济》，能够成为经典名著和一种历史现象，笔者以为至少有3点因由。
一是“进得去”和“出得来”。对人类学、社会学而言，存在的一大难题，就是“陌生化”和“他者化”的问题。一个外乡人，对调研对象的一切都很陌生，不容易走进具体的环境氛围，“进得去”成为难题。用第三者的眼光调研，得出的调查结果未必真实正确。
“进得去”，费孝通有优势。他是本地人，又有姐姐费达生的引介（她曾在该村开展过蚕丝业改革，建立乡村合作丝厂，很受村民尤其是妇女欢迎），有诸多良好的关系，村民和村长都很支持费孝通的调查，为他提供多种材料。费家是当地的累世望族，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清末最后一批生员，曾留学日本，当选县议会议长、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创办吴江县第一个蒙学院。费孝通本质上不是农民，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要“进得去”是不容易的事。费孝通的志向就是把自己放到农民里边去，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真心扎进村子，细心调查村情，热心研究农民，实践证明，他是实实在在走进去了。
“进得去”不简单，“出得来”更艰难。费孝通自己曾说过，人类学者在本土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的毛病，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而作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费孝通利用自身深厚的学养功力和专业特长，融合两者，把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中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晰，使人能够从中看到一个村屯代表着的乡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动力。
二是一个村庄与一个中国。《江村经济》写的只是一个只有359户1458人的小村庄，户均4人，小规模家庭。尽管费孝通的调研是全景式的，具体解剖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多方面，这种选点和方式依然是“微型”的。这样的一个村能否代表“中国农民生活”，西方人类学界一直有争议。也有人批评费孝通以“江村经济”冒名“中国农民生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费孝通曾如此谈论他的另一部关于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乡土中国》如此，《江村经济》更如是。1981年，费孝通到英国领奖时发表演讲说：“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同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中国农村不同的特殊性。”
对一个村能否代表一个国家，马林诺夫斯基给予高度肯定。他说：“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很多人类学家也肯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认为它主要是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窥一斑而见全豹，需要高超的提炼功夫和宽广视野。费孝通做到了这一点，让一个村作为里程碑挺立在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的丛林中。
三是一件事与一辈子。费孝通到江村开展调研时，不到27岁，虽然后来国内学术界认为，《江村经济》是老一代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尝试性调查，有开创性之功，但这个“尝试”也是偶然性的，是费孝通的“无心插柳”。他进到村后，发现这个村子可以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于是开始他的调查，写出这部能留存传承的经典作品。
1938年，费孝通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9年后，费孝通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1978年，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担纲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0年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的一生经历曲折、岗位多变，但没有转移和消沉他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费孝通把生命和乡土融合于身，秉承“志在富民”的崇高追求，始终关注“三农”，倾情土地和民族。从江村研究开始，他一生所思考关注的大部分都是乡村发展，乡土工业、城乡关系、绅士作用、人伦秩序以及文化自觉等内容，写出许多融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历史篇章。
对于家乡，费孝通有着很深的眷恋，他对江村的关注始终如一。他一生中，共去过江村28次，2003年最后一次去时，已是93岁高龄。费孝通初访江村是1936年，二访是1957年，三访是1981年。期间，有“反右”和“文革”的影响。对人类学而言，重访研究是一种调查方法。这种调查，可以对比式地揭示一个地方不同时间上的阶段特征和变化性质，从而发现改变的规律性、趋势性、生动性。江村幸运地成为这样的历史代表，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空节点，在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的坚持下，驰名世界，永载史册。
他与江村的故事堪称传奇，辉映当代，光照后人。
江村是现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下的一个村，原名开弦弓村，“江村”这个名字是费孝通于1936年考察村落撰写著作时所起的。为什么叫江村？据他本人回忆：“之所以叫江村，是因为被调研的是吴江的一个村子，也是江苏的一个村子，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费彝江）中也有一个‘江’字，这样就叫‘江村’了。”
费孝通，江苏吴江县人，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吴文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学习3年，把吴书架上的书几乎都读完了。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获学校选送出国留学资格。在出国前，费孝通偕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调研少数民族情况，不幸的是，两人在调研中发生意外，“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江村经济》中文版前言）。
在家养伤时，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建议他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并休养。他于1936年7月到村子里住了一个多月（7月3日至8月25日）。期间，写了7篇通讯，以田野调查方式，全面反映村民生产、生活状况，写出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苏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变迁的原因过程，据此得出改革的动力和方向。
1936年9月初，费孝通到伦敦政治学院读人类学博士，指导老师是弗斯（R.Firth）。到校后，费孝通向弗斯讲了他的调查经历，其中讲到在家乡调查农村的情况。导师为他定下“中国农民生活”的论文选题。这时，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从美国回到伦敦，因在美国时，吴文藻向其推介过费孝通，马林诺夫斯基便主动担任费的导师。费孝通正式成为名师之徒。
1938年春，费孝通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书局出版，该书于1939年以《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书名面世。马林诺夫斯基在序中介绍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称誉此书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優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该书一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当年中国的《图书季刊》重点作过介绍，但一直到1986年，此书的中文版才问世。
1981年11月18日，71岁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因《江村经济》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费孝通只在江村待两个月写出的《江村经济》，能够成为经典名著和一种历史现象，笔者以为至少有3点因由。
一是“进得去”和“出得来”。对人类学、社会学而言，存在的一大难题，就是“陌生化”和“他者化”的问题。一个外乡人，对调研对象的一切都很陌生，不容易走进具体的环境氛围，“进得去”成为难题。用第三者的眼光调研，得出的调查结果未必真实正确。
“进得去”，费孝通有优势。他是本地人，又有姐姐费达生的引介（她曾在该村开展过蚕丝业改革，建立乡村合作丝厂，很受村民尤其是妇女欢迎），有诸多良好的关系，村民和村长都很支持费孝通的调查，为他提供多种材料。费家是当地的累世望族，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是清末最后一批生员，曾留学日本，当选县议会议长、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母亲杨纫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创办吴江县第一个蒙学院。费孝通本质上不是农民，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要“进得去”是不容易的事。费孝通的志向就是把自己放到农民里边去，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他真心扎进村子，细心调查村情，热心研究农民，实践证明，他是实实在在走进去了。
“进得去”不简单，“出得来”更艰难。费孝通自己曾说过，人类学者在本土文化中容易犯“出不来”的毛病，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而作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费孝通利用自身深厚的学养功力和专业特长，融合两者，把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中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晰，使人能够从中看到一个村屯代表着的乡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动力。
二是一个村庄与一个中国。《江村经济》写的只是一个只有359户1458人的小村庄，户均4人，小规模家庭。尽管费孝通的调研是全景式的，具体解剖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多方面，这种选点和方式依然是“微型”的。这样的一个村能否代表“中国农民生活”，西方人类学界一直有争议。也有人批评费孝通以“江村经济”冒名“中国农民生活”，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费孝通曾如此谈论他的另一部关于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乡土中国》如此，《江村经济》更如是。1981年，费孝通到英国领奖时发表演讲说：“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同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中国农村不同的特殊性。”
对一个村能否代表一个国家，马林诺夫斯基给予高度肯定。他说：“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很多人类学家也肯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认为它主要是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窥一斑而见全豹，需要高超的提炼功夫和宽广视野。费孝通做到了这一点，让一个村作为里程碑挺立在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的丛林中。
三是一件事与一辈子。费孝通到江村开展调研时，不到27岁，虽然后来国内学术界认为，《江村经济》是老一代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尝试性调查，有开创性之功，但这个“尝试”也是偶然性的，是费孝通的“无心插柳”。他进到村后，发现这个村子可以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于是开始他的调查，写出这部能留存传承的经典作品。
1938年，费孝通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9年后，费孝通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1978年，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79年担纲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组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0年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的一生经历曲折、岗位多变，但没有转移和消沉他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费孝通把生命和乡土融合于身，秉承“志在富民”的崇高追求，始终关注“三农”，倾情土地和民族。从江村研究开始，他一生所思考关注的大部分都是乡村发展，乡土工业、城乡关系、绅士作用、人伦秩序以及文化自觉等内容，写出许多融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历史篇章。
对于家乡，费孝通有着很深的眷恋，他对江村的关注始终如一。他一生中，共去过江村28次，2003年最后一次去时，已是93岁高龄。费孝通初访江村是1936年，二访是1957年，三访是1981年。期间，有“反右”和“文革”的影响。对人类学而言，重访研究是一种调查方法。这种调查，可以对比式地揭示一个地方不同时间上的阶段特征和变化性质，从而发现改变的规律性、趋势性、生动性。江村幸运地成为这样的历史代表，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空节点，在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的坚持下，驰名世界，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