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工程从筹划到开工建设，历经半个多世纪。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与长江治理、开发打交道，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以及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有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到三峡视察。
毛泽东巡游长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即，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在北平市或清华本校工作。当时考虑全国即将解放，需要大批人员到新解放区工作，我向组织请求批准我南下。这样，1949年3月，我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团长是谭政，副团长是陶铸，后来又增加了邵式萍，秘书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是林一山。整个团有1万多人。一分团一大队主要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组成。我最初在一分团一大队三中队做组织工作，不久被抽到总团组织科。
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不久，长江汛期来临。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设施严重失修，当年虽非特大洪水年，但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洪水灾害，堤防多处决口，人们深受水灾之苦。当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全国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但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归中南局领导。当时已确定林一山去广西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7月底8月初，我们到达武汉后，中南局负责人邓子恢找陶铸商量说，听说林一山在山东搞过水利，最好让他留下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南水利部部长，并负责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样，林一山就留在武汉。经组织批准，我也留下，担任他的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长江洪水的控制和汉江的治理问题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50年，毛泽东让水利部汇报工作，问有没有办法解决长江洪水问题。我们研究认为，要保证大局、避免更多的人受灾，就要牺牲一小块地来蓄洪水，减轻大范围的受灾。我们提出，在湖北荆江公安县低洼的地方开辟一个分洪区，特大洪水发生时可以利用这个地区分蓄洪水。1950年国庆节前后，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这个地方临时解决问题还可以，它能用多少年？如果长江上游来的泥沙将分洪区淤了，不就用不成了吗？李葆华回答，我们初步估计如果每年都分洪，大概可以用二三十年。毛泽东听后说，能用二三十年就够了，那时就可以着手解决长江治本的问题了。就这样，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
1952年5月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经过70多天的奋战，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成。毛泽东遂于7月上旬派傅作义送了锦旗，写着“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送了锦旗，写着“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为防御1954年洪水、保障荆江大堤创造了重要条件。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后，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了长江的治理问题。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海军“长江”号军舰，由“洛阳”号军舰护航，从武汉到南京，亲自视察长江。当时，我随林一山一起陪着毛泽东从武汉到南京。在船上的三四天时间里，毛泽东主要谈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了解长江流域的情况，并着重研究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林一山说，我们在长江上游的干支流选择了一些水库，将来能够对洪水进行调蓄，降低中下游水位，配合堤防以及分蓄洪水的运用，从而确保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毛泽东问，这些水库修起来以后，长江洪水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林一山回答，还不行，这些水库下面还有3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下暴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一山说，当时美国人在这里搞过TＶＡ计划（美国垦务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技术协助和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办法），修建三峡大坝，它主要是为了发电，电站可装机2000多万千瓦，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用这个大水库的库容调节长江水道宣泄不了的超额洪水，进行防洪。毛泽东听完汇报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这么多的支流水库，还是不能解决防洪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大水库，卡住长江上游洪水呢？”毛泽东称赞林一山的想法好，说你们回去之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之后赶快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不要讲。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提出研究三峡问题后，林一山给长江上游工程局布置了任务：研究在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控制四江代替三峡工程，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长江上游局随即组织力量对三峡大坝坝址和三峡水库以及金沙江等四大河流进行控制性水库的勘选工作，并对长江中下游的洪水来源与组成、发生特大洪水的机遇以及各种可能的防洪方案进行全面研究。1954年4月，长江上游工程局组织人员对长江三峡进行勘查，选取坝址。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查，提出黄陵庙、三斗坪、茅坪等坝址更为有利，可以研究。
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大洪水，淹没耕地4700万亩，受灾人口达1800万，造成铁路中断、工厂停产，财产损失严重。1954年长江大洪水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同年12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专门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决心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回北京后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拍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我们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
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苏联水利专家帮助下，长江水利委员会协同各有关部门，全面展开了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
周恩来批准兴建丹江口工程
从1956年起，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我任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1956年，国内有些同志对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大，发电很多用不出去，投资积压，经济不合理，技术问题也不能解决，以水库淹没四川来保湖北不合理；提出用沅水五强溪工程来替代三峡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争论。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 “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领100多位专家和党政要员，实地勘查了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我也陪同前往，并于27日汇报了汉江流域的规划和丹江口设计情况。我们早就把汇报的材料交给了周恩来，他看得很仔细，我一边汇报，他一边提问。我们一见面，我一开口，周恩来就说，我们是老乡。我说是苏北盐城人。周总理说，你是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的小老乡。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一个一个地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周恩来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
1958年3月，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从1958年起，我开始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进行三峡工程的设计和准备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援华合同，撤走专家，三峡工程没有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
60年代末，由于缺电非常严重，水电部经过研究提出上三峡工程，湖北省委也向中央写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但未被毛泽东采纳。1970年，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因此，当周总理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1970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12月2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在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作出先上马的修改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
葛洲坝工程在建设中，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未按正常建设程序施工，工程质量出现了不少问题。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指定由林一山负责，袁宝华、谢北一、张体学、钱正英、王英先、马跃骥、沈鸿、廉荣禄等参加，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工程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设计。
从1972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曹乐安、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年底工程重新开工。
邓小平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包括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邓小平可能也看了这份材料，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7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1/2,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当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问我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我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要布置大规模的溢流坝，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000多万千瓦，机组台数很多，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水能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选在此地。
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边观看两岸风光，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乘船到江陵市。在经过荆州时，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当时所采取的防洪除涝措施做了详细了解。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严重的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十分注意，对于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也十分关注。他对我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他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1980年7月邓小平三峡之行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这时，着手建设三峡工程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兴建三峡工程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重庆市也对原来的150米方案提出意见，建议三峡工程采用180米方案，以便万吨油轮可以直达重庆。
1986年5月，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国务院总理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友若和我，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全国人大、政协通气。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9年5月，在14个专家组412位专家两年8个月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仍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葛洲坝工地和荆江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我们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在首都宾馆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时，我正陪着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考察三峡，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讲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群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三峡工程已步入新纪元。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毛泽东巡游长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即，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在北平市或清华本校工作。当时考虑全国即将解放，需要大批人员到新解放区工作，我向组织请求批准我南下。这样，1949年3月，我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团长是谭政，副团长是陶铸，后来又增加了邵式萍，秘书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是林一山。整个团有1万多人。一分团一大队主要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组成。我最初在一分团一大队三中队做组织工作，不久被抽到总团组织科。
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不久，长江汛期来临。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设施严重失修，当年虽非特大洪水年，但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洪水灾害，堤防多处决口，人们深受水灾之苦。当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全国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但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筹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归中南局领导。当时已确定林一山去广西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7月底8月初，我们到达武汉后，中南局负责人邓子恢找陶铸商量说，听说林一山在山东搞过水利，最好让他留下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南水利部部长，并负责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样，林一山就留在武汉。经组织批准，我也留下，担任他的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长江洪水的控制和汉江的治理问题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1950年，毛泽东让水利部汇报工作，问有没有办法解决长江洪水问题。我们研究认为，要保证大局、避免更多的人受灾，就要牺牲一小块地来蓄洪水，减轻大范围的受灾。我们提出，在湖北荆江公安县低洼的地方开辟一个分洪区，特大洪水发生时可以利用这个地区分蓄洪水。1950年国庆节前后，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这个地方临时解决问题还可以，它能用多少年？如果长江上游来的泥沙将分洪区淤了，不就用不成了吗？李葆华回答，我们初步估计如果每年都分洪，大概可以用二三十年。毛泽东听后说，能用二三十年就够了，那时就可以着手解决长江治本的问题了。就这样，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
1952年5月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开工。经过70多天的奋战，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成。毛泽东遂于7月上旬派傅作义送了锦旗，写着“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送了锦旗，写着“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荆江分洪工程的竣工，为防御1954年洪水、保障荆江大堤创造了重要条件。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后，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了长江的治理问题。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海军“长江”号军舰，由“洛阳”号军舰护航，从武汉到南京，亲自视察长江。当时，我随林一山一起陪着毛泽东从武汉到南京。在船上的三四天时间里，毛泽东主要谈了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了解长江流域的情况，并着重研究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林一山说，我们在长江上游的干支流选择了一些水库，将来能够对洪水进行调蓄，降低中下游水位，配合堤防以及分蓄洪水的运用，从而确保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毛泽东问，这些水库修起来以后，长江洪水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林一山回答，还不行，这些水库下面还有3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下暴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一山说，当时美国人在这里搞过TＶＡ计划（美国垦务局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技术协助和培训中国技术人员办法），修建三峡大坝，它主要是为了发电，电站可装机2000多万千瓦，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用这个大水库的库容调节长江水道宣泄不了的超额洪水，进行防洪。毛泽东听完汇报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这么多的支流水库，还是不能解决防洪问题，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修一个大水库，卡住长江上游洪水呢？”毛泽东称赞林一山的想法好，说你们回去之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之后赶快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不要讲。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提出研究三峡问题后，林一山给长江上游工程局布置了任务：研究在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控制四江代替三峡工程，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长江上游局随即组织力量对三峡大坝坝址和三峡水库以及金沙江等四大河流进行控制性水库的勘选工作，并对长江中下游的洪水来源与组成、发生特大洪水的机遇以及各种可能的防洪方案进行全面研究。1954年4月，长江上游工程局组织人员对长江三峡进行勘查，选取坝址。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查，提出黄陵庙、三斗坪、茅坪等坝址更为有利，可以研究。
1954年夏，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少遇的大洪水，淹没耕地4700万亩，受灾人口达1800万，造成铁路中断、工厂停产，财产损失严重。1954年长江大洪水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于同年12月在京广线的专列上，用了一整夜时间，专门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情况的汇报，下决心正式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回北京后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拍电报，希望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我们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
从1955年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苏联水利专家帮助下，长江水利委员会协同各有关部门，全面展开了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勘测、科研、设计与论证工作。
周恩来批准兴建丹江口工程
从1956年起，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我任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1956年，国内有些同志对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大，发电很多用不出去，投资积压，经济不合理，技术问题也不能解决，以水库淹没四川来保湖北不合理；提出用沅水五强溪工程来替代三峡工程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历时两年的争论。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毛泽东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 “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建设方针，并请周恩来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2月底3月初，周恩来率领100多位专家和党政要员，实地勘查了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我也陪同前往，并于27日汇报了汉江流域的规划和丹江口设计情况。我们早就把汇报的材料交给了周恩来，他看得很仔细，我一边汇报，他一边提问。我们一见面，我一开口，周恩来就说，我们是老乡。我说是苏北盐城人。周总理说，你是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的小老乡。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一个一个地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周恩来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
1958年3月，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从1958年起，我开始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进行三峡工程的设计和准备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援华合同，撤走专家，三峡工程没有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
60年代末，由于缺电非常严重，水电部经过研究提出上三峡工程，湖北省委也向中央写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但未被毛泽东采纳。1970年，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因此，当周总理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1970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12月2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在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作出先上马的修改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就大规模开工了。
葛洲坝工程在建设中，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未按正常建设程序施工，工程质量出现了不少问题。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指定由林一山负责，袁宝华、谢北一、张体学、钱正英、王英先、马跃骥、沈鸿、廉荣禄等参加，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工程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设计。
从1972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曹乐安、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进行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年底工程重新开工。
邓小平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全国包括华中缺电越来越严重。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他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邓小平可能也看了这份材料，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7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详细加以说明：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1/2,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邓小平听后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当汇报到当年周总理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当船行经瞿塘峡进口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陡峻、江面很窄，问我为什么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我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要布置大规模的溢流坝，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000多万千瓦，机组台数很多，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水能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坝址地质条件不好，三峡河段航道也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不宜选在此地。
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边观看两岸风光，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作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乘船到江陵市。在经过荆州时，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对当时所采取的防洪除涝措施做了详细了解。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严重的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十分注意，对于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也十分关注。他对我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邓小平对修建三峡工程后船只航行有无影响也很关注。当他了解到修建三峡大坝以后航运不致受到阻碍，而有利方面是主要的，他放了心。
邓小平到武汉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在会上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是不对的。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1980年7月邓小平三峡之行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这时，着手建设三峡工程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共识。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兴建三峡工程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在三峡工程紧锣密鼓进行开工准备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重庆市也对原来的150米方案提出意见，建议三峡工程采用180米方案，以便万吨油轮可以直达重庆。
1986年5月，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国务院总理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润生、林乎加、杨汝岱、关广富等，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李伯宁、黄友若和我，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全国人大、政协通气。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89年5月，在14个专家组412位专家两年8个月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仍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葛洲坝工地和荆江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我们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在首都宾馆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时，我正陪着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考察三峡，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讲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群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三峡工程已步入新纪元。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