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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邓颖超与周恩来一道从武汉来到陪都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担当中共中央赋予的使命，英勇奋斗，努力工作，在重庆这座城市留下许多革命故事，传诵至今，成为美谈。 抗日救国 努力工作
邓颖超（ 1904-1992），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全面抗战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长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委员、妇女委员会书记。在这段时间里，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工作出色。
1938年，邓颖超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1939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邓颖超担任南方局委员，专门负责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
1939年夏，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工作时，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邓颖超获悉这个意外的消息后，立刻给中央打申请电报，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赴苏联治疗伤臂，照料他的生活起居。邓颖超的请求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1939年9月，邓颖超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之后，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政员一道，在重庆掀起一场广泛的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实施宪法。鄧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妇女界宪政运动的集会。在女参政员招待会上，她为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国，大声疾呼，并介绍了苏联妇女参政的有关情况。1940年3月25日，邓颖超随周恩来回到延安，重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最前线。
1940年11月28日，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在重庆逝世。邓颖超悲痛地站在母亲的灵前，含着泪花向母亲宣誓，一定坚守母亲的教诲，坚定不移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抗日大计冲锋在前，奋斗不止，在党内，在妇女中，更要自律严谨，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人民的事。 中国妇女 杰出代表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的领导下，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局面的恶毒阴谋。邓颖超领导的妇委会根据南方局的统一安排，果断实行隐蔽、转移和撤退的策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同时，她们开展对留守人员的气节教育，坚持公开斗争，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做好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当时郭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在“新运动妇女指导会”工作，该会的副总干事陈纪彝指定郭建跟她一起去成都。为了保证郭建的安全，邓颖超让人捎话给郭建，去成都要寸步不离陈纪彝。后来，邓颖超还冒着生命危险和郭建联系，安排她经香港、上海去延安。郭建后来回忆： “邓大姐给了我一笔可观的费用……皖南事变血迹未干，我们都平安地走了，恩来同志和大姐却留在重庆。何年何月再见面？能否再见面？握别邓大姐时，不觉泪下。”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拒不答复中共关于平息事变、挽救危局的12条办法，蒋介石还决定在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邓颖超是中共7位参政员之一，在这种局面下，当然不能无条件、无原则地出席这次会议，为国民党粉饰太平。由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国民党方面便请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出面游说。邓颖超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事件真相并婉言拒绝。会议开幕当天，国民党又一次邀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大会，再一次遭到断然拒绝。国民参政会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暴行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同情。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日，邓颖超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蔡畅一起，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七大闭幕后，邓颖超当选为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在当时的情况下，解放区妇联筹备会代行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职责。1945年7月15日，中国妇女联谊会正式成立。 政治协商 唯一女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内战的阴影笼罩中国大地。同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被确定为中共参加政协会议的7名代表之一。
1945年12月16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又回到山城重庆。12月28日，在中国妇女联谊会召开的新年同乐会上.邓颖超发表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和平烟幕下进攻中共解放区的真相，希望广大妇女就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儿童福利等问题多提宝贵意见，以完善即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所作的提案，她的举措得到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的一致好评。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邓颖超是这次会议唯一的女代表，备受各界瞩目。在这次会上，她作了《对国民大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在讨论国大代表问题时，邓颖超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进行有力批驳，言辞有力，语惊众人，令人钦佩。当时的《大公报》报道： “她（邓颖超）手持会议印发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小册子，说那是10年前制订的，旧代表也是10年前选出的，已不合符今天的情况了……国民党六全大会所选出的执监委有460名之多，那是国民党党员选出的，不是人民选出的。同时，她认为选举法第3条规定人民经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当场手举一份公民誓词高声朗读，并笑着说： ‘在座的社会贤达大多没有宣过誓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就誓词的内容而言，人民在未获选举权之前已先限制了思想自由……”报道最后写道： “对于这位女将，没有人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旁听席上有人赞叹说，政治家当如是也。”政协会议闭幕后，邓颖超仍然留在重庆工作。 揭开内幕 暴露阴谋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迁往南京。5月3日，邓颖超随着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对外宣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这里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环境比重庆还要险恶。郭沫若访问梅园新村之后，在《南京印象》中形象地写道： “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的眼睛、眼睛、眼睛！”邓颖超在南京局里负责领导职工、妇女和青年工作。
5月初，世界妇女联合会邀请邓颖超、蔡畅、丁玲赴巴黎参加将于该年6月27日召开的理事会。这正是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妇女运动、揭露国民党压制自由民主的一个大好机会。邓颖超立即向南京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却遭到南京政府社会部的无理刁难，不予办理。
为彻底戳穿国民党的阴谋，邓颖超于6月11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无理刁难的阴暗内幕，并致电世界妇女联合会，陈述情况。南京政府十分尴尬，但仍以“驻法大使来电，本届会议无出席之必要，且时间迫促，故不必前往”为由搪塞了事，阻止邓颖超参加世界妇女联合会。
6月20日，邓颖超在给会议主席戈登夫人的电报中说： “中国政府已正式通知不允发给我出国的护照，因而我无法到巴黎出席执委会，其责任白应由中国政府负之。证明中国人民无自由，政府不民主，特向你们呼吁，并表示遗憾！”邓颖超虽然未能出席盛会，但在政治上却打赢了这一仗，全国各界声援鹊起，纷纷谴责南京政府出于党派成见，损害中国妇女界国际荣誉的行径。
7月30日，邓颖超接到美国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参加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此行又遭到南京政府的百般阻挠。邓颖超配合中共代表团再次大造舆论，号召全国妇女界向国际妇女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委托李德全代表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7月11日和15日，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闻一多夫人高真发去唁电，以示悼念。
10月4日，在上海天蟾大舞台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勇敢地登上讲台，宣读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悼词。悼词写道：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这激愤正义的言词，像一把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窝。随着内战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悍然关闭和谈的大门。1946年11月19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参加解放全中国的工作。邓颖超于战争年代，在重庆进行统战工作期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不懈努力工作。
重返山城 回忆往事
1985年，金秋十月，风和日丽。10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从北京飞抵山城，重庆市委书记和市政协主席廖伯康率领市委领导等到白市驿机场迎接。飞机徐徐降落后，81岁高龄的邓颖超行动不便，迎接人员为她准备了一张小木凳，放在飞机弦梯最后一级。邓颖超刚走下飞机，廖伯康和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及原中共中央南方局老同志鲁明等立即上前迎接。邓颖超一边握手，一边批评道： “说了不让你们迎送，以免影响工作，为什么还是来了？”“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我是重庆政协主席，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向大姐汇报工作啊！大姐虽然是‘老重庆’，现在的重庆变化可大了，我来给您当向导嘛。”一番话说得邓颖超笑了起来。接着，廖伯康陪同邓颖超乘车，经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来到潘家坪招待所（今渝州宾馆）。
11日上午，重庆的潘家坪，天高云淡，金风送爽。邓颖超开心地与廖伯康聊天、谈家常。廖伯康向邓颖超汇报政协工作并赠送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国民参政会纪实》 《重庆抗战纪事》《重庆谈判纪实》和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辑的一套《重庆地方党史资料丛书》。年事已高的邓颖超以敏捷的思维、清楚的记忆，兴致勃勃地回顾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12日上午，廖伯康和夫人罗祯一起来到潘家坪。刚走进大厅，便看见邓颖超满面春风地走过来。罗祯连忙上前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 “大姐啊，感谢您满足了我多年想见到您的愿望！”廖伯康向邓颖超介绍： “罗祯，我的爱人，我们是大学同学，还是地下工作的战友。”邓颖超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好夫妻，是模范夫妻。”廖伯康说：“我们是向总理和您学习的。”
一番寒暄问候之后，罗祯向邓颖超回忆起40年前曾听组织秘密传达邓颖超从红岩村来过沙坪坝，关心各大学女同学们参加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的往事。邓颖超听着，频频点首。这时，罗祯取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稿：“大姐，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邓颖超接过去翻着说：“留下我慢慢看吧。”廖伯康将重庆党史办收集的抗战时期邓颖超在重庆工作时的一叠资料一一展示，并将《论自我修养问题》的文章念给她听。邓颖超高兴地笑了起来： “是我写的、是我写的！”廖伯康说： “当时大姐在重庆的活动很多啊。”邓颖超笑著问： “是么？我是1938年10月下旬到重庆的，你说说我刚到重庆时做了些什么？”廖伯康说： “您刚到重庆就和史良等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向500多名各界妇女作了讲演，您在重庆女青年会、重庆女师等单位举办的讲演会上，报告了15个月来的抗战形势，要求大家更好地开展妇女抗战工作……10月底在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坚决支持爱国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11字电报提案： ‘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面对面地痛斥汪精卫及其同伙假和平真投降的汉奸谬论。” 邓颖超从深沉的回忆中谈道： “1946年还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她对这一事件记忆特别深。中国人民在作JLIJ，重大的牺牲取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磨刀霍霍，内战枪声起。为谋取和平，1945年秋，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政府和谈，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会议代表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共38人（共产党有7位代表）。中共为力争会议的成功，积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著名的“一·二五”教师、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响亮地喊出“政治协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会议代表周恩来、莫德惠等接见了游行队伍代表。这是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一次群众运动。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终于拉开序幕。在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开展紧张而艰巨的工作，就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进行讨论，最终通过了一份政协协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可是，正当各界群众近万人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上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时，国民党却派出大批特务、打手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将台上主席团成员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殴打致伤，台下的群众和新闻记者等也有几十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邓颖超说： “那时我未在场。特务扬言还要找机会打邓颖超。不少党内外人士劝告我暂时不要外出活动，以免发生不测。”廖伯康说： “大姐不惧特务的恐吓，依然和周恩来、陆定一、廖承志、邓发等同志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士，还参加民主同盟邀集政协代表致函蒋介石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活动。”回忆往事，历历在目，邓颖超不禁感慨并表扬重庆党史办收集、保存了这么多党史资料。
13日上午，邓颖超参观重庆市容，游览故地。看到两江大桥和刚刚建成的牛角沱立交道，她为重庆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台阶上，她久久地遥望对面旧政协的会址——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思绪万千。旧政协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的成果，它虽然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但是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颖超对随行的同志说： “建国后的政协是在旧政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就是当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认真地去领会，认真地去执行。”
之后，邓颖超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触景生情，心潮澎湃，向陪同她参观的同志一一介绍某间房屋是干什么用的，某张照片是何时照的。邓颖超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邓颖超风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相做啥子哟！”
接着，邓颖超还讲起几件往事，希望大家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她说：“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刘为章先生住的，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的，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产党员张启凡领导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来又把贺耀组从海外动员回来，是解放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
13日下午，邓颖超到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驻地旧址参观。因坡坎较高，邓颖超听从大家劝阻没有上去，止步不语，凝望了七八分钟才叫司机开车离去。
14日上午，邓颖超来到红岩村，心情格外高兴。她对红岩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红岩村所在地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即饶国模）曾给邓颖超捎去两束在红岩生长的新鲜水仙花，邓颖超激动不已，立即写信给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说： “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红岩的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的成语。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怀着这份难忘记忆，邓颖超终于又回到止匕地了。
陪同参观的人们走进红岩村，邓颖超指着沿路的景物向陪同的省市同志解说当年的情景，81岁高龄的邓颖超倒成了大家的向导。登上石梯的台阶，步入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邓颖超端详了一楼的几个房间。就在这座普通的楼房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生活、学习、工作和战斗了8年。他俩与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博古、陆定一等同志并肩战斗，为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推动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纪念馆内的陈列，邓颖超严肃指出： “这要实事求是。当年革命斗争很激烈，条件十分艰苦，一是本来东西就不多，二是许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不要想当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尽量还归历史本色，这样才能给后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在饶国模同志的住宅前，邓颖超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久久地沉思着，工作人员还以为她看不清楚，重新渎了一遍简介。邓颖超说： “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一下。你们可知道刘太太（饶国模）是在什么情况下支持我们党的？当年，我们刚到重庆，条件很艰苦，在市内机房街租的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了，没有房子住。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把她大有农场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又让我们在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没有刘太太，哪有我们的红岩哟！党在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无私无畏地支持了党，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
随后，邓颖超来到红岩公墓。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亲属中的部分同志逝世于重庆，安葬在小龙坎伏园寺。解放后，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托，1958年将那些同志的遗骨火化，就近深葬，平坟还耕。198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岩公墓，将骨灰迁葬于此。陆定一同志题写的“红岩公墓”4个大字镌刻在汉白玉的碑石上，下面衬托着一块汉白玉的浮雕。公墓里也葬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总理的父亲周懋臣两位老人。邓颖超只叫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随她在墓前献花、默哀、敬礼。在公墓邻近的饶国模墓前，邓颖超表示了特殊的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和在场的同志一起向饶国模致敬。邓颖超双手献上一束鲜花，所有的人都随她一起默哀、致敬。之后，邓颖超还缓步沿着两座墓地绕行一周，寄托哀思。
在休息室里，红岩纪念馆的同志准备了纸笔请邓颖超题词，她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8个大字，下面落款“邓颖超，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写到这里，邓颖超停住笔，凝思良久，她的秘书赵炜在旁提醒说： “写于红岩。”邓颖超未动笔，赵炜再说： “于红岩。”邓颖超还是摇摇头说：“不！不是于红岩”，然后写下“重返红岩”。这“重返”二字显示出邓颖超对红岩的感情之深。
当时警卫制度规定很严格，许多人拿着照相机、录音机，但都不敢使用，显得拘谨。邓颖超发现后立即说：“可以照相、可以录音。”气氛霎时变得活跃起来。邓颖超谈笑风生，异常随和，有求必应，分别和大家照了好多张照片。离开红岩的时候，邓颖超向簇拥在周围的纪念馆工作人员们挥手致意，再次用四川话说： “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
这时，四周的居民听说邓颖超回来了，蜂拥而来，自觉排列在大有农場门外沿路两旁，盼望见到邓颖超。邓颖超本已坐上轮椅，远远望见有群众伫立等候，立刻走下轮椅，走向群众，挥手致意，看见小孩便轻轻地抚摸他们的头。一位年轻母亲抱着一个约两岁的男孩，邓颖超把手伸向小孩说： “咱们握握手。”小孩认生，不肯伸手，母亲着急、小孩更怕，扑在母亲身上，邓颖超笑笑，摸摸小孩的脸说： “好吧！我尊重你，就不握了吧。”邓颖超一直走过数十米长的人群，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红岩，依依不舍，离开了山城。
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中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及故居，缅怀纪念他俩的丰功伟绩。如今，邓颖超虽然已离去28年，但是她崇高的精神、坚毅的品格以及她与革命志士共同谱写的红岩精神，将永远激励人民努力工作，奋发向上！
邓颖超（ 1904-1992），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全面抗战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长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委员、妇女委员会书记。在这段时间里，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工作出色。
1938年，邓颖超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1939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邓颖超担任南方局委员，专门负责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
1939年夏，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工作时，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邓颖超获悉这个意外的消息后，立刻给中央打申请电报，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赴苏联治疗伤臂，照料他的生活起居。邓颖超的请求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1939年9月，邓颖超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之后，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政员一道，在重庆掀起一场广泛的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实施宪法。鄧颖超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妇女界宪政运动的集会。在女参政员招待会上，她为争取民主宪政和抗日救国，大声疾呼，并介绍了苏联妇女参政的有关情况。1940年3月25日，邓颖超随周恩来回到延安，重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最前线。
1940年11月28日，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在重庆逝世。邓颖超悲痛地站在母亲的灵前，含着泪花向母亲宣誓，一定坚守母亲的教诲，坚定不移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为抗日大计冲锋在前，奋斗不止，在党内，在妇女中，更要自律严谨，绝不做一件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人民的事。 中国妇女 杰出代表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的领导下，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局面的恶毒阴谋。邓颖超领导的妇委会根据南方局的统一安排，果断实行隐蔽、转移和撤退的策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同时，她们开展对留守人员的气节教育，坚持公开斗争，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做好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当时郭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在“新运动妇女指导会”工作，该会的副总干事陈纪彝指定郭建跟她一起去成都。为了保证郭建的安全，邓颖超让人捎话给郭建，去成都要寸步不离陈纪彝。后来，邓颖超还冒着生命危险和郭建联系，安排她经香港、上海去延安。郭建后来回忆： “邓大姐给了我一笔可观的费用……皖南事变血迹未干，我们都平安地走了，恩来同志和大姐却留在重庆。何年何月再见面？能否再见面？握别邓大姐时，不觉泪下。”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拒不答复中共关于平息事变、挽救危局的12条办法，蒋介石还决定在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邓颖超是中共7位参政员之一，在这种局面下，当然不能无条件、无原则地出席这次会议，为国民党粉饰太平。由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国民党方面便请某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出面游说。邓颖超对他们晓以大义，说明事件真相并婉言拒绝。会议开幕当天，国民党又一次邀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大会，再一次遭到断然拒绝。国民参政会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暴行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同情。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日，邓颖超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蔡畅一起，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七大闭幕后，邓颖超当选为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副主任。在当时的情况下，解放区妇联筹备会代行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职责。1945年7月15日，中国妇女联谊会正式成立。 政治协商 唯一女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内战的阴影笼罩中国大地。同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被确定为中共参加政协会议的7名代表之一。
1945年12月16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又回到山城重庆。12月28日，在中国妇女联谊会召开的新年同乐会上.邓颖超发表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和平烟幕下进攻中共解放区的真相，希望广大妇女就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儿童福利等问题多提宝贵意见，以完善即将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所作的提案，她的举措得到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的一致好评。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邓颖超是这次会议唯一的女代表，备受各界瞩目。在这次会上，她作了《对国民大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在讨论国大代表问题时，邓颖超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进行有力批驳，言辞有力，语惊众人，令人钦佩。当时的《大公报》报道： “她（邓颖超）手持会议印发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小册子，说那是10年前制订的，旧代表也是10年前选出的，已不合符今天的情况了……国民党六全大会所选出的执监委有460名之多，那是国民党党员选出的，不是人民选出的。同时，她认为选举法第3条规定人民经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当场手举一份公民誓词高声朗读，并笑着说： ‘在座的社会贤达大多没有宣过誓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就誓词的内容而言，人民在未获选举权之前已先限制了思想自由……”报道最后写道： “对于这位女将，没有人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旁听席上有人赞叹说，政治家当如是也。”政协会议闭幕后，邓颖超仍然留在重庆工作。 揭开内幕 暴露阴谋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迁往南京。5月3日，邓颖超随着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对外宣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这里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环境比重庆还要险恶。郭沫若访问梅园新村之后，在《南京印象》中形象地写道： “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的眼睛、眼睛、眼睛！”邓颖超在南京局里负责领导职工、妇女和青年工作。
5月初，世界妇女联合会邀请邓颖超、蔡畅、丁玲赴巴黎参加将于该年6月27日召开的理事会。这正是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妇女运动、揭露国民党压制自由民主的一个大好机会。邓颖超立即向南京政府申请出国护照，却遭到南京政府社会部的无理刁难，不予办理。
为彻底戳穿国民党的阴谋，邓颖超于6月11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无理刁难的阴暗内幕，并致电世界妇女联合会，陈述情况。南京政府十分尴尬，但仍以“驻法大使来电，本届会议无出席之必要，且时间迫促，故不必前往”为由搪塞了事，阻止邓颖超参加世界妇女联合会。
6月20日，邓颖超在给会议主席戈登夫人的电报中说： “中国政府已正式通知不允发给我出国的护照，因而我无法到巴黎出席执委会，其责任白应由中国政府负之。证明中国人民无自由，政府不民主，特向你们呼吁，并表示遗憾！”邓颖超虽然未能出席盛会，但在政治上却打赢了这一仗，全国各界声援鹊起，纷纷谴责南京政府出于党派成见，损害中国妇女界国际荣誉的行径。
7月30日，邓颖超接到美国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参加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此行又遭到南京政府的百般阻挠。邓颖超配合中共代表团再次大造舆论，号召全国妇女界向国际妇女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委托李德全代表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7月11日和15日，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闻一多夫人高真发去唁电，以示悼念。
10月4日，在上海天蟾大舞台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勇敢地登上讲台，宣读了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悼词。悼词写道：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这激愤正义的言词，像一把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窝。随着内战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悍然关闭和谈的大门。1946年11月19日，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参加解放全中国的工作。邓颖超于战争年代，在重庆进行统战工作期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不懈努力工作。
重返山城 回忆往事
1985年，金秋十月，风和日丽。10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从北京飞抵山城，重庆市委书记和市政协主席廖伯康率领市委领导等到白市驿机场迎接。飞机徐徐降落后，81岁高龄的邓颖超行动不便，迎接人员为她准备了一张小木凳，放在飞机弦梯最后一级。邓颖超刚走下飞机，廖伯康和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及原中共中央南方局老同志鲁明等立即上前迎接。邓颖超一边握手，一边批评道： “说了不让你们迎送，以免影响工作，为什么还是来了？”“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我是重庆政协主席，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向大姐汇报工作啊！大姐虽然是‘老重庆’，现在的重庆变化可大了，我来给您当向导嘛。”一番话说得邓颖超笑了起来。接着，廖伯康陪同邓颖超乘车，经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来到潘家坪招待所（今渝州宾馆）。
11日上午，重庆的潘家坪，天高云淡，金风送爽。邓颖超开心地与廖伯康聊天、谈家常。廖伯康向邓颖超汇报政协工作并赠送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国民参政会纪实》 《重庆抗战纪事》《重庆谈判纪实》和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辑的一套《重庆地方党史资料丛书》。年事已高的邓颖超以敏捷的思维、清楚的记忆，兴致勃勃地回顾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12日上午，廖伯康和夫人罗祯一起来到潘家坪。刚走进大厅，便看见邓颖超满面春风地走过来。罗祯连忙上前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 “大姐啊，感谢您满足了我多年想见到您的愿望！”廖伯康向邓颖超介绍： “罗祯，我的爱人，我们是大学同学，还是地下工作的战友。”邓颖超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好夫妻，是模范夫妻。”廖伯康说：“我们是向总理和您学习的。”
一番寒暄问候之后，罗祯向邓颖超回忆起40年前曾听组织秘密传达邓颖超从红岩村来过沙坪坝，关心各大学女同学们参加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的往事。邓颖超听着，频频点首。这时，罗祯取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稿：“大姐，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邓颖超接过去翻着说：“留下我慢慢看吧。”廖伯康将重庆党史办收集的抗战时期邓颖超在重庆工作时的一叠资料一一展示，并将《论自我修养问题》的文章念给她听。邓颖超高兴地笑了起来： “是我写的、是我写的！”廖伯康说： “当时大姐在重庆的活动很多啊。”邓颖超笑著问： “是么？我是1938年10月下旬到重庆的，你说说我刚到重庆时做了些什么？”廖伯康说： “您刚到重庆就和史良等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向500多名各界妇女作了讲演，您在重庆女青年会、重庆女师等单位举办的讲演会上，报告了15个月来的抗战形势，要求大家更好地开展妇女抗战工作……10月底在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坚决支持爱国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11字电报提案： ‘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面对面地痛斥汪精卫及其同伙假和平真投降的汉奸谬论。” 邓颖超从深沉的回忆中谈道： “1946年还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她对这一事件记忆特别深。中国人民在作JLIJ，重大的牺牲取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磨刀霍霍，内战枪声起。为谋取和平，1945年秋，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政府和谈，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会议代表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共38人（共产党有7位代表）。中共为力争会议的成功，积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著名的“一·二五”教师、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响亮地喊出“政治协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会议代表周恩来、莫德惠等接见了游行队伍代表。这是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一次群众运动。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终于拉开序幕。在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开展紧张而艰巨的工作，就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进行讨论，最终通过了一份政协协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可是，正当各界群众近万人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上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时，国民党却派出大批特务、打手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将台上主席团成员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殴打致伤，台下的群众和新闻记者等也有几十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邓颖超说： “那时我未在场。特务扬言还要找机会打邓颖超。不少党内外人士劝告我暂时不要外出活动，以免发生不测。”廖伯康说： “大姐不惧特务的恐吓，依然和周恩来、陆定一、廖承志、邓发等同志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士，还参加民主同盟邀集政协代表致函蒋介石抗议国民党暴行的活动。”回忆往事，历历在目，邓颖超不禁感慨并表扬重庆党史办收集、保存了这么多党史资料。
13日上午，邓颖超参观重庆市容，游览故地。看到两江大桥和刚刚建成的牛角沱立交道，她为重庆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台阶上，她久久地遥望对面旧政协的会址——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思绪万千。旧政协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的成果，它虽然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但是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颖超对随行的同志说： “建国后的政协是在旧政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就是当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认真地去领会，认真地去执行。”
之后，邓颖超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触景生情，心潮澎湃，向陪同她参观的同志一一介绍某间房屋是干什么用的，某张照片是何时照的。邓颖超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邓颖超风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相做啥子哟！”
接着，邓颖超还讲起几件往事，希望大家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她说：“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刘为章先生住的，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的，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和共产党员张启凡领导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来又把贺耀组从海外动员回来，是解放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国民党高级官员。”
13日下午，邓颖超到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驻地旧址参观。因坡坎较高，邓颖超听从大家劝阻没有上去，止步不语，凝望了七八分钟才叫司机开车离去。
14日上午，邓颖超来到红岩村，心情格外高兴。她对红岩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红岩村所在地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即饶国模）曾给邓颖超捎去两束在红岩生长的新鲜水仙花，邓颖超激动不已，立即写信给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说： “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脑思带回到重庆红岩去。红岩的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的成语。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怀着这份难忘记忆，邓颖超终于又回到止匕地了。
陪同参观的人们走进红岩村，邓颖超指着沿路的景物向陪同的省市同志解说当年的情景，81岁高龄的邓颖超倒成了大家的向导。登上石梯的台阶，步入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邓颖超端详了一楼的几个房间。就在这座普通的楼房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生活、学习、工作和战斗了8年。他俩与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博古、陆定一等同志并肩战斗，为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推动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纪念馆内的陈列，邓颖超严肃指出： “这要实事求是。当年革命斗争很激烈，条件十分艰苦，一是本来东西就不多，二是许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不要想当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尽量还归历史本色，这样才能给后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在饶国模同志的住宅前，邓颖超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久久地沉思着，工作人员还以为她看不清楚，重新渎了一遍简介。邓颖超说： “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一下。你们可知道刘太太（饶国模）是在什么情况下支持我们党的？当年，我们刚到重庆，条件很艰苦，在市内机房街租的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了，没有房子住。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把她大有农场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又让我们在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没有刘太太，哪有我们的红岩哟！党在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无私无畏地支持了党，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
随后，邓颖超来到红岩公墓。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亲属中的部分同志逝世于重庆，安葬在小龙坎伏园寺。解放后，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托，1958年将那些同志的遗骨火化，就近深葬，平坟还耕。1984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岩公墓，将骨灰迁葬于此。陆定一同志题写的“红岩公墓”4个大字镌刻在汉白玉的碑石上，下面衬托着一块汉白玉的浮雕。公墓里也葬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恩来总理的父亲周懋臣两位老人。邓颖超只叫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随她在墓前献花、默哀、敬礼。在公墓邻近的饶国模墓前，邓颖超表示了特殊的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和在场的同志一起向饶国模致敬。邓颖超双手献上一束鲜花，所有的人都随她一起默哀、致敬。之后，邓颖超还缓步沿着两座墓地绕行一周，寄托哀思。
在休息室里，红岩纪念馆的同志准备了纸笔请邓颖超题词，她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8个大字，下面落款“邓颖超，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写到这里，邓颖超停住笔，凝思良久，她的秘书赵炜在旁提醒说： “写于红岩。”邓颖超未动笔，赵炜再说： “于红岩。”邓颖超还是摇摇头说：“不！不是于红岩”，然后写下“重返红岩”。这“重返”二字显示出邓颖超对红岩的感情之深。
当时警卫制度规定很严格，许多人拿着照相机、录音机，但都不敢使用，显得拘谨。邓颖超发现后立即说：“可以照相、可以录音。”气氛霎时变得活跃起来。邓颖超谈笑风生，异常随和，有求必应，分别和大家照了好多张照片。离开红岩的时候，邓颖超向簇拥在周围的纪念馆工作人员们挥手致意，再次用四川话说： “红岩的事情就拜托各位了。’
这时，四周的居民听说邓颖超回来了，蜂拥而来，自觉排列在大有农場门外沿路两旁，盼望见到邓颖超。邓颖超本已坐上轮椅，远远望见有群众伫立等候，立刻走下轮椅，走向群众，挥手致意，看见小孩便轻轻地抚摸他们的头。一位年轻母亲抱着一个约两岁的男孩，邓颖超把手伸向小孩说： “咱们握握手。”小孩认生，不肯伸手，母亲着急、小孩更怕，扑在母亲身上，邓颖超笑笑，摸摸小孩的脸说： “好吧！我尊重你，就不握了吧。”邓颖超一直走过数十米长的人群，最后回头望了一眼红岩，依依不舍，离开了山城。
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中国许多地方修建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及故居，缅怀纪念他俩的丰功伟绩。如今，邓颖超虽然已离去28年，但是她崇高的精神、坚毅的品格以及她与革命志士共同谱写的红岩精神，将永远激励人民努力工作，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