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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其实已经隐含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路的延续。对部队文艺工作，党中央已经开始从人事组织、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逐渐把“笔杆子”纳入为“枪杆子”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系统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其实都已经逐渐形成了答案，而且，至少在部队文艺工作中，已经有效地开展了相当程度的实践。
关键词： 知识分子部队文艺工作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建设武装力量的开始。几天之后的8月7日，党中央在湖北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并且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是没有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可以看到的是，“枪杆子”理论提出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范围内，“笔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工作，一直是缺席的——文艺工作开展得很少，更不要说文艺创作。延安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几乎只在几个零星的大城市中存在和开展——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心向往之”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亲身投奔者——这不仅仅体现着“笔杆子”和“枪杆子”空间上的距离，实际上也意味着两者思想、情感和心理上的距离。直至1936年11月，在延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毛泽东在发言中仍然承认：“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①
从延安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距离，并开始努力改变它。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作为第一个来到延安的“笔杆子”，丁玲的到来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不仅当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高层领导更是亲自到会。11月，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年底，毛泽东专门为她赋词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40年6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建院两周年纪念大会，前来致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了这么一番话：“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②1941年6月，《解放日報》发表社论《欢迎科学技术人才》，更是以一种宾至如归的口吻写道：“我们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③
从“纤笔一枝”和“三千精兵”的相提并论，到希望“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再到“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党中央从“枪杆子”到“笔杆子”的重视，使得“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距离逐渐发生了变化。根据李洁非的统计，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奔向延安的“笔杆子”可谓源源不断：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江青、王实味、杨朔、周而复、艾青、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这份名单如果继续开列下去，最终几乎会将以后共和国各文艺门类中坚力量囊括殆尽”。④
二、“枪杆子”吸收“笔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决议，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他这样说道：
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⑤
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措辞强烈地说：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⑥
从这篇历史意义深远的决策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虽然是由党中央所做出的决议，但在提到“党”的同时，毛泽东赋予了“军队”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多次以“我党我军”、“我们的党和军队”、“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并称，在“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以及下文的“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和“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中，毛泽东甚至把“军队”放在了“政府”之前。从文章的大部分论述来看，“军队”和“党”的重要性几乎可以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与其说是论述了“党”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不如说是着重论述了“军队”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
半年以后，由萧三主编的《大众文艺》发表了梅行所写的《论部队文艺工作》一文，文中再次强调：“今天的工农群众，已普遍地参加了实际斗争，参加了队伍；尤其在敌后方，大多数的工厂工人，农村的农民，已经变成战争的指导员或者战士了。可以说，士兵群众是大众中进步的分子，是最强有力的细胞。所以，部队也就是文艺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⑦
从上述方面来看，事实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从一开始，就已经隐含和透露出了一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路的延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枪杆子”意识的高度参与或者说介入下展开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枪杆子”吸收“笔杆子”。
三、“笔杆子”服务“枪杆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笔杆子”来到了延安。然而，面对大量到来的知识分子，如何让“我党我军”真正地吸收和消化好这些“笔杆子”，如何让“笔杆子”和“枪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就成了党中央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说，在“枪杆子”吸收“笔杆子”阶段，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情感上“动之以情”的话，那么，在大量“笔杆子”到达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上开始了“晓之以理”。
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他说：“艺术工作者应当学习军事。……不但因为要表现这个斗争必须具有军事知识，而且你们也应当，也可能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我相信，将来在战士中会产生卓越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家中也会产生英勇的、伟大的战士。”⑧很明显，与之前所说的“笔杆子”、“枪杆子”亲密联合的希望相比，这次报告里，要求的意味更多地盖过了希望——如果说，亲密联合的希望，多少还对“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身份有所区别，并给予了相当尊重的话，在这次报告中，要在身份上把艺术家和战士完全融为一体相同看待的要求，则已经表露无遗。
那么，如何才能在身份上甚至思想上，讓“笔杆子”和“枪杆子”融为一体呢？在我看来，这首先是通过“枪杆子”行之有效的人事组织工作开始的。
在前面谈到的《论部队文艺工作》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开展部队文艺工作主要依据的话：
开展部队文艺工作主要的依据在：
第一，部队是有组织力量的群众。它和一般的群众不同，它没有散漫的自然成长的现象。部队每一件工作的推动，可以借助于它的组织性。
……
第三，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参加到部队中去，不但使部队提高了文化水准，而且他们也是文艺工作的基本干部；……必然的，在组织上他们是中心的骨干，在工作上，他们是领导者和推动者。
接下来，文章进一步谈到了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具体方法：
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具体的方法上面，首先应该建立适当的组织。它应该成为部队宣教工作中的一部门，……在部队各级组织下面，要建立全面的完善的文艺通讯网，……组织各级的文艺习作会、习作组，下面可设立文艺通讯员等。
在领导方面，必须经常地给予创作理论上的指示，给予他们正确的方向，批评他们的错误；但是在工作上，要给予创造新的工作方面与方式的机会和便利，要发动他们集体创作、研究，以及记文艺日记，等等。
……
在目前，主要的工作还在组织与领导。健全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⑨
半年之后，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在联合发出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不仅明确要求“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部队的政治机关”，要在人事组织上对从事文艺工作的“笔杆子”加强“注意和领导”，对文艺部门的设置、文艺工作者的人事安排和组织关系做了具体的指示，更专门对“笔杆子”文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针，首先在于团结和培养有战斗生活经历的专门文艺工作者，使他们能够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等形式，把民族战争中的一切现实生活（民众及将士在抗战中的英勇斗争，日寇、汉奸、投降分子、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等等）反映出来。……第二，依据部队的特殊条件和需要。部队文艺工作的组织中心，应该放在通讯协作和戏剧工作上。各部队团以上之政治机关，应有专人负责通讯工作，并应以团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剧团或宣传队。⑩
在《论部队文艺工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具体、细致的要求：
要加强部队各级机关报及墙报的文艺活动，如战斗通讯，小故事，文艺性的日记，以及各习作会之消息，工作报导等；在可能时，应刊印关于文艺修养、技术、理论之探讨或评价的作品。
但供给部队的文艺读物，首先应该是生动、活泼、有趣而士兵能接受和理解的作品。不但要看得懂，而且要听得懂。由于部队生活的紧张和缺乏时间的缘故，作品必须以短小的、简明的为主。{11}
内容上，要反映“民众及将士在抗战中的英勇斗争，日寇、汉奸、投降分子、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形式上，要把中心放在“通讯”和“戏剧”，不但要看得懂，而且要听得懂，必须短小、简明——这样具体、细致的要求，虽然不能说面面俱到，但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开展，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出了明确、严格的规定。不难看出，尽管此时组织和领导上对“笔杆子”的态度仍然相当热忱和尊重，但是，无论是在文艺工作的人事组织还是内容和形式上，党中央都已经逐渐把“笔杆子”纳入到了“枪杆子”的管理系统之中。
四、从“枪杆子”、“笔杆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枪杆子”吸收“笔杆子”，到“笔杆子”服务“枪杆子”，可以看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对“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问题，就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细致的思考。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把大量“笔杆子”纳入到了“枪杆子”的管理系统中，而且在部队文艺工作方面，党中央已经在人事组织、工作的内容、形式及方针政策上，对“笔杆子”做了相当全面、具体和细致的“指示”。
由此观之，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便极力拉近“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关系，说道：“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2}甚至将两者亲密地称为“兄弟军队”，其实就是把“笔杆子”纳入到“枪杆子”系统内思路的延续和进一步的体现。
而如果我们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中共中央谈到“枪杆子”、“笔杆子”问题时的论述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简单的对照，就不难发现，《讲话》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是为“兵”服务的问题）；提高和普及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问题——其实都已经逐渐形成了答案，而且，至少在部队文艺工作中，已经有效地开展了相当程度的实践。
注释：
①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1.
②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0.
③《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13.
④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1.
⑤《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9.
⑥《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41.
⑦《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80.
⑧《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06.
⑨《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84.
⑩《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04.
{11}《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84.
{12}《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
参考文献：
［1］刘增杰，赵明，王金文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3］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4］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0-24.
关键词： 知识分子部队文艺工作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从“枪杆子”到“笔杆子”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发动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建设武装力量的开始。几天之后的8月7日，党中央在湖北汉口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并且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是没有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可以看到的是，“枪杆子”理论提出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范围内，“笔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工作，一直是缺席的——文艺工作开展得很少，更不要说文艺创作。延安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几乎只在几个零星的大城市中存在和开展——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心向往之”的知识分子，也鲜有亲身投奔者——这不仅仅体现着“笔杆子”和“枪杆子”空间上的距离，实际上也意味着两者思想、情感和心理上的距离。直至1936年11月，在延安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时候，毛泽东在发言中仍然承认：“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①
从延安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距离，并开始努力改变它。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作为第一个来到延安的“笔杆子”，丁玲的到来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不仅当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高层领导更是亲自到会。11月，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年底，毛泽东专门为她赋词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40年6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建院两周年纪念大会，前来致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了这么一番话：“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②1941年6月，《解放日報》发表社论《欢迎科学技术人才》，更是以一种宾至如归的口吻写道：“我们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③
从“纤笔一枝”和“三千精兵”的相提并论，到希望“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再到“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党中央从“枪杆子”到“笔杆子”的重视，使得“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距离逐渐发生了变化。根据李洁非的统计，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奔向延安的“笔杆子”可谓源源不断：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江青、王实味、杨朔、周而复、艾青、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这份名单如果继续开列下去，最终几乎会将以后共和国各文艺门类中坚力量囊括殆尽”。④
二、“枪杆子”吸收“笔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决议，制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他这样说道：
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⑤
在文章的结尾，毛泽东措辞强烈地说：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⑥
从这篇历史意义深远的决策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虽然是由党中央所做出的决议，但在提到“党”的同时，毛泽东赋予了“军队”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多次以“我党我军”、“我们的党和军队”、“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并称，在“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以及下文的“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和“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中，毛泽东甚至把“军队”放在了“政府”之前。从文章的大部分论述来看，“军队”和“党”的重要性几乎可以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与其说是论述了“党”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不如说是着重论述了“军队”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
半年以后，由萧三主编的《大众文艺》发表了梅行所写的《论部队文艺工作》一文，文中再次强调：“今天的工农群众，已普遍地参加了实际斗争，参加了队伍；尤其在敌后方，大多数的工厂工人，农村的农民，已经变成战争的指导员或者战士了。可以说，士兵群众是大众中进步的分子，是最强有力的细胞。所以，部队也就是文艺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⑦
从上述方面来看，事实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从一开始，就已经隐含和透露出了一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路的延续——“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枪杆子”意识的高度参与或者说介入下展开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枪杆子”吸收“笔杆子”。
三、“笔杆子”服务“枪杆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笔杆子”来到了延安。然而，面对大量到来的知识分子，如何让“我党我军”真正地吸收和消化好这些“笔杆子”，如何让“笔杆子”和“枪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就成了党中央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说，在“枪杆子”吸收“笔杆子”阶段，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情感上“动之以情”的话，那么，在大量“笔杆子”到达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上开始了“晓之以理”。
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他说：“艺术工作者应当学习军事。……不但因为要表现这个斗争必须具有军事知识，而且你们也应当，也可能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我相信，将来在战士中会产生卓越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家中也会产生英勇的、伟大的战士。”⑧很明显，与之前所说的“笔杆子”、“枪杆子”亲密联合的希望相比，这次报告里，要求的意味更多地盖过了希望——如果说，亲密联合的希望，多少还对“笔杆子”和“枪杆子”的身份有所区别，并给予了相当尊重的话，在这次报告中，要在身份上把艺术家和战士完全融为一体相同看待的要求，则已经表露无遗。
那么，如何才能在身份上甚至思想上，讓“笔杆子”和“枪杆子”融为一体呢？在我看来，这首先是通过“枪杆子”行之有效的人事组织工作开始的。
在前面谈到的《论部队文艺工作》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开展部队文艺工作主要依据的话：
开展部队文艺工作主要的依据在：
第一，部队是有组织力量的群众。它和一般的群众不同，它没有散漫的自然成长的现象。部队每一件工作的推动，可以借助于它的组织性。
……
第三，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参加到部队中去，不但使部队提高了文化水准，而且他们也是文艺工作的基本干部；……必然的，在组织上他们是中心的骨干，在工作上，他们是领导者和推动者。
接下来，文章进一步谈到了开展部队文艺工作的具体方法：
关于开展部队文艺工作具体的方法上面，首先应该建立适当的组织。它应该成为部队宣教工作中的一部门，……在部队各级组织下面，要建立全面的完善的文艺通讯网，……组织各级的文艺习作会、习作组，下面可设立文艺通讯员等。
在领导方面，必须经常地给予创作理论上的指示，给予他们正确的方向，批评他们的错误；但是在工作上，要给予创造新的工作方面与方式的机会和便利，要发动他们集体创作、研究，以及记文艺日记，等等。
……
在目前，主要的工作还在组织与领导。健全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⑨
半年之后，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在联合发出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不仅明确要求“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者”、“部队的政治机关”，要在人事组织上对从事文艺工作的“笔杆子”加强“注意和领导”，对文艺部门的设置、文艺工作者的人事安排和组织关系做了具体的指示，更专门对“笔杆子”文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针，首先在于团结和培养有战斗生活经历的专门文艺工作者，使他们能够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等形式，把民族战争中的一切现实生活（民众及将士在抗战中的英勇斗争，日寇、汉奸、投降分子、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等等）反映出来。……第二，依据部队的特殊条件和需要。部队文艺工作的组织中心，应该放在通讯协作和戏剧工作上。各部队团以上之政治机关，应有专人负责通讯工作，并应以团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剧团或宣传队。⑩
在《论部队文艺工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更为具体、细致的要求：
要加强部队各级机关报及墙报的文艺活动，如战斗通讯，小故事，文艺性的日记，以及各习作会之消息，工作报导等；在可能时，应刊印关于文艺修养、技术、理论之探讨或评价的作品。
但供给部队的文艺读物，首先应该是生动、活泼、有趣而士兵能接受和理解的作品。不但要看得懂，而且要听得懂。由于部队生活的紧张和缺乏时间的缘故，作品必须以短小的、简明的为主。{11}
内容上，要反映“民众及将士在抗战中的英勇斗争，日寇、汉奸、投降分子、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形式上，要把中心放在“通讯”和“戏剧”，不但要看得懂，而且要听得懂，必须短小、简明——这样具体、细致的要求，虽然不能说面面俱到，但对于部队文艺工作的开展，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出了明确、严格的规定。不难看出，尽管此时组织和领导上对“笔杆子”的态度仍然相当热忱和尊重，但是，无论是在文艺工作的人事组织还是内容和形式上，党中央都已经逐渐把“笔杆子”纳入到了“枪杆子”的管理系统之中。
四、从“枪杆子”、“笔杆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枪杆子”吸收“笔杆子”，到“笔杆子”服务“枪杆子”，可以看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对“笔杆子”和“枪杆子”的问题，就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细致的思考。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把大量“笔杆子”纳入到了“枪杆子”的管理系统中，而且在部队文艺工作方面，党中央已经在人事组织、工作的内容、形式及方针政策上，对“笔杆子”做了相当全面、具体和细致的“指示”。
由此观之，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便极力拉近“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关系，说道：“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2}甚至将两者亲密地称为“兄弟军队”，其实就是把“笔杆子”纳入到“枪杆子”系统内思路的延续和进一步的体现。
而如果我们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中共中央谈到“枪杆子”、“笔杆子”问题时的论述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简单的对照，就不难发现，《讲话》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是为“兵”服务的问题）；提高和普及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问题——其实都已经逐渐形成了答案，而且，至少在部队文艺工作中，已经有效地开展了相当程度的实践。
注释：
①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1.
②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0.
③《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13.
④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3)：21.
⑤《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9.
⑥《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41.
⑦《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80.
⑧《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06.
⑨《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84.
⑩《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04.
{11}《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284.
{12}《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
参考文献：
［1］刘增杰，赵明，王金文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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