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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选学”、“龙学”的开山巨匠黄侃，学术辞章之美而外，同时留在人间的恶评实在很多。他的好色、好酒、好骂，似乎不全是坊间无稽的传说。黄侃一生最善之友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亦尝直言不讳：“季刚少溺女色，晚更沉湎于酒，垂危呕血盈盆，仍举酒不已。醉中狂骂，人不能堪。予常规之曰：‘学者变化气质，何子学问愈精，脾气愈坏，不必学汪容甫也。’季刚曰：‘予乃章句之儒。’……能使早年绝嗜欲，平意气，其所得必有大过人者。”
毋庸讳言，“嗜欲”与“意气”，尤其前者，构成了黄侃短暂的悲剧一生的主因，此见诸黄氏本人日记便所在多有，他的英年早逝而著述无成，便可大半归之于酗酒戕生。即使最难以落实与定性的“好色”问题，纵然“一生九娶”这种流言难以落实，原配王夫人去世之后彭清缃、黄菊英两段婚姻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原配尚在时即与黄绍兰同居生女也算一桩铁案。
与黄侃关系不算和睦的吴梅，1935年10月9日记载黄侃临终遗言子侄：“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斯言沉痛之极，蕲春话所谓“冤枉过一世”大抵等于“此生白活了”，这种痛悔之情其实构成了黄侃传世日记的主调。
因父亲黄云鹄亦算名宦（官至四川盐茶道），且政声颇佳，黄侃人生的起点不算低。所谓“圣童”之号，乃谓其幼年极早慧：“颖悟绝人，读经日逾千言，人呼‘圣童’。翔云公曾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光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
黄侃年寿虽未及中，然一时“世之言国学者必曰章黄”，余杭章氏、仪征刘氏、蕲春黄氏可称三足，可谓名满天下。但耐人寻味的是，黄侃对自己操行的不满意多见于每日之记。昔年“圣童”持续一生的痛悔之情几乎成了黄侃日记的主调：对于世人当时与日后指摘他的种种情性缺陷，在世的黄侃无不心知肚明。就此而言，及门弟子称“其性虽不乐检束，然治学极谨，立教极严，凡禀其浮竞循习浅下者，裁抑之不少贷”（刘赜《师门忆语》），应该不是虚饰之辞。那么“圣童”具体在痛悔何事？我们逐条梳理日记，可以有如下发现：
其一，最终以“嗜欲重”而中年殒身的黄侃在主观意识上是向往宁静、专注的书斋生活的。早在1913年他就体察也能享受“连日读汉书，不暇治他事。静中有至乐，不诬也”的安适，读书之乐是可以“假使尽断还往，不窥园葵，此中之乐，亦何减世上闲游之子”（1922年1月28日）的。尤其是晚岁，每当人际琐事搅扰其无法观书时，他就要表示“甚烦”。
其二，他深谙自己好酒的劣习，几次发誓“大醉而妄语出，当力戒之”，甚至还一度决定戒酒：1933年1月31日他“止酒，月费不訾，徒以废时益病，可恨也”;但至该年11月3日就又喝多了，“归饮，至于醉甚，昏卧至夜半乃寤。中酒心情，今知之矣”。且之后醉酒记录也不算少，然后因为咯血再次止酒。1934年6月26日迁入量守庐新居后也能两月未饮，至1934年8月30日方始“体觉寒，始饮酒”，并注明“初饮”。甚至他也不满朋友的过醉狼狈，以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1934年9月23日），俨然自己是处于非常节制的状态了。问学有得时也直称“竟日读书，有味，何须饮酒始为乐哉”（1934年5月27日）。但他到底没有彻底、真正断酒，屡戒屡破，后来甚至开始“在书室独酌”（1934年10月5日），乃至“临台顾影独酌，遂至酩酊，夜过分乃眠”（1935年8月14日），一个人也能喝成大醉。
其三，他自己好骂，却同样不满“轻忽凌傲，無日不骂人，无人不被骂”的李慈铭式的做法。他听到“人品清而接物和”的朋友忆及自己父亲生前如何“温蔼诚恳”，又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读书不根诸身心，则学问直是身外事”诸语，不仅深感“敬悚”，更“自伤不肖，无以承先德”（1928年7月4日），类似的愧悔几乎每逢亡父祭日都会发生。1928年又念及已去世三十年的叔兄临终遗戒“用心读书”，想到那时自己年方十四，而兄年四十三，正与自己当下同庚，不禁感叹“学问行业，愧负先生甚大，纵其偷居幸生斯世，而遗戒所云未能奉以周旋也。悲夫！悲夫”。对于师恩未报他也经常心存忏悔，例如念及已亡故的刘师培而深感自己“学业不进，展卷愧悚”。
尤其对于“嗜欲”问题，黄侃自省的警惕在日记中多见。阅读宋人书特意摘录“清心、寡欲、崇俭，皆为致寿之原”的训诫。观看电影见及“议员以色与贿败”即念晦翁（朱熹）诗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生平”，认为此语“诚堪警惕”。这些反应无疑都是深富自我针对性的。包括“晚庐于南京九华村，取陶靖节‘量力守故宅，岂不寒与饥’诗义，榜其门曰‘量守’”，无疑都是渴望自我节制与提升的精神诉求。迁入新居不久，黄侃再次“枕上思养生八字，曰：闲（不可生事）、静（力避喧扰）、和（心无忿怒）、适（衣食调节，整（室器有秩）、洁（按时扫洒）、谨（言行无患）、俭（不轻酬应）”，并且提醒自己要“持之以恒”（1934年7月30日）。甚至这个最后因为饮食失节、呕血去世的悲剧人物居然也曾向往乃至尝试过“卯初起，行庭院，呼吸沆瀣，湌朝霞，养生之要也”的古典生涯，甚至还写过《思佳客·诵丹经作》，可见其关注过丹道修炼——但他的终于横死无疑只能证明其发心一次次沦为空言，犹如他在一次次经历了“群饮最宜戒，饮食必有讼”，却每每还要自责“不能坚守圣言，可谓饕餮无耻之人，真可悔痛也”（1934年11月5日）——此言出时，距离他依然因为滥饮引发的突然病亡已经不足一年。
至于章太炎谓其“颇好大乘”而钱玄同讥其“学佛者游于女闾”的佛学立场，壮岁黄侃业已自陈“余于佛法崇信已深，而问学太浅”（1922年4月29日）。日记中颇多研读佛经的记载，甚至还有“欢喜踊跃，生深信心，遂克终卷”：“唯以多生障，翳，烦恼盛多，冀薄伽梵及我慈尊，加被恩慈，令末世凡夫拔离惑苦，得受善戒，得习正定，得修正慧;用消无始无明所造诸业、异熟恶果;用储最胜福德智慧资粮，终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1922年1月9日）
黄侃精通音韵，才情富赡，使酒骂座之外，他自有他的强大魅力，例如他的“楚声清切”、吟讽篇章皆能“其读悉准《广韵》”的“黄腔”在时人追忆中美不胜收。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言及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听黄侃课人最多，“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甲骨学家胡厚宣回忆1932年章太炎、黄侃等人皆避兵乱来京，3月28日在中国大学演讲时极为动人的一幕，其中特意强调了黄侃绚丽清扬的语言能力：
我见吴承仕、钱玄同和黄侃三位国学大师，照顾着他们的老师太炎先生，吴为先生写黑板，钱为先生倒香茶，黄为先生翻译。学术空气之浓，师生情谊之笃，令人甚为感动！太炎先生一口余杭话，北方学人听不懂，所以需要翻译。季刚先生翻译，并不是一句一句的翻译，也不是一段一段的翻，而是等太炎先生通篇讲完之后，他再用普通话重新论述一遍，声音洪亮，口齿清晰，条理清楚，要言不烦，横溢的才华，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黄季刚先生与甲骨文字》）
论人衡文颇有老吏断狱之稳健的钱基博既能看到在诸多政治判断上“世莫知炳麟（章太炎）”，更进一步认为黄侃“徒以生性狷洁，恒与人忤”。出自钱口，实为高度评价。看来黄侃自谓“学已乖时，性复绝俗”亦非一味自美之词。
黄侃的才情翩翩不仅令章太炎格外护持，刘师培同样高看，“重其文采，以为虽贾生俊发，无疑过之”（潘重规《季刚公传》）。晚清词人况周颐亦赞美有加，认为黄词婉约豪放得兼，“周情柳思更无伦，偶然疏处见苏辛”，“剧怜饮水不同时（纳兰性德）”、“彩笔能扶大雅轮”，自叹“玉箫声里识君迟”、“桃花潭水此情深”，晚清词坛“青眼高歌望吾子”，期待黄侃“人天慧业好同参”。
毋庸讳言，“嗜欲”与“意气”，尤其前者，构成了黄侃短暂的悲剧一生的主因，此见诸黄氏本人日记便所在多有，他的英年早逝而著述无成，便可大半归之于酗酒戕生。即使最难以落实与定性的“好色”问题，纵然“一生九娶”这种流言难以落实，原配王夫人去世之后彭清缃、黄菊英两段婚姻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原配尚在时即与黄绍兰同居生女也算一桩铁案。
与黄侃关系不算和睦的吴梅，1935年10月9日记载黄侃临终遗言子侄：“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斯言沉痛之极，蕲春话所谓“冤枉过一世”大抵等于“此生白活了”，这种痛悔之情其实构成了黄侃传世日记的主调。
因父亲黄云鹄亦算名宦（官至四川盐茶道），且政声颇佳，黄侃人生的起点不算低。所谓“圣童”之号，乃谓其幼年极早慧：“颖悟绝人，读经日逾千言，人呼‘圣童’。翔云公曾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光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
黄侃年寿虽未及中，然一时“世之言国学者必曰章黄”，余杭章氏、仪征刘氏、蕲春黄氏可称三足，可谓名满天下。但耐人寻味的是，黄侃对自己操行的不满意多见于每日之记。昔年“圣童”持续一生的痛悔之情几乎成了黄侃日记的主调：对于世人当时与日后指摘他的种种情性缺陷，在世的黄侃无不心知肚明。就此而言，及门弟子称“其性虽不乐检束，然治学极谨，立教极严，凡禀其浮竞循习浅下者，裁抑之不少贷”（刘赜《师门忆语》），应该不是虚饰之辞。那么“圣童”具体在痛悔何事？我们逐条梳理日记，可以有如下发现：
其一，最终以“嗜欲重”而中年殒身的黄侃在主观意识上是向往宁静、专注的书斋生活的。早在1913年他就体察也能享受“连日读汉书，不暇治他事。静中有至乐，不诬也”的安适，读书之乐是可以“假使尽断还往，不窥园葵，此中之乐，亦何减世上闲游之子”（1922年1月28日）的。尤其是晚岁，每当人际琐事搅扰其无法观书时，他就要表示“甚烦”。
其二，他深谙自己好酒的劣习，几次发誓“大醉而妄语出，当力戒之”，甚至还一度决定戒酒：1933年1月31日他“止酒，月费不訾，徒以废时益病，可恨也”;但至该年11月3日就又喝多了，“归饮，至于醉甚，昏卧至夜半乃寤。中酒心情，今知之矣”。且之后醉酒记录也不算少，然后因为咯血再次止酒。1934年6月26日迁入量守庐新居后也能两月未饮，至1934年8月30日方始“体觉寒，始饮酒”，并注明“初饮”。甚至他也不满朋友的过醉狼狈，以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1934年9月23日），俨然自己是处于非常节制的状态了。问学有得时也直称“竟日读书，有味，何须饮酒始为乐哉”（1934年5月27日）。但他到底没有彻底、真正断酒，屡戒屡破，后来甚至开始“在书室独酌”（1934年10月5日），乃至“临台顾影独酌，遂至酩酊，夜过分乃眠”（1935年8月14日），一个人也能喝成大醉。
其三，他自己好骂，却同样不满“轻忽凌傲，無日不骂人，无人不被骂”的李慈铭式的做法。他听到“人品清而接物和”的朋友忆及自己父亲生前如何“温蔼诚恳”，又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读书不根诸身心，则学问直是身外事”诸语，不仅深感“敬悚”，更“自伤不肖，无以承先德”（1928年7月4日），类似的愧悔几乎每逢亡父祭日都会发生。1928年又念及已去世三十年的叔兄临终遗戒“用心读书”，想到那时自己年方十四，而兄年四十三，正与自己当下同庚，不禁感叹“学问行业，愧负先生甚大，纵其偷居幸生斯世，而遗戒所云未能奉以周旋也。悲夫！悲夫”。对于师恩未报他也经常心存忏悔，例如念及已亡故的刘师培而深感自己“学业不进，展卷愧悚”。
尤其对于“嗜欲”问题，黄侃自省的警惕在日记中多见。阅读宋人书特意摘录“清心、寡欲、崇俭，皆为致寿之原”的训诫。观看电影见及“议员以色与贿败”即念晦翁（朱熹）诗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生平”，认为此语“诚堪警惕”。这些反应无疑都是深富自我针对性的。包括“晚庐于南京九华村，取陶靖节‘量力守故宅，岂不寒与饥’诗义，榜其门曰‘量守’”，无疑都是渴望自我节制与提升的精神诉求。迁入新居不久，黄侃再次“枕上思养生八字，曰：闲（不可生事）、静（力避喧扰）、和（心无忿怒）、适（衣食调节，整（室器有秩）、洁（按时扫洒）、谨（言行无患）、俭（不轻酬应）”，并且提醒自己要“持之以恒”（1934年7月30日）。甚至这个最后因为饮食失节、呕血去世的悲剧人物居然也曾向往乃至尝试过“卯初起，行庭院，呼吸沆瀣，湌朝霞，养生之要也”的古典生涯，甚至还写过《思佳客·诵丹经作》，可见其关注过丹道修炼——但他的终于横死无疑只能证明其发心一次次沦为空言，犹如他在一次次经历了“群饮最宜戒，饮食必有讼”，却每每还要自责“不能坚守圣言，可谓饕餮无耻之人，真可悔痛也”（1934年11月5日）——此言出时，距离他依然因为滥饮引发的突然病亡已经不足一年。
至于章太炎谓其“颇好大乘”而钱玄同讥其“学佛者游于女闾”的佛学立场，壮岁黄侃业已自陈“余于佛法崇信已深，而问学太浅”（1922年4月29日）。日记中颇多研读佛经的记载，甚至还有“欢喜踊跃，生深信心，遂克终卷”：“唯以多生障，翳，烦恼盛多，冀薄伽梵及我慈尊，加被恩慈，令末世凡夫拔离惑苦，得受善戒，得习正定，得修正慧;用消无始无明所造诸业、异熟恶果;用储最胜福德智慧资粮，终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1922年1月9日）
黄侃精通音韵，才情富赡，使酒骂座之外，他自有他的强大魅力，例如他的“楚声清切”、吟讽篇章皆能“其读悉准《广韵》”的“黄腔”在时人追忆中美不胜收。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言及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听黄侃课人最多，“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甲骨学家胡厚宣回忆1932年章太炎、黄侃等人皆避兵乱来京，3月28日在中国大学演讲时极为动人的一幕，其中特意强调了黄侃绚丽清扬的语言能力：
我见吴承仕、钱玄同和黄侃三位国学大师，照顾着他们的老师太炎先生，吴为先生写黑板，钱为先生倒香茶，黄为先生翻译。学术空气之浓，师生情谊之笃，令人甚为感动！太炎先生一口余杭话，北方学人听不懂，所以需要翻译。季刚先生翻译，并不是一句一句的翻译，也不是一段一段的翻，而是等太炎先生通篇讲完之后，他再用普通话重新论述一遍，声音洪亮，口齿清晰，条理清楚，要言不烦，横溢的才华，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黄季刚先生与甲骨文字》）
论人衡文颇有老吏断狱之稳健的钱基博既能看到在诸多政治判断上“世莫知炳麟（章太炎）”，更进一步认为黄侃“徒以生性狷洁，恒与人忤”。出自钱口，实为高度评价。看来黄侃自谓“学已乖时，性复绝俗”亦非一味自美之词。
黄侃的才情翩翩不仅令章太炎格外护持，刘师培同样高看，“重其文采，以为虽贾生俊发，无疑过之”（潘重规《季刚公传》）。晚清词人况周颐亦赞美有加，认为黄词婉约豪放得兼，“周情柳思更无伦，偶然疏处见苏辛”，“剧怜饮水不同时（纳兰性德）”、“彩笔能扶大雅轮”，自叹“玉箫声里识君迟”、“桃花潭水此情深”，晚清词坛“青眼高歌望吾子”，期待黄侃“人天慧业好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