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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已经呈现出较为成熟的面貌,它继承了汉代生宅门上的铺首衔环装饰原型,但由于被雕刻在石墓门上,其形态又有所不同。从全国不同区域汉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图像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演变模式。本文将对这几种演变模式作深入探讨和简要分析,从而得出这一特殊符号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含义及它对中国图形艺术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汉画像石 铺首衔环 演变 模式
中图分类号:J3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铺首衔环早在汉代以前便从装饰器物上的兽面衔环中分离出来了,它专门用于门上的装饰。汉代以后它就基本上是以一种成熟的纹饰出现,并得以发展。虽然在汉代地面建筑已经很难见到铺首衔环的实物了,但陵墓中却存在着不少有关它的装饰物。比如装饰于墓门上的玉质铺首,雕刻于墓门上的铺首衔环图像等等。在汉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已经呈现出较为成熟的面貌了,它继承了汉代生宅门上的铺首衔环装饰原型,但是由于被雕刻在石墓门上,其形态又有所不同。从全国不同分布区汉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图像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演变方向:第一是神话中的兽面铺首;第二是现实中的动物面铺首;第三是龙头形铺首;第四是人面铺首。在汉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图像的表现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尽管这种演变过程不统一,但主要发展线索还是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而产生差别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现象,所以说,汉代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造型的演变是值得探讨的。在汉画像石的墓葬中,有确切历史年代的汉画像石比较少,大多都是笼统的年代或是相对年代,所以以下就根据相对年代来分析说明的。
二 汉代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图像的演变模式
1 演变模式一:神话中的兽面铺首
距今为止发现的汉画像石中,历史年代较早的地域有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南阳、及鄂北地区,其中南阳地区相对最早。
例如南阳县赵寨砖瓦厂出土的画像石铺首衔环图像(具体参见《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载《中原文物》1982年1期),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的昭帝时期。南阳地区的铺首衔环图像基本继承了青铜器物上兽面衔环的造型特点,面部更加倾向于兽面铺首,具体特征表现如下:无角,眉毛表现为一条向上挑的阴刻线,圆眼,耳部刻画隐蔽,有的面部刻画有嘴,且嘴巴大张,个别獠牙外露,鼻下穿环,环内基本无装饰,三山冠呈三个凸起物,中间的凸起物为“介”字形状,凹面阴线刻,画像上均施朱、黑色彩绘。
此外,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中发现的西安晚期“楼阁、铺首衔环图像”中的铺首呈现出的形象也更倾向于神话中的兽面,它没有固定的形象特点,其形象十分简洁,杏仁眼,长耳,铺首上部刻楼阁,有柱础,斗拱,采用府殿式屋顶,厅内有双柱相承,其上有双层望厅,厅外两侧各植柏树一株。屋脊,树上刻五凤,以示吉祥(具体参见《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载《文物》1982年5期)。
总的来说,神话中兽面铺首的表现基本上沿用的都是青铜器上兽面衔环的造型,而较少向其它方向演变,体现了铺首衔环的本来面目。
2 演变模式二:现实中动物面铺首衔环
要说倾向于现实中的动物形象,陕北、晋西北地区的部分铺首衔环图像更符合这一特点。由于地处偏远边郡,铺首衔环受中原地区青铜铺首的影响相对较少,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风格的铺首衔环图像。铺首面部的刻画和现实中的动物有些相似之处,尤其是与原本产于条支、乌弋山离、天竺摩陀国和安息的狮子以及虎。面部特征主要有:无角,眉毛表现得比较少,个别为阴刻线,眼睛基本上刻画为圆眼,环一般都是穿过铺首头部的。由于剪影式的刻画方式,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衔于口中,环内没有装饰图像。基本上都比较注重刻画口部,血口大张,个别獠牙外露。耳朵的部分却看不大出来,但是笔者认为,耳部可能是被三山冠上两边的突出物给代替了,三山冠中间突出物为“介”字形。例如陕西省米脂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铺首面部的胡须,鼻子,耳朵很像现实中猫的形象(参见《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3期)。
另外,在其它的分布区,如南阳地区发现的铺首其面部刻画的形象犹如犬一般;在连云港锦屏山的画像石中还将铺首刻画为猫的形象;在山东藤县出土的画像石中竟然还有将铺首面部刻画为大象头部的例证,铺首的鼻子与双耳酷似现实中大象的特征(具体参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以上例子说明了在这些地区的人们由于对于铺首衔环没有一个准确的形象界定,所以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发挥,或是借鉴外来图形和现实中动物或人物特征来塑造形象。当然这种演变方向是比较零散的,并不具有规模性。
3 演变模式三:龙头形铺首衔环
龙头形的铺首衔环形象普遍出现于四川地区的画像石中。时间约在东汉中晚期到蜀汉时期。由于四川地区的铺首衔环图像收集的资料比较少,因此该区铺首面部大都表现为龙头状。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用铺首衔环作为墓葬装饰,但是铺首形象本身却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龙头形铺首衔环的具体特点为:铺首头部多为龙头状,三山冠取代了龙角的位置,个别龙首眉毛粗大,左右伸出两个前肢抓环,应该是正面形象。口中衔环,环内无装饰,有的环上还绑有绶带。胡须和獠牙刻绘得比较突出。例如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太平乡杨耿伯画像石墓出土的 车伍佰与 车出行画像石(具体参见《四川郫县东汉墓门石刻》载《文物》1983年5期92页),两幅图像中均细致刻画了正面的龙头形状,龙角、胡须、龙耳都与民间传说中龙的形象特点尤为相似。
此外,在山东地区昌乐县也出现了龙首状的铺首衔环,张口獠牙勾环,前肢握环,环下系绶带。还有,在陕北地区也发现有个别铺首衔环为龙首状,但为剪影式刻画,只能看清大概轮廓为三角形的正面龙首。
总之,铺首形象演变为龙首形状也是有根据可寻的。文选《舞赋》注:“三辅黄图金铺扉上有金华,中作兽及龙蛇以衔环也……古者箸门为螺形,谓之椒图是曰……”。“椒图”为龙九子之一的传说,如果认为铺首形象为“椒图”的话,那么刻画为龙的样子也是有据可依的。
4 演变模式四:人面铺首衔环
关于人面铺首衔环的说法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各地域出土的部分铺首面部与人面非常相似。就如同将传说中神的造型塑造成一个人一样,汉代工匠会将铺首的一些特征也赋予人性。
这一演变方向在山东的部分图像中颇多,四川、山东及陕北地区的个别铺首图像中可以得到印证。山东地区的铺首衔环图像从西汉晚期开始就已经和人的面部特征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该区画像石出土数量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山东称的上是画像石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被发现的大量铺首衔环图像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明显看出已经具备人面的特征了。例如出土于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孟庄村的铺首衔环人面像(具体参见《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载《文物》2003年12期),头顶三歧,鼻中穿环,年代为东汉晚期,阴线刻,刻于墓门东、西门扉的正反面。另外还有陕西子洲县淮宁湾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上刻的朱雀白虎铺首衔环图(具体参见李林,康兰英,赵力光编著《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艺术家将铺首刻为人,面部特征十分精确,其眉毛、眼睛、牙齿都清晰可见。
总之,人面铺首衔环的具体特点为:铺首头部为人的面部,弯眉,杏仁形状的眼也可以说是人眼。个别在头部两边还有人的耳朵。鼻下穿环,个别口中衔环,环内有双鱼装饰或环下绑有绶带。口部刻画不明显,但个别可以看出具有人口的特征,与兽面铺首的血盆大口和獠牙相比特征十分明显。部分三山冠演变成为人戴的冠,突出三个尖,冠上还刻绘出简单纹饰。一些人面铺首图像将人冠饰和耳部都表现出来了,说明在这个时期三山冠和耳部已经分别独立了出来。山东地区铺首衔环向人面铺首的演变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在四川三台 江崖墓出土了一幅“铺首衔环、鹤、鱼、双阙”石棺画像,铺首头部雕刻为人首戴三山冠,似为神人。面部俨然为人面,人眼、眉、鼻、口。三山冠表现为人戴冠饰,人耳,从头后伸出两臂抓住环,年代为东汉晚期。
三 汉画像石图像铺首衔环造型演变模式解析
以上分析了铺首衔环自身的演变模式,它是由最初注重神向后来的注重具体形象这一过程逐渐转变的:一面是由传说中的神物向现实中的动物面方向演变,另一面则是由传说中的神物向人面铺首的形象演变,也不排除个别地域完全是向一种模式发展(如四川龙面铺首)。这种演变包括两层含义:外形的演变和内涵的演变。
其一,从商周青铜器兽面衔环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专用于门上装饰的铺首衔环图像,在汉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延续着青铜兽面衔环装饰的造型发展的。虽然是被雕刻在画像石上作为一种平面或半浮雕的形式,但是它整体的轮廓仍然受到青铜兽面衔环的影响,有棱有角,神兽味道十足。汉代后期逐渐形成的铺首图像,慢慢的趋向于表现现实生活,趋向于表现人类自身。这种情况在全国主要的分布区中都存在。很多铺首的形象都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寻到影子,有的则干脆以动物或人物为摹本来创作。
其二,商代是神权政治的鼎盛阶段。“卜辞所见,殷人事无巨细,大至立国迁都、方国征伐,年成丰欠,小至风雨晦明、出行吉凶……都反映了商代巫术神权政治的无所不包。商人心目中的神灵为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到了汉代,“原来神秘的宇宙和自然界在人们心中的恐惧和阴影,已经被生命本体所散发出来的自信与热情所融化,人们在努力地借助各种正直之鬼的力量,来祛除生命中的邪恶,保卫生命的幸福。”汉人虽然在精神上信奉神仙方术和黄老之术,希望长生不老或死后成仙,但从本质上讲,这时候的人已经懂得了注重自身感受,重视灵魂的解脱,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因此在从铺首衔环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出在东汉中晚期,铺首形象已经完全从青铜兽面衔环中脱离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造型特征,更加注重描绘现实生活的内容。例如新野樊集画像砖中“看门犬”铺首和山东藤县龙阳店的“象面”铺首,这些都是在演变过程中工艺匠人结合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作品。
其三,铺首衔环图像的发展演变同西王母的演变过程有相似之处。它虽然不像西王母在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间里流行,但是也仍旧可以看出这种演变方向的存在。根据记载,西王母形象为“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在汉代画像石的刻画中,至西汉后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丝毫没有记载中的那样狰狞那样恐怖了,而是完全拟人化了,如同妇人的形象。
李凇先生在《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中提出:“西王母为半人半兽的形状,西汉后期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为侧面跽坐的妇人形状,再到东汉早期开始出现正面端坐的偶像式形状,东汉中后期以后有翼的神化形状和配以东王公的成对像。”与西王母图像演变过程不同的是,铺首衔环图像最多是被人们当作门上之神,或是门上装饰,它并不像西王母图像那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到完善、由简单到复杂的这一完整的演变过程。铺首衔环的发展和演变更加突出了地域性的特征,它由神性向人性化的转变相对也是比较零散的。铺首衔环图像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和不同的地域中所呈现出的样式也是大不相同的,并且始终是向前发展着的,但从具体实物和整体上来看,这种向人性化的演变倾向的确是存在的。
参考文献:
[1]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1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2] 王冠英:《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3] 徐华:《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4] 袁珂校译:《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常艳,女,1982—,陕西榆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工作单位: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汉画像石 铺首衔环 演变 模式
中图分类号:J3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铺首衔环早在汉代以前便从装饰器物上的兽面衔环中分离出来了,它专门用于门上的装饰。汉代以后它就基本上是以一种成熟的纹饰出现,并得以发展。虽然在汉代地面建筑已经很难见到铺首衔环的实物了,但陵墓中却存在着不少有关它的装饰物。比如装饰于墓门上的玉质铺首,雕刻于墓门上的铺首衔环图像等等。在汉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已经呈现出较为成熟的面貌了,它继承了汉代生宅门上的铺首衔环装饰原型,但是由于被雕刻在石墓门上,其形态又有所不同。从全国不同分布区汉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图像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演变方向:第一是神话中的兽面铺首;第二是现实中的动物面铺首;第三是龙头形铺首;第四是人面铺首。在汉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图像的表现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尽管这种演变过程不统一,但主要发展线索还是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而产生差别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现象,所以说,汉代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造型的演变是值得探讨的。在汉画像石的墓葬中,有确切历史年代的汉画像石比较少,大多都是笼统的年代或是相对年代,所以以下就根据相对年代来分析说明的。
二 汉代画像石中铺首衔环图像的演变模式
1 演变模式一:神话中的兽面铺首
距今为止发现的汉画像石中,历史年代较早的地域有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南阳、及鄂北地区,其中南阳地区相对最早。
例如南阳县赵寨砖瓦厂出土的画像石铺首衔环图像(具体参见《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载《中原文物》1982年1期),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的昭帝时期。南阳地区的铺首衔环图像基本继承了青铜器物上兽面衔环的造型特点,面部更加倾向于兽面铺首,具体特征表现如下:无角,眉毛表现为一条向上挑的阴刻线,圆眼,耳部刻画隐蔽,有的面部刻画有嘴,且嘴巴大张,个别獠牙外露,鼻下穿环,环内基本无装饰,三山冠呈三个凸起物,中间的凸起物为“介”字形状,凹面阴线刻,画像上均施朱、黑色彩绘。
此外,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中发现的西安晚期“楼阁、铺首衔环图像”中的铺首呈现出的形象也更倾向于神话中的兽面,它没有固定的形象特点,其形象十分简洁,杏仁眼,长耳,铺首上部刻楼阁,有柱础,斗拱,采用府殿式屋顶,厅内有双柱相承,其上有双层望厅,厅外两侧各植柏树一株。屋脊,树上刻五凤,以示吉祥(具体参见《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载《文物》1982年5期)。
总的来说,神话中兽面铺首的表现基本上沿用的都是青铜器上兽面衔环的造型,而较少向其它方向演变,体现了铺首衔环的本来面目。
2 演变模式二:现实中动物面铺首衔环
要说倾向于现实中的动物形象,陕北、晋西北地区的部分铺首衔环图像更符合这一特点。由于地处偏远边郡,铺首衔环受中原地区青铜铺首的影响相对较少,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风格的铺首衔环图像。铺首面部的刻画和现实中的动物有些相似之处,尤其是与原本产于条支、乌弋山离、天竺摩陀国和安息的狮子以及虎。面部特征主要有:无角,眉毛表现得比较少,个别为阴刻线,眼睛基本上刻画为圆眼,环一般都是穿过铺首头部的。由于剪影式的刻画方式,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衔于口中,环内没有装饰图像。基本上都比较注重刻画口部,血口大张,个别獠牙外露。耳朵的部分却看不大出来,但是笔者认为,耳部可能是被三山冠上两边的突出物给代替了,三山冠中间突出物为“介”字形。例如陕西省米脂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铺首面部的胡须,鼻子,耳朵很像现实中猫的形象(参见《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3期)。
另外,在其它的分布区,如南阳地区发现的铺首其面部刻画的形象犹如犬一般;在连云港锦屏山的画像石中还将铺首刻画为猫的形象;在山东藤县出土的画像石中竟然还有将铺首面部刻画为大象头部的例证,铺首的鼻子与双耳酷似现实中大象的特征(具体参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以上例子说明了在这些地区的人们由于对于铺首衔环没有一个准确的形象界定,所以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发挥,或是借鉴外来图形和现实中动物或人物特征来塑造形象。当然这种演变方向是比较零散的,并不具有规模性。
3 演变模式三:龙头形铺首衔环
龙头形的铺首衔环形象普遍出现于四川地区的画像石中。时间约在东汉中晚期到蜀汉时期。由于四川地区的铺首衔环图像收集的资料比较少,因此该区铺首面部大都表现为龙头状。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用铺首衔环作为墓葬装饰,但是铺首形象本身却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龙头形铺首衔环的具体特点为:铺首头部多为龙头状,三山冠取代了龙角的位置,个别龙首眉毛粗大,左右伸出两个前肢抓环,应该是正面形象。口中衔环,环内无装饰,有的环上还绑有绶带。胡须和獠牙刻绘得比较突出。例如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太平乡杨耿伯画像石墓出土的 车伍佰与 车出行画像石(具体参见《四川郫县东汉墓门石刻》载《文物》1983年5期92页),两幅图像中均细致刻画了正面的龙头形状,龙角、胡须、龙耳都与民间传说中龙的形象特点尤为相似。
此外,在山东地区昌乐县也出现了龙首状的铺首衔环,张口獠牙勾环,前肢握环,环下系绶带。还有,在陕北地区也发现有个别铺首衔环为龙首状,但为剪影式刻画,只能看清大概轮廓为三角形的正面龙首。
总之,铺首形象演变为龙首形状也是有根据可寻的。文选《舞赋》注:“三辅黄图金铺扉上有金华,中作兽及龙蛇以衔环也……古者箸门为螺形,谓之椒图是曰……”。“椒图”为龙九子之一的传说,如果认为铺首形象为“椒图”的话,那么刻画为龙的样子也是有据可依的。
4 演变模式四:人面铺首衔环
关于人面铺首衔环的说法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各地域出土的部分铺首面部与人面非常相似。就如同将传说中神的造型塑造成一个人一样,汉代工匠会将铺首的一些特征也赋予人性。
这一演变方向在山东的部分图像中颇多,四川、山东及陕北地区的个别铺首图像中可以得到印证。山东地区的铺首衔环图像从西汉晚期开始就已经和人的面部特征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该区画像石出土数量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山东称的上是画像石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被发现的大量铺首衔环图像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明显看出已经具备人面的特征了。例如出土于山东省平阴县东阿镇孟庄村的铺首衔环人面像(具体参见《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载《文物》2003年12期),头顶三歧,鼻中穿环,年代为东汉晚期,阴线刻,刻于墓门东、西门扉的正反面。另外还有陕西子洲县淮宁湾出土的东汉晚期画像石上刻的朱雀白虎铺首衔环图(具体参见李林,康兰英,赵力光编著《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艺术家将铺首刻为人,面部特征十分精确,其眉毛、眼睛、牙齿都清晰可见。
总之,人面铺首衔环的具体特点为:铺首头部为人的面部,弯眉,杏仁形状的眼也可以说是人眼。个别在头部两边还有人的耳朵。鼻下穿环,个别口中衔环,环内有双鱼装饰或环下绑有绶带。口部刻画不明显,但个别可以看出具有人口的特征,与兽面铺首的血盆大口和獠牙相比特征十分明显。部分三山冠演变成为人戴的冠,突出三个尖,冠上还刻绘出简单纹饰。一些人面铺首图像将人冠饰和耳部都表现出来了,说明在这个时期三山冠和耳部已经分别独立了出来。山东地区铺首衔环向人面铺首的演变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在四川三台 江崖墓出土了一幅“铺首衔环、鹤、鱼、双阙”石棺画像,铺首头部雕刻为人首戴三山冠,似为神人。面部俨然为人面,人眼、眉、鼻、口。三山冠表现为人戴冠饰,人耳,从头后伸出两臂抓住环,年代为东汉晚期。
三 汉画像石图像铺首衔环造型演变模式解析
以上分析了铺首衔环自身的演变模式,它是由最初注重神向后来的注重具体形象这一过程逐渐转变的:一面是由传说中的神物向现实中的动物面方向演变,另一面则是由传说中的神物向人面铺首的形象演变,也不排除个别地域完全是向一种模式发展(如四川龙面铺首)。这种演变包括两层含义:外形的演变和内涵的演变。
其一,从商周青铜器兽面衔环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专用于门上装饰的铺首衔环图像,在汉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延续着青铜兽面衔环装饰的造型发展的。虽然是被雕刻在画像石上作为一种平面或半浮雕的形式,但是它整体的轮廓仍然受到青铜兽面衔环的影响,有棱有角,神兽味道十足。汉代后期逐渐形成的铺首图像,慢慢的趋向于表现现实生活,趋向于表现人类自身。这种情况在全国主要的分布区中都存在。很多铺首的形象都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寻到影子,有的则干脆以动物或人物为摹本来创作。
其二,商代是神权政治的鼎盛阶段。“卜辞所见,殷人事无巨细,大至立国迁都、方国征伐,年成丰欠,小至风雨晦明、出行吉凶……都反映了商代巫术神权政治的无所不包。商人心目中的神灵为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到了汉代,“原来神秘的宇宙和自然界在人们心中的恐惧和阴影,已经被生命本体所散发出来的自信与热情所融化,人们在努力地借助各种正直之鬼的力量,来祛除生命中的邪恶,保卫生命的幸福。”汉人虽然在精神上信奉神仙方术和黄老之术,希望长生不老或死后成仙,但从本质上讲,这时候的人已经懂得了注重自身感受,重视灵魂的解脱,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因此在从铺首衔环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出在东汉中晚期,铺首形象已经完全从青铜兽面衔环中脱离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造型特征,更加注重描绘现实生活的内容。例如新野樊集画像砖中“看门犬”铺首和山东藤县龙阳店的“象面”铺首,这些都是在演变过程中工艺匠人结合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作品。
其三,铺首衔环图像的发展演变同西王母的演变过程有相似之处。它虽然不像西王母在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间里流行,但是也仍旧可以看出这种演变方向的存在。根据记载,西王母形象为“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在汉代画像石的刻画中,至西汉后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丝毫没有记载中的那样狰狞那样恐怖了,而是完全拟人化了,如同妇人的形象。
李凇先生在《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中提出:“西王母为半人半兽的形状,西汉后期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为侧面跽坐的妇人形状,再到东汉早期开始出现正面端坐的偶像式形状,东汉中后期以后有翼的神化形状和配以东王公的成对像。”与西王母图像演变过程不同的是,铺首衔环图像最多是被人们当作门上之神,或是门上装饰,它并不像西王母图像那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到完善、由简单到复杂的这一完整的演变过程。铺首衔环的发展和演变更加突出了地域性的特征,它由神性向人性化的转变相对也是比较零散的。铺首衔环图像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和不同的地域中所呈现出的样式也是大不相同的,并且始终是向前发展着的,但从具体实物和整体上来看,这种向人性化的演变倾向的确是存在的。
参考文献:
[1]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第1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2] 王冠英:《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3] 徐华:《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4] 袁珂校译:《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常艳,女,1982—,陕西榆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理论,工作单位: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