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媒介普及程度决定着文字形态和语言组织的变化程度，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考察了中国口承社会、雕版印刷新兴时期以及印刷时代的文字和语言，探析了媒介与信息形态变化的关系。
　　【关键词】媒介；信息形态；口语传播；纸质传播
　　不同媒介有不同的特质和“语法规则”，这些特质和规则决定着信息呈现的形态，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意指媒介本身的强大影响力。从口语传播时代到纸质传播时代，我国的文字与语言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建立在媒介变化的基础之上的。
　　一、口承社会下的文字与语言
　　中国是最早发明造纸技术的国家，但是纸的普及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的纸张制作比较昂贵，一般人很难用得起。晚明学者张萱发现宋代的纸张需要循环使用，明代皇家藏书中的宋代印刷品背面写有文字；宋朝甚至依靠出售废纸来筹集宴会经费或增加财政收入。
　　昂贵的价格是“纸”这种媒介难以从小众走向大众的原因。在纸张价格的压制下，口语传播成为民间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在以口语传播为主的时代，断文识字的能力并不重要，实质上它只是口头语的辅助。文字在大众中运用机会的减少意味着文字很难从最初的繁复形态中脱离并有所改变，尽管中国汉字的演变经历了金文、小篆、草书、隶属、楷书和行书的变化，但其实并没有像西方实现形、音、义的分离。汉字本质上是对口头语言的辅助解释，是将口语意义赋予图形的表现，以最大限度保存口头传统的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的完整性。而这种“完形”反过来支持了口语传播。麦克卢汉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对会意文字的使用，并没有威胁中国天衣无缝的家族网络和微妙细腻的部落结构。”
　　在语言上，由于文字为口语服务，为了使知识被有效记忆和储存，中国古人用词讲究简洁洗练，造句讲究韵脚音律。文章的节奏感是知识普及的重要条件。于是，中国的诗歌艺术久负盛名，诗坛杰出人物辈出。但也正是由于文字囿于口语媒介，遣词造句都受到极大限制，在描述具有过程性的推理内容时，很难既兼顾对内容的充分解释又兼顾字句的朗朗上口，特别是在科学知识的描述和哲学思辨的解释上，文字不再能为口语媒介服务。于是，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由于普及的困难，成为少数人的垄断。
　　二、古代雕版印刷术下的文字与语言
　　技术的进步往往可以助推历史的发展。中国在8世纪发明了印刷术，然直至16世纪，印本才逐渐在中国社会中崛起。周邵明认为，16世纪印本价格逐渐降低是促使印本崛起的主要原因，而其价格的降低“不是因为印刷过程本身的任何简化而降低，而是因为印刷纸张的价格显著下降。”这就为纸媒的普及奠定了一定基础。
　　文字的形态和运用与媒介技术密切相关，文字一旦服务于纸媒，为了提高书写速度，就会倾向于简化。实际上，在中国民间，为了书写方便，很早就出现了一些“俗体字”。所谓“俗体字”，是指相较于正字而言，在民间流传使用的简笔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其中就收录了一些俗体字，到了隋唐时期俗体字逐渐增多，且在民间相当普遍，实际上，这些俗体字“是汉字在其使用过程中的产物，与汉字形体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俗体字的出现和增多暗示了文字在生活中被使用的范围开始慢慢扩大。尽管如此，历朝历代的统治当局都排斥简体，只准在民间契约、药房、账簿、唱本上使用。
　　由于汉字使用日益社会化，加之雕版印刷的刻写者大多来自民间，且刻写俗体字可以减少刻写时间，这就极大影响了刻本中的俗字率。“根据现有的印刷材料，印刷术产生之初的唐代印刷汉字俗字率非常之高。唐咸通九年《金刚经》的俗字率可达26.32%，韩国所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俗字率可达22.07%。”实际上，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印刷汉字中的俗体字对规范字的影响逐渐加深，一些俗体字逐渐被纳入正字。到了清末，文字的使用者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公开提倡使用俗体字，将俗体字作为普通教育的文字。
　　在语言上，由于文字可以不再服从于声音媒介，因而语言突破了人类记忆的束缚，逐渐挣脱了音律、韵脚的桎梏，语句从注重形式转向了注重内容。情节内容精彩、引人人胜的文章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正是雕版印刷术成就了明清小说。
　　然而，在民间流行的读物中，与通俗小说不同的另一种流行印本，是科举考试的应试之书，这些书中的语句是与通俗语言完全不同的八股文。实际上，到了清末，文言文已经成为了社会上层人士流通的语言，统治阶级与民间社会已然已经是两套言语方式了。
　　三、近代印刷机下的信息形态
　　由于纸张的昂贵以及后来印本的不菲价格，知识和信息始终很难通过纸张进行传递。加之汉字会意的特点，活字印刷技术很难应用于实践，信息传递很难走到机械化的道路。一直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印刷技术，才使得中国开启了机械化印刷的大门。
　　机械化的印刷发掘了纸张在存储以及传播上的无限潜力，它加快了知识存储的速度，扩大了知识存储的容量，降低了知识传递的成本，正是凭借它，纸张媒介才得以在与声音媒介的较量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社会主流的传播媒介。当纸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信息必然要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出版内容多样
　　尽管16世纪以后，中国的印本价格逐渐下降，但是相比于低廉的手抄本，印版的制作成本还是很高，特别是刻工的劳动力价格比较昂贵。商业出版者为了保证利润，大多选印一些科举考试的应试之书和一些流行小说以及古代经典之类的畅销书。在这种情况下，需求量较小的书籍很难被印书商选中，据周绍明统计：“1912年前，约12000部中医古籍中，大多数是手抄本。”这就导致了知识种类的匮乏。
　　而到了印刷机时代，印刷成本大大下降，许多需求量小的书籍有了刊印的可能。这样一来，知识以更为广博的形象出现在了纸面上，而更低廉的书价也使人们接触到了从未接触到的知识。由此开始，原本被少数人控制的知识垄断权被打破。 　　（二）出版形式多样
　　印刷机一经使用，机械化的批量复制加快了信息的制作时间，每天可生产出来的成品信息大大增加，一些具有时效性的信息在纸面上有了生存空间。时效性信息并不是近代才有，古代的时效信息是街头巷尾式的口语传播，范围小、局限多，因而一些可能具有全国性的消息被迫沦为地方性谈资。而印刷机的使用加速了信息运动，它甚至消解了一部分装订工作，使一些信息隔天便可更新，于是一批近代中文报刊应运而生。
　　印刷机造就了次日便可出版发行的日报，当然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生产出周刊、月刊和书籍。近代以来，中国掀起的办报高潮，使纸张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成了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更重要的是，大众报刊的创办极大促进了广大民众的读写能力。
　　（三）白话文的使用成为主流
　　以前语言主要通过声音媒介传播，到了以纸张为主要媒介的时代，语言借助文字通过纸张传播，文字的作用被日益凸显，在大众报刊的影响下，普遍的读写能力随之提高，纸张上的语言自然就会倾向于大多数人最普遍、最日常的表达方式——白话文。
　　许多研究将白话文与文言文作为两组对立的模式进行聚合式分析，实际上，白话文作为读写时代一种书面语，真正与之对立的是口承社会中的口头语。白话文并不是对古文言的白话解释，而是从口语发展出来的书面语言。白话文运动时期，一些学者反对使用白话文，认为文言文言简意赅，而白话文过于冗长。实际上，相比于口头语而言，白话文反倒是减少了口头语中的冗赘复言，使文章更具准确性。
　　（四）文章内容更具说理性
　　纸质媒介与声音媒介相比，它提供了保存信息、检视信息和修订信息的机会，特别是检视信息的机会，在印刷机使用之后得到了急剧的放大。印刷机的复制能力，使观点和信息能够辐射广大公众，使它们不再仅仅为少数人所检视，而是将它们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接受公众的审视。
　　因而在印刷时代下，公开信息和观点的风险，警示着每一个想要表达的个人或者群体，他们因此而变得谨慎小心。为了使信息出现更少的纰漏，使观点更具说服力，语言进一步脱离了口头语的感性和赘语套话，走向了理性和逻辑分析的道路，从注重内容情节转向了议论说理。除了做文章的人更加理性，读者也逐渐脱离了感性，在阅读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卷入的、冷静的观看者的姿态，培养起了反思、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可以说，以纸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社会的来临正是启蒙时代的来临。
　　结语
　　语言是人本身的技术，但是负载语言的媒介不同，语言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当语言通过声音媒介进行传递的时候，语言就会受到声音媒介的限制，信息以“此时此地”现场式的呈现方式出现。而当语言通过纸质媒介传播时，语言就要受到纸质媒介特点的影响，塑造出另一种信息呈现的形态。
　　信息呈现的形态往往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指出：“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如同今天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要求人们学习电脑操作的道理一样，人也被技术所塑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的媒介技术总是在以它自己的强大优势将知识重新组合传播，再一次“将各种形态的知识详细表现出来”。媒介技术与知识和信息的关系如此密切，在使用新媒介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内心状态也被媒介重新塑造着。
　　麦克卢汉认为印刷物作为一种新媒介，它的作用就是结束狭隘的地域观念和部落观念，在心灵和社会、空间和时间上结束地方观念和部落观念。近代中国，也许在印刷术被使用的时候，在纸张取代声音成为主流媒介的时候，就开启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启蒙进程。而媒介如何通过它的尺度影响社会发展，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