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正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谚,王康的办公室就坐落在重庆沙坪坝区一个热闹的商业广场,楼下便是新世纪百货,红男绿女熙熙攘攘、鱼贯出入,谈论着赚钱、花钱、时尚新闻和八卦消息。走进电梯时,我忍不住揣测起王康每天走过这段路时的心境:这个繁华似锦却又危机四伏的社会,是否真能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迎来现代的文艺复兴和理想的大同世界?
　　开门的是王康的同事,而他自己正穿着一套灰色的运动装,坐在沙发上看书,逆光的剪影为他勾勒出一个坚硬的轮廓。他本人比照片更像列宁,而我窃以为,假如由他去演孔子,从形象和气质上来讲也许会比周润发更适合。
　　王康的办公室不像办公室,倒像一间巨大而拥挤的书房,七八个直顶天花板的书架上摞满了书,沙发上还散放着几本——看得出他是惜时如金的人,保持着随手翻阅的习惯。趁采访间隙,我浏览了一下这些书架,大部分是俄国文学作品和有关苏联的著作,我简直怀疑他已将国内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苏联的书全部搜罗殆尽了。还有三本反乌托邦小说一齐放在显眼的位置: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扎米亚金的《我们,我们》。墙壁上挂满了字画、照片等,看上去纷繁杂乱,但每样陈设都包含着王康独特的理念和视角。
　　采访开始前,发生了一幕小插曲:某媒体打电话来,声称发现了一份解放前国民党留下的暗杀名单,想做一期节目,请王康揭露当时的黑暗统治。王康拒绝了,措辞严厉,毫不客气。挂断电话后,王康向我解释,他对这些主旋律的东西一向不感冒。王康江湖人称“老康”,但在我看来,这个绰号起得并不准确——无论从外貌还是精神状态来看,王康一点也显不出老来:这位花甲老者甚至比青年人更加率真而富有激情,整整六十年的世事风云、沧桑遭际也并未将他打磨圆滑。
　　见到王康之前,也曾听过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为了公义,他曾为警察欺凌的农家女孩挥出拳脚;十年流亡岁月中,他本有许多去国外过安逸生活的机会,却宁愿风餐露宿也不肯离开中国这片土地;为了保证独立的民间立场,他曾在经费极度匮乏时谢绝了官方机构赞助《浩气长流》创作的一百万资金;他可以为中国前途命运出谋划策,但绝不为此抛弃民间立场和独立身份……看着面前这位带着浩然之气的王康,我一点也不惊讶他会成为许多传奇的主角。
　　话题谈开之后,王康渐渐进入状态,庄严的诗体语言中,不时夹杂几句重庆式的粗犷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在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感染下,我也感到了一种越来越沉重的使命。我想,王康身上有一种圣徒式的号召力,但这副扛在他肩上的十字架,首先是将重量加诸于他之身的,六十年里,他一定忍受过非比寻常的精神痛苦,在漫长而孤寂的夜晚焦躁地等待黎明的到来,也许这些孤弱与忧郁会间歇性地发作并伴随他的一生,但他那坚强的信念和充满韧劲的神经一直在同这一切斗争。
　　临走时,王康拿出自己的著作《俄罗斯启示》和纪录片光碟(均为非公开发行)慷慨赠予我,又和气地送我到电梯口。同他告别那一刹,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也希望能像他那样做些事情,或许有一天,我会辞去工作,投入到另外一场没有硝烟却更加漫长的战斗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