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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不是最早的数字货币，最早的数字货币理论由David Chaum于1983年提出，这种名为E-Cash的电子货币系统基于传统的“银行-个人-商家”三方模式，具备匿名性、不可追踪性。比特币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数字货币，它发端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货币“非国家化”思潮，是一种不以主权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的、去中心化可编程货币。基于数字钱包、分布式共享账本和共识机制的比特币创新设计使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新的飞跃，由原来的三方模式变成像实物货币一样点对点的两方交易模式。
比特币引发全球大规模的数字货币实验。与基于主权国家信用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相对照，我们称它们为私人数字货币。截至2020年5月，共有五千四百二十五种私人数字货币。它们的亮点在技术创新。比如，以太币扩展了比特币的可编程脚本技术，发展出一个无法停止、抗屏蔽和自我维持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平台;瑞波币允许不同的网关发行各自的IOU（I Owe You，数字借据），并实现不同 IOU 之间的自动转换;零币应用了零知识证明算法，以增强交易的隐私性等。它们的缺点则在于两方面：一是缺乏稳定价值支撑，价格不稳定。比如，比特币价格暴涨暴跌，一度飙涨到一点九万美元，但也曾跌破三千五百美元，价值不稳定带来的后果是私人数字货币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它们越来越倾向于被视为资产，而非货币，于是，近几年来寻求代币价值稳定成为私人数字货币的热点，出现了稳定代币，或基于算法规则，或基于法币抵押，以维持与法币的汇率平价，获得代币价值的稳定。USDT、TrueUSD、Dai、摩根币（JPM Coin）、Libra等即是代表。
二是合规性问题。包括对货币主权的挑战、监管套利、KYC、AML/CTF、逃税避税、数据隐私保护、资金跨国流动、投资者权益保护等一系列合规问题。这涉及如何对私人数字货币进行定性，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初始代币发行（ICO）。面对这种有点类似股票公开发行（IPO）的新型融资，各国监管部门一开始有点“无所适从”。2017年，我国和韩国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币融资（ICO）。目前，美国等国家倾向于按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更多判定ICO是一种证券行为，要求遵守《证券法》相关规定。应该说，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的立法越来越重视，意图从资产交易、支付、税收、ICO、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金融稳定、消费者保护等各个方面，对其的交易、使用和流通进行规范。但总体看，许多私人数字货币主要基于公有链模式，合规性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私人数字货币正积极解决合规性问题。比如，2018年，美国Gemini信托公司发行的Gemini Dollar（GUSD）和Paxos信托公司发行的Paxos Standard Token（PAX）均得到纽约州金融服务局（NYDFS）的批准。近期发布的Libra2.0白皮书充分考虑了各方监管关切，提出一系列合规措施，包括放弃公有链，申请支付牌照，建立KYC、AML/CTF的合规框架等。
与私人数字货币不同，法定数字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根正苗红”，不存在价值不稳定和合规性问题，但与私人数字货币开源、众智的创新方式相比，央行数字货币创新动力和能力略显不足。有些国家和地区坚定选择了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技术路线，比如，加拿大的Jasper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以及中国香港的LionRock项目。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摇摆不定，对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依然存有争议。于是，出现了所谓基于账户和基于价值的央行数字货币“两分法”，通俗来说，前者是国家发行和运营的“支付宝”，后者是国家发行和运营的“比特币”。实质上，前者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进行了“泛化”，将电子货币也纳入了数字货币范畴，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央行电子货币”。数据显示，相较于2018年百分之五十八点四的同比增长，2019年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同比增速仅为百分之十八点七，增速持续放缓意味着我国移动支付市场渐趋饱和，将步入存量竞夺的发展阶段。因此，在第三方支付高度发达的国度推出类“央行电子货币”的央行数字货币，有些人对其建设意义存有疑虑。Libra项目主管马库斯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区域链技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不参与引领和监管，該项技术将发展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无法触及的程度，其他国家会继续进步，美国则会落后。”这番话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同样适用，值得我们深思与重视。
今年疫情的影响之大，可谓始料未及。而在数字货币领域，亦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数字美元在美国二点二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初现身影，虽一闪而过，但意味深长。二是Libra2.0白皮书公布，其姿态之谦卑，耐人寻味。两件事看似独立，可联系起来仔细品味，却别有洞天。在外界的印象中，美国政府历来对美元数字化似乎没有太大兴趣，但在抗击疫情这当口，数字美元可以为美国政府创造“撒钱”的“直升机”，因此数字美元推出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另一方面，Libra2.0通过一系列举措解决了货币替代、货币挤兑以及KYC、AML/CTF、跨国资本流动等合规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公私合作的兴趣。若借助Libra2.0的BaaS服务（Blockchain as a Service，区块链即服务），数字美元的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若此，数字美元还真的很遥远吗？
这是数字时代，必然也将是数字货币时代，因此正确认识数字货币、理解数字货币、对待数字货币，无疑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应有的理论素养。杨东教授此本《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同时，该书属于中央党校出版社“黑科技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党政机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创新精神。此本著作充分体现了杨东教授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孜孜探索和深思熟虑，相信大家定能从中有所裨益。
是为序。
比特币引发全球大规模的数字货币实验。与基于主权国家信用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相对照，我们称它们为私人数字货币。截至2020年5月，共有五千四百二十五种私人数字货币。它们的亮点在技术创新。比如，以太币扩展了比特币的可编程脚本技术，发展出一个无法停止、抗屏蔽和自我维持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平台;瑞波币允许不同的网关发行各自的IOU（I Owe You，数字借据），并实现不同 IOU 之间的自动转换;零币应用了零知识证明算法，以增强交易的隐私性等。它们的缺点则在于两方面：一是缺乏稳定价值支撑，价格不稳定。比如，比特币价格暴涨暴跌，一度飙涨到一点九万美元，但也曾跌破三千五百美元，价值不稳定带来的后果是私人数字货币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它们越来越倾向于被视为资产，而非货币，于是，近几年来寻求代币价值稳定成为私人数字货币的热点，出现了稳定代币，或基于算法规则，或基于法币抵押，以维持与法币的汇率平价，获得代币价值的稳定。USDT、TrueUSD、Dai、摩根币（JPM Coin）、Libra等即是代表。
二是合规性问题。包括对货币主权的挑战、监管套利、KYC、AML/CTF、逃税避税、数据隐私保护、资金跨国流动、投资者权益保护等一系列合规问题。这涉及如何对私人数字货币进行定性，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初始代币发行（ICO）。面对这种有点类似股票公开发行（IPO）的新型融资，各国监管部门一开始有点“无所适从”。2017年，我国和韩国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币融资（ICO）。目前，美国等国家倾向于按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更多判定ICO是一种证券行为，要求遵守《证券法》相关规定。应该说，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的立法越来越重视，意图从资产交易、支付、税收、ICO、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金融稳定、消费者保护等各个方面，对其的交易、使用和流通进行规范。但总体看，许多私人数字货币主要基于公有链模式，合规性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私人数字货币正积极解决合规性问题。比如，2018年，美国Gemini信托公司发行的Gemini Dollar（GUSD）和Paxos信托公司发行的Paxos Standard Token（PAX）均得到纽约州金融服务局（NYDFS）的批准。近期发布的Libra2.0白皮书充分考虑了各方监管关切，提出一系列合规措施，包括放弃公有链，申请支付牌照，建立KYC、AML/CTF的合规框架等。
与私人数字货币不同，法定数字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根正苗红”，不存在价值不稳定和合规性问题，但与私人数字货币开源、众智的创新方式相比，央行数字货币创新动力和能力略显不足。有些国家和地区坚定选择了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加密货币技术路线，比如，加拿大的Jasper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以及中国香港的LionRock项目。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摇摆不定，对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依然存有争议。于是，出现了所谓基于账户和基于价值的央行数字货币“两分法”，通俗来说，前者是国家发行和运营的“支付宝”，后者是国家发行和运营的“比特币”。实质上，前者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进行了“泛化”，将电子货币也纳入了数字货币范畴，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央行电子货币”。数据显示，相较于2018年百分之五十八点四的同比增长，2019年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同比增速仅为百分之十八点七，增速持续放缓意味着我国移动支付市场渐趋饱和，将步入存量竞夺的发展阶段。因此，在第三方支付高度发达的国度推出类“央行电子货币”的央行数字货币，有些人对其建设意义存有疑虑。Libra项目主管马库斯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区域链技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国不参与引领和监管，該项技术将发展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无法触及的程度，其他国家会继续进步，美国则会落后。”这番话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同样适用，值得我们深思与重视。
今年疫情的影响之大，可谓始料未及。而在数字货币领域，亦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数字美元在美国二点二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初现身影，虽一闪而过，但意味深长。二是Libra2.0白皮书公布，其姿态之谦卑，耐人寻味。两件事看似独立，可联系起来仔细品味，却别有洞天。在外界的印象中，美国政府历来对美元数字化似乎没有太大兴趣，但在抗击疫情这当口，数字美元可以为美国政府创造“撒钱”的“直升机”，因此数字美元推出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另一方面，Libra2.0通过一系列举措解决了货币替代、货币挤兑以及KYC、AML/CTF、跨国资本流动等合规问题，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公私合作的兴趣。若借助Libra2.0的BaaS服务（Blockchain as a Service，区块链即服务），数字美元的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若此，数字美元还真的很遥远吗？
这是数字时代，必然也将是数字货币时代，因此正确认识数字货币、理解数字货币、对待数字货币，无疑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应有的理论素养。杨东教授此本《与领导干部谈数字货币》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同时，该书属于中央党校出版社“黑科技系列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党政机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创新精神。此本著作充分体现了杨东教授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孜孜探索和深思熟虑，相信大家定能从中有所裨益。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