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庫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
　　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来往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都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
　　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 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 “张老太爷”。
　　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一 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中央文库岌岌可危。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这才躲过了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敌手。
　　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陈为人的夫人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
　　陈为人的二儿子陈爱伦介绍，儿时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
　　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韩慧英的说辞，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后，实在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破绽，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过程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 　　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轻轻地吁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就在韩慧英被捕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
　　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殊为不易，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
　　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装作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
　　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仑说，当时大哥只有六岁，妹妹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早年入狱身染肺病，此时也因得不到医治而日渐沉重。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韩慧如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被捕半年，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
　　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韩慧如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却始终没有回音。
　　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
　　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已经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
　　安全转交了中央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就赶紧出院了。
　　党组织很快又给陈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
　　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他的夫人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时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家里怎么能比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地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如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
　　守护中央文库4年之后，年仅38岁的陈为人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藏身地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
　　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
　　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大员。姨妈独自住在法租界顺昌里。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在外人看来，周天宝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一号机密”。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人物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安然无恙。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安然存放两年后，周天宝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多数的迁址，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
　　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
　　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吴成方和缪谷稔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方却几乎不与缪谷稔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缪谷稔直接联系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
　　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方忽然急匆匆地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危险陡然而至。
　　就在缪谷稔著急忙慌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小郑被捕后，跳楼自杀，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后，身患严重肺病的缪谷稔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缪谷稔，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从此一病不起。逝世时，年仅39岁。

小鱼钻网眼

　　陈来生1938年加入共产党，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
　　如何把2万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这是陈来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全家，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新库址起初选在弄庚庆里过街阁楼妻弟家中，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只能再次迁移文库。
　　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
　　而陈来生的“向荣面坊”，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生意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
　　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
　　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向荣面坊”，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完璧归党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
　　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
　　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檔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