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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0年前，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第一个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亦即著名的《上海公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打破了两国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2月21—28日，这短暂的一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其中，基于《上海公报》文本的会谈，一波三折、千回百转，这份史无前例的文件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画上了重要的一笔。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没有戴帽子。
当尼克松走到舷梯快一半的地方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也迎上前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此时，他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乔基谈判”
尼克松访华时最重要的会谈，是与毛泽东的一小时零五分钟的最高级会晤。但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跟你只谈哲学，其他具体问题要与周恩来谈。”
具体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人物的总会谈；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国务卿的会谈是第二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第三个层次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就起草《上海公报》的会谈，也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做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基辛格和乔冠华则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公报的内容进行逐段修改，逐字斟酌。
2月22日，会谈的第一天。两人逐行审查公報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2月23日，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并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月24日，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台湾问题是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双方的分歧很大。中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分歧之二，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分歧之三，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而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并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针对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分歧点，乔冠华和基辛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相持不下时，双方就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的气氛。
为了打破僵局，尼克松、周恩来也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坦率地在会谈中对周恩来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到时候，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者很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结束后，基乔于晚上10时30分再次会晤，谈判十分顺利。至深夜两点，预定在上海签署的公报文本终于落实了。
横生枝节
公报大功告成，尼克松的心情特别愉快。2月26日，尼克松的专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下榻在毛泽东来杭州常住的刘庄宾馆里。
但是，在飞机上，当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公报文本后，他们对内容表示不满。到达杭州的当晚，国务卿罗杰斯就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重要修改处，竟有15处之多。看完这份材料，尼克松气得脸都青了。
晚宴开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看了材料，一脸阴郁地说：“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20多个小时弄出来的，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重来。”
“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现在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没有脸？”尼克松也十分气愤。
“总统，你也知道，全世界都等着看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 基辛格说。
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晚上10时20分，基乔两人再次会晤。基辛格说：“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了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挖苦地笑道：“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不动就搬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 24 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毛泽东表态：台湾问题不容谈判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要乔冠华谈谈自己的看法，乔冠华气呼呼地说：“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呀。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还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意。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但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白。”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要请示主席。”他当即拿起电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许，“最后”的公报文本终于完成了。在刘庄宾馆一个八角亭里，尼克松与周恩来草签了《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下午5时，上海锦江饭店，尼克松、周恩来率领的双方大队人马全部从杭州赶到。从全世界各地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将大厅挤得满满的，闪光灯一起闪亮。《上海公报》终于在这里宣布诞生了。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中国外交秘闻》，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墨非“《中美联合公报》背后的故事”，《文史月刊》，2010年第3期。
40年前，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第一个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亦即著名的《上海公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博士等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打破了两国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2月21—28日，这短暂的一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其中，基于《上海公报》文本的会谈，一波三折、千回百转，这份史无前例的文件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画上了重要的一笔。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一次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11时30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机舱门打开了，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没有戴帽子。
当尼克松走到舷梯快一半的地方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还。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也迎上前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足足有一分多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此时，他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乔基谈判”
尼克松访华时最重要的会谈，是与毛泽东的一小时零五分钟的最高级会晤。但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跟你只谈哲学，其他具体问题要与周恩来谈。”
具体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人物的总会谈；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国务卿的会谈是第二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第三个层次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就起草《上海公报》的会谈，也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做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基辛格和乔冠华则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对公报的内容进行逐段修改，逐字斟酌。
2月22日，会谈的第一天。两人逐行审查公報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2月23日，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并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
2月24日，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台湾问题是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双方的分歧很大。中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分歧之二，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而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分歧之三，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而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并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针对台湾问题上的三个分歧点，乔冠华和基辛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相持不下时，双方就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的气氛。
为了打破僵局，尼克松、周恩来也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坦率地在会谈中对周恩来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到时候，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者很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结束后，基乔于晚上10时30分再次会晤，谈判十分顺利。至深夜两点，预定在上海签署的公报文本终于落实了。
横生枝节
公报大功告成，尼克松的心情特别愉快。2月26日，尼克松的专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下榻在毛泽东来杭州常住的刘庄宾馆里。
但是，在飞机上，当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公报文本后，他们对内容表示不满。到达杭州的当晚，国务卿罗杰斯就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重要修改处，竟有15处之多。看完这份材料，尼克松气得脸都青了。
晚宴开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看了材料，一脸阴郁地说：“公报文本是我和乔在北京花了20多个小时弄出来的，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重来。”
“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现在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没有脸？”尼克松也十分气愤。
“总统，你也知道，全世界都等着看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 基辛格说。
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晚上10时20分，基乔两人再次会晤。基辛格说：“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了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乔，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挖苦地笑道：“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不动就搬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 24 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毛泽东表态：台湾问题不容谈判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要乔冠华谈谈自己的看法，乔冠华气呼呼地说：“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呀。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还在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意。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但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白。”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本的事，要请示主席。”他当即拿起电话。毛泽东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许，“最后”的公报文本终于完成了。在刘庄宾馆一个八角亭里，尼克松与周恩来草签了《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下午5时，上海锦江饭店，尼克松、周恩来率领的双方大队人马全部从杭州赶到。从全世界各地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将大厅挤得满满的，闪光灯一起闪亮。《上海公报》终于在这里宣布诞生了。
《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中国外交秘闻》，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墨非“《中美联合公报》背后的故事”，《文史月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