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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回国后，我跟我弟弟也是第一次“上桌吃饭”，以前都是饭菜放在椅子上，坐在小矮凳上在自己房里吃。她大概因为知道会少离多，总是利用午饭后这段时间跟我们谈话。
“你将来想做什么？”她问。
能画图，像她，还是弹钢琴，像我姑姑。
“姐姐想画画或是弹钢琴，你大了想做什么？”她问我弟弟。
他默然半晌，方低声道：“想开车。”
她笑了。“你想做汽车夫？”
他不作声。当然我知道他不过是想有一部汽车。自己会开。
“想开汽车还是开火车？”
他又沉默片刻，终于答道：“火车。”
“好，你想做火车司机。”她换了个话题。
女佣撤去碗筷，泡了一杯杯清茶来，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搁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中央，我母亲和姑姑新近游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庙买的仿宋大碗，紫红磁上喷射着淡蓝夹白的大风暴前朝日的光芒。
她翻箱子找出来一套六角小碗用作洗手碗，外面五彩凸花，里面一色湖绿，装了水清澈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过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基督教同样地使人无法相信。圣母处女怀孕生子，这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已有的，不过是对伟人的出身的附会传说。我们学校的美国教师是进步的现代人，不大讲这些，只着重“人生是道德的健身房。”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或者仅只是一种预感，我毕业后两年内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死掉。第二次生病是副伤寒住医院，双人房隔壁有个女性病人呻吟不绝，听着实在难受，睡不着。好容易这天天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正觉得舒服，快要朦胧睡去，忽闻隔壁似有整理东西的綷縩响动，又听见看护低声说话，只听清楚了一句：“才十七岁！”
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答“六岁”，“七岁”。岁数就是你的标志与身份证。老了又是这样，人见面就问“多大年纪啦？”答“七十六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等着听赞叹。没死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形貌个性，一切资以辨认的特征，岁数成为唯一的标签。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八十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但是我十七岁那年因为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十七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十七就十八，还能年年十八岁？
所以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
对于老与死，我母亲过早的启发等于给我们打了防疫针。因为在“未知生，焉知死”的幼年曾经久久为它烦恼过，终于搞疲了。说是麻木也好，反正习惯了，能接受。等到到了时候，纵有憬然的一刹那，也感动不深，震撼不大，所以我对于生老病死倒是比较看得淡。
“你将来想做什么？”她问。
能画图，像她，还是弹钢琴，像我姑姑。
“姐姐想画画或是弹钢琴，你大了想做什么？”她问我弟弟。
他默然半晌，方低声道：“想开车。”
她笑了。“你想做汽车夫？”
他不作声。当然我知道他不过是想有一部汽车。自己会开。
“想开汽车还是开火车？”
他又沉默片刻，终于答道：“火车。”
“好，你想做火车司机。”她换了个话题。
女佣撤去碗筷，泡了一杯杯清茶来，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搁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中央，我母亲和姑姑新近游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庙买的仿宋大碗，紫红磁上喷射着淡蓝夹白的大风暴前朝日的光芒。
她翻箱子找出来一套六角小碗用作洗手碗，外面五彩凸花，里面一色湖绿，装了水清澈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过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基督教同样地使人无法相信。圣母处女怀孕生子，这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已有的，不过是对伟人的出身的附会传说。我们学校的美国教师是进步的现代人，不大讲这些，只着重“人生是道德的健身房。”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或者仅只是一种预感，我毕业后两年内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死掉。第二次生病是副伤寒住医院，双人房隔壁有个女性病人呻吟不绝，听着实在难受，睡不着。好容易这天天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正觉得舒服，快要朦胧睡去，忽闻隔壁似有整理东西的綷縩响动，又听见看护低声说话，只听清楚了一句：“才十七岁！”
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答“六岁”，“七岁”。岁数就是你的标志与身份证。老了又是这样，人见面就问“多大年纪啦？”答“七十六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等着听赞叹。没死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形貌个性，一切资以辨认的特征，岁数成为唯一的标签。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八十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但是我十七岁那年因为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十七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十七就十八，还能年年十八岁？
所以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
对于老与死，我母亲过早的启发等于给我们打了防疫针。因为在“未知生，焉知死”的幼年曾经久久为它烦恼过，终于搞疲了。说是麻木也好，反正习惯了，能接受。等到到了时候，纵有憬然的一刹那，也感动不深，震撼不大，所以我对于生老病死倒是比较看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