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的元首间的会晤。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南加州沙漠地带的安纳伯格庄园里绿草如茵，景色如画，伴着不时传来的鸟鸣声，中美两国元首开始了40多分钟的早间散步。散步刚开始不久时，一位媒体记者有些迫不及待地一声大喊：“会谈谈得怎么样？”这也是一声高分贝的提醒，会晤的内容和成果备受关注。
　　奥巴马头也不回，笑着高声回答，干脆而简练：“好极了。”
　　“这里是离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国。” 抵达安纳伯格庄园和奥巴马的首场会晤开始时，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
　　对于会晤地点选择在加州的安排，今年3月从中国外交部长升任国务委员的杨洁篪在吹风会上指出，此次两国元首在有“美国通往亚洲的门户”之称的加州举行会晤，这本身就释放了中美致力于在亚太对话合作的积极信号。
　　去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曾访问美国，当时他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今天，我同奥巴马总统在这里举行会晤，主要目的就是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时隔一年，已经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依然延续去年的思路，并更进一步，开始将设想转化为规划。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用了三句话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
　　这是一次比计划来得早些的会晤。不论是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安排，还是方式选择，都让很多美国人意外，也在美国华人圈引发强烈反响。
　　按照原定的计划，中美元首将在9月份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见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曲星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一方面，今年中美双边关系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在网络安全上美国针对中国的疑虑加深，在美国对台军售上也出现了一些传言，这需要双方有更直接的沟通；另一方面，中国新一届政府形成以后，外交很活跃，习近平和李克强与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大国领导人都有了直接接触，而美国虽然已有四位部长级官员来华访问，但峰会级的外交接触是个空缺。
　　中美元首“庄园会晤”的安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
　　1972年尼克松开启了“破冰之旅”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在曲星的同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看来，这并非因为中美彼此都喜欢对方，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双方面临着“强大对手”前苏联，因此中美在战略上需要相互借重。他在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指出，“在冷战时期，中美是靠外部威胁走到一起的”。如今中美关系的驱动力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外力驱动型向朝着一个内需驱动型转化。
　　去年，中美间的交往人数约380万，平均每天至少有10000人跨越太平洋来往于两国之间。
　　“8年到10年内，中美彼此很可能互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会研讨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说。
　　“经济上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会推进中美日益成为利益共同体，而顾虑到分歧和摩擦带来的后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对于与中国的分歧有了更多的耐心。克里就任国务卿后，他相比希拉里更加务实的外交思路也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耐心。”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薛海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与奥巴马“庄园会晤”前的8天时间里，习近平访问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中国国家主席对拉美三国的访问引起了一些美国媒体的警惕，认为这是中国应对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新方式，这是通过扩大在美国“后院”影响力的“主动出击”，而不再是一味在亚太对美国“被动防御”。但欢迎和支持的声音也不在少数，中国与拉美合作的加深并非只是同美国“角力”，也可以补位美国同该地区合作的缺失，减少他们对美国的抱怨。
　　不只是在拉美，在整个世界，当前很多重大问题都需要中美的合作，如中美元首在会晤中谈到的朝核、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美国意识到，以一己之力难以解决。
　　现在中美已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有可能是命运共同体。阮宗泽称，中美需要联起手来，一是克服困难，化解危机，再则要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遇。
　　除了驱动力，美国前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变化。这位参与过多次美中首脑峰会安排的美国外交家撰文称，中美建交初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方领导人的谈话经常是即兴的，没有准备讲稿，但之后美中首脑峰会往往会经过极其细致的编排，双方领导人基本上就按背熟的内容往下说。
　　一些如坎贝尔一样的美国资深外交人士还观察到，习近平愿意将即兴发挥和背诵讲话稿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庄园会晤”除了减少繁文缛节，还有利于扩展元首私人沟通的空间，一定程度上向当年的即兴交流方式回归，可以使交流更深入，增进元首私人间的了解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