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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一百一十多人从中、朝、日等远东国家秘密前往苏俄，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此前受命组团的中共广泛联络各界人士所组成的37人的中国代表团规模堪称庞大，格外醒目。更加引人入胜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代表们在大会上的表现所作的评述——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在会上“以突出的姿态，”反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批评，他“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这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大会 ，“精彩”所指的内容是指什么，迄今鲜为人知。本文所要讲述的就是中国代表团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内情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与共产国际围绕大会主题展开的一场激烈交锋。
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意欲驱逐帝国主义，实现远东“一片红”
大会召开与苏日、苏美外交有直接关系。1919年巴黎和会上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解决的是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分配，会上的荒唐逻辑使日本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攫取了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利，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在远东的咄咄逼人，同样危及苏俄，1918—1922年间苏俄内战时期，日本势力盘踞远东，外国商品在这里大行其道，日本资本占绝对优势，它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签订的《俄日渔业协议》中源源不绝获取利益。《协议》本应于1919年9月到期，但西伯利亚反苏的高尔察克“政府”又同意延期，使日本“依法”继续“自治”捕鱼。苏俄感到芒剌在背，急欲除之。
1921年7月由美国总统哈定发起邀请太平洋沿岸国家到华盛顿开会，是谓华盛顿会议，讨论列强在海上的利益分配和军力配置，故又有海军会议或太平洋会议的俗称。苏俄没有受到邀请。由于美国等列强不仅支持俄国白卫军和捷克军团在远东进行反苏活动，还想把后者势力排挤出太平洋，苏俄被激怒，不仅要报日俄战争那一箭之仇，而且不能坐视自己被排除在太平洋沿岸大国之外。共产国际配合苏俄外交，在1921年8月决定召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最初曾将日期定在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的日子，以与之唱对台戏，地点是在貌似赤化色彩不浓厚的远东共和国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后会议升格，移至莫斯科、彼得格勒。共产国际的宗旨是率领和发动远东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无产阶级进行苏维埃革命，为了国际共产党的事业向帝国主义“开火”，把它赶出这个地区，“实现远东一片红”。
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代表们携手赴会“取经”
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时，参加中共一大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正在中国，他们参与组织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张太雷奉派到日本组团参会。陈独秀委托张国焘组建中国代表团。周佛海等一度也为此奔走。中共广泛联络各界人士，组成了多达37人的庞大代表团，它的广泛代表性是值得予以特别介绍的。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张国焘为书记，陈独秀为他开具了委任状。张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推荐了贺衷寒，山东王尽美、邓又（恩）铭也是代表。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少年中国学会派遣了高君宇前往，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的杨钟健为他开具了委任状。北京、上海、山西等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都选派了代表，唐山推举的是邓培、梁鹏万。广东机器工会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是代表，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代表黄璧魂是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携带着孙中山等人的和上海太平洋与中国社开具的两个委任状。邵力子派遣的是上海民国日报记者朱枕薪。
中共刚刚成立，与共产国际接触不多，还没有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在选派代表时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包容性，代表团成员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这一举动记载的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社会团体愿意携手合作。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道路的使命感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代表们冒着风险做长途旅行，因要经过有日本势力盘踞的中东铁路，为了保密，他们把丝质委任状缝在衣服里。许多人的委任状、介绍信和自己填写的表格都有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内容，他们要去“取经”。杨钟健为高君宇开的委任状对考察目的阐述最为清晰：“依据科学的安置及指导”改造中国，在一个“颓败的旧社会里另建安适的秩序的运动”。
张秋白随身携带着孙中山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这是孙对契切林1921年6月14日来信的复函，写于8月28日。张秋白到苏俄后于11月6日交到了契切林手中。孙中山信中承认当初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其后果相当严重，犹如在俄国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朗格尔等取代列宁执政。孙表示要与契切林和莫斯科友人建立联系，目的是了解新俄的“苏维埃组织，军队和国民教育的组织情况”。对于“苏维埃组织”，孙中山注重的是这个政权的表层，而不是其实质——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表层便是孙中山追求的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孙信中对“苏维埃教育的组织形式”有十分明确表述：让“中华民国的基本思想深深札根于明天的劳动者——青年一代的心田里”。这个“基本思想”便是他的三民主义。至于信中所说苏俄红军组织状况，则指他想以之为楷模建立的由他指挥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军。
共产国际要求远东各国立即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
上信内容可以理解为孙中山给张秋白的“指令”。在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长萨法罗夫和该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先后以《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和《华盛顿会议的总结》为题做了报告。其基调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和决议精神，即在民族革命运动初期可以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及其领导的民族运动。报告要求远东各国立即仿效十月革命，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苏式共产主义。
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紧锣密鼓呼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代表的发言无意间使大会急剧降调。先是张国焘引用欧洲一句谚语：革命是“人类创造的最高级最和谐的音乐”来大谈和谐，说要在这里“制定这样一种坚定而和谐的行动纲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张国焘的详尽报告，是中共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最早的珍贵史料。这份报告从井田制入手介绍中国农村情况和外国侵略如何挤压中国民族工商业，突出的是反帝民族斗争。讲到农民组织，他说的是农村的宗法制度，农民为抵御匪患而组织的民团，为互助而建立粥棚式的“公共粮仓”，只字未提组织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等事。至于工人运动，张国焘的报告更没有激烈斗争的意味，介绍的仅仅是中共创办了几份刊物，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致力于组织和教育刚刚开始建立工会的广大工人。少年中国学会高君宇，遵循其携带的委任状上所述做“安适的秩序”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本意，他在发言中传达的是农民离组织良善还有相当距离。 与上两人没有正面评说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相比，张秋白的表现不同，他将三民主义与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他强调，民生主义“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社会主义（socialism），而国民党关于土地、全国铁路、矿山、大工业、统归国有和粮食由政府分配等的主张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成分”。他不主张立即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表述的是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在全国生产未开发以前，小资本之存在，乃予以多少之容许”，而由政府加以“限制”，至于“从根本上取消”资本，那是以后“俟全国生产开发后”的事，他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称这与现在“俄国所行的新经济政策”相同。
此次大会的初衷本是与华盛顿会议对抗，既将远东作为世界革命的“资源”， 又将其当作世界革命的试验场，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格外关注，为争取国民党“亲俄”，便需要先使其放弃“亲美”。共产国际发给其赴华代表的密令中少不了“争取”和“扩大亲俄”分子队伍，批判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影响等内容。到此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索性公开直接批评国民党：“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中，在孙中山的拥护者中，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都有一些对美国寄予希望的人……以为革命中国的民主与进步，只能受益于美国资本主义。我希望华盛顿会议将使中国南方比较有远见的领导人，中国革命者和一切为民族的真正觉醒而奋斗的人坚信：美国资本家绝对不是他们的朋友，而是最凶恶的敌人，是一些向来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和最臭名昭著的虚伪以欺骗其受害者的人。”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对“十月革命”经验公开反弹
共产国际批评国民党“亲美”，张秋白则反唇相讥。他说国民党早在20年前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国”。待建立国家掌握政权后，国民党要做的第二步是进行“政治革命。第三步是社会革命”，依据“这样一个纲领，国民党就不会接受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
季诺维也夫和张秋白在会上你来我往，张虽几次受到“批评“，并不“卖账”，认为不能“放弃了再加说明的义务”，他辩称国民党“不是赞成美国式民主主义的团体”，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主张，“有十余年的《民报》，与孙逸仙之著述和演说，及其历年来这党党员的论著可以证明”。张承认国民党内有少数人赞成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但他们断不能“变更”国民党的党纲，更不能代表党的“根本主义”。 他柔中有刚提请“诸位同志！可不要误会”，国民党“如果本是一个‘社会革命’的团体，别人也不能加以否认。”
最激烈的争论还是发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坚请代表们把共产国际的口号带回国去尽快实施，说像中国、朝鲜等工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
张秋白斩钉截铁地拒绝。就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化的观点，他介绍说国民党考虑过这个问题，经过权衡得出结论，现阶段还不能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的文件，否则“会对我们未来的政策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至于未来国民党是否建立苏维埃，张秋白的做法饶有兴味。他先表态“国民党反对西欧的议会制”，接着说三民主义得到工人群众支持，已经有不少工人加入了国民党。散居于华北、华南、美国、亚洲等地的工人都“拥护国民党”，党的政权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早已经“接近苏维埃了”。但张说国民党设想中的政权形式毕竟还不是苏维埃，它“主张成立由各地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一定时期内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初期可能倾向于帝国主义”，但是革命完成后，“进步的政党建立起由全体国民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的制度“比西欧国家现有的制度更加民主”，将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政权形式。不知张氏是否知道阶级观念模糊的“国民”或“全民”原是共产国际讲坛上的一大忌。因苏式传统理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最先进，能够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反正张没有去踏这个“雷”，他巧妙地避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而用“国民”取代之。
张秋白是在反唇相讥，他的话没有剑拔弩张的革命气息，甚至流露出劳资调和或容纳资产阶级的意图。倒是萨法罗夫针对会上情况强硬地宣布：
“若果他们要想抑制中国劳动运动，若果他们想利用中国的工会去做他们零零星星的政治运动，想把这些工会限制在旧式手艺组织的精神上或宣传劳资两阶级融合的论调……我们对他们绝不饶恕。”
同时他更加严厉地为这些人定性：
“谁不帮助民族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蟊贼”，“谁和无产阶级的觉悟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国民的蟊贼”。
据张国焘回忆，俄国“老布”（布尔什维克）们把资产阶级当作“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对资产阶级民主大加鞭笞，张秋白“是资产阶级代表”，他的态度令“老布”们感到格格不入，这似乎顺理成章。就连共产国际视为“自己人”的中共代表张国焘也有感受，他是代表中共的，可是在“老布”眼睛里，他没有经过“十月革命洗礼”，是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受到歧视。固然大部分中国代表佩服俄共（布）的若干措施，在内心，他们还是不能认同苏俄“倚赖暴力”的政策，这与中国行“仁政”，布“王道”的观念相去甚远。
张秋白首次亮相于国际舞台，却落得个“出师不利”，但张对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十月革命经验公开反弹，确是大会的亮点。会议的效果最多是促进了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互相了解。不止一个中国代表在会上跟着共产国际批判张秋白，旅途所见苏俄城乡的破败，物资的匮乏，茫茫雪原中的墟里孤烟，代表们得出的印象远非莺歌燕舞可形容。这一番探索是否让所有的人都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心，大会对于后来的国共合作有多大推动作用，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见的效果是，共产国际“唯我独革”的偏狭强硬毕竟为后来的国共合作过早地投下了阴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意欲驱逐帝国主义，实现远东“一片红”
大会召开与苏日、苏美外交有直接关系。1919年巴黎和会上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解决的是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分配，会上的荒唐逻辑使日本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攫取了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利，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在远东的咄咄逼人，同样危及苏俄，1918—1922年间苏俄内战时期，日本势力盘踞远东，外国商品在这里大行其道，日本资本占绝对优势，它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签订的《俄日渔业协议》中源源不绝获取利益。《协议》本应于1919年9月到期，但西伯利亚反苏的高尔察克“政府”又同意延期，使日本“依法”继续“自治”捕鱼。苏俄感到芒剌在背，急欲除之。
1921年7月由美国总统哈定发起邀请太平洋沿岸国家到华盛顿开会，是谓华盛顿会议，讨论列强在海上的利益分配和军力配置，故又有海军会议或太平洋会议的俗称。苏俄没有受到邀请。由于美国等列强不仅支持俄国白卫军和捷克军团在远东进行反苏活动，还想把后者势力排挤出太平洋，苏俄被激怒，不仅要报日俄战争那一箭之仇，而且不能坐视自己被排除在太平洋沿岸大国之外。共产国际配合苏俄外交，在1921年8月决定召集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最初曾将日期定在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的日子，以与之唱对台戏，地点是在貌似赤化色彩不浓厚的远东共和国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后会议升格，移至莫斯科、彼得格勒。共产国际的宗旨是率领和发动远东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无产阶级进行苏维埃革命，为了国际共产党的事业向帝国主义“开火”，把它赶出这个地区，“实现远东一片红”。
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代表们携手赴会“取经”
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时，参加中共一大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正在中国，他们参与组织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张太雷奉派到日本组团参会。陈独秀委托张国焘组建中国代表团。周佛海等一度也为此奔走。中共广泛联络各界人士，组成了多达37人的庞大代表团，它的广泛代表性是值得予以特别介绍的。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张国焘为书记，陈独秀为他开具了委任状。张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推荐了贺衷寒，山东王尽美、邓又（恩）铭也是代表。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少年中国学会派遣了高君宇前往，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的杨钟健为他开具了委任状。北京、上海、山西等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都选派了代表，唐山推举的是邓培、梁鹏万。广东机器工会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是代表，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代表黄璧魂是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携带着孙中山等人的和上海太平洋与中国社开具的两个委任状。邵力子派遣的是上海民国日报记者朱枕薪。
中共刚刚成立，与共产国际接触不多，还没有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在选派代表时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包容性，代表团成员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这一举动记载的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社会团体愿意携手合作。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道路的使命感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代表们冒着风险做长途旅行，因要经过有日本势力盘踞的中东铁路，为了保密，他们把丝质委任状缝在衣服里。许多人的委任状、介绍信和自己填写的表格都有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内容，他们要去“取经”。杨钟健为高君宇开的委任状对考察目的阐述最为清晰：“依据科学的安置及指导”改造中国，在一个“颓败的旧社会里另建安适的秩序的运动”。
张秋白随身携带着孙中山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这是孙对契切林1921年6月14日来信的复函，写于8月28日。张秋白到苏俄后于11月6日交到了契切林手中。孙中山信中承认当初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其后果相当严重，犹如在俄国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朗格尔等取代列宁执政。孙表示要与契切林和莫斯科友人建立联系，目的是了解新俄的“苏维埃组织，军队和国民教育的组织情况”。对于“苏维埃组织”，孙中山注重的是这个政权的表层，而不是其实质——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权表层便是孙中山追求的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孙信中对“苏维埃教育的组织形式”有十分明确表述：让“中华民国的基本思想深深札根于明天的劳动者——青年一代的心田里”。这个“基本思想”便是他的三民主义。至于信中所说苏俄红军组织状况，则指他想以之为楷模建立的由他指挥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军。
共产国际要求远东各国立即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
上信内容可以理解为孙中山给张秋白的“指令”。在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长萨法罗夫和该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先后以《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和《华盛顿会议的总结》为题做了报告。其基调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和决议精神，即在民族革命运动初期可以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及其领导的民族运动。报告要求远东各国立即仿效十月革命，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直接过渡到苏式共产主义。
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紧锣密鼓呼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比，中国代表的发言无意间使大会急剧降调。先是张国焘引用欧洲一句谚语：革命是“人类创造的最高级最和谐的音乐”来大谈和谐，说要在这里“制定这样一种坚定而和谐的行动纲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张国焘的详尽报告，是中共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最早的珍贵史料。这份报告从井田制入手介绍中国农村情况和外国侵略如何挤压中国民族工商业，突出的是反帝民族斗争。讲到农民组织，他说的是农村的宗法制度，农民为抵御匪患而组织的民团，为互助而建立粥棚式的“公共粮仓”，只字未提组织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等事。至于工人运动，张国焘的报告更没有激烈斗争的意味，介绍的仅仅是中共创办了几份刊物，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致力于组织和教育刚刚开始建立工会的广大工人。少年中国学会高君宇，遵循其携带的委任状上所述做“安适的秩序”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本意，他在发言中传达的是农民离组织良善还有相当距离。 与上两人没有正面评说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相比，张秋白的表现不同，他将三民主义与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他强调，民生主义“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社会主义（socialism），而国民党关于土地、全国铁路、矿山、大工业、统归国有和粮食由政府分配等的主张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成分”。他不主张立即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表述的是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在全国生产未开发以前，小资本之存在，乃予以多少之容许”，而由政府加以“限制”，至于“从根本上取消”资本，那是以后“俟全国生产开发后”的事，他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称这与现在“俄国所行的新经济政策”相同。
此次大会的初衷本是与华盛顿会议对抗，既将远东作为世界革命的“资源”， 又将其当作世界革命的试验场，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格外关注，为争取国民党“亲俄”，便需要先使其放弃“亲美”。共产国际发给其赴华代表的密令中少不了“争取”和“扩大亲俄”分子队伍，批判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影响等内容。到此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索性公开直接批评国民党：“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中，在孙中山的拥护者中，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都有一些对美国寄予希望的人……以为革命中国的民主与进步，只能受益于美国资本主义。我希望华盛顿会议将使中国南方比较有远见的领导人，中国革命者和一切为民族的真正觉醒而奋斗的人坚信：美国资本家绝对不是他们的朋友，而是最凶恶的敌人，是一些向来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和最臭名昭著的虚伪以欺骗其受害者的人。”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对“十月革命”经验公开反弹
共产国际批评国民党“亲美”，张秋白则反唇相讥。他说国民党早在20年前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国”。待建立国家掌握政权后，国民党要做的第二步是进行“政治革命。第三步是社会革命”，依据“这样一个纲领，国民党就不会接受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
季诺维也夫和张秋白在会上你来我往，张虽几次受到“批评“，并不“卖账”，认为不能“放弃了再加说明的义务”，他辩称国民党“不是赞成美国式民主主义的团体”，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主张，“有十余年的《民报》，与孙逸仙之著述和演说，及其历年来这党党员的论著可以证明”。张承认国民党内有少数人赞成美国式的民主主义，但他们断不能“变更”国民党的党纲，更不能代表党的“根本主义”。 他柔中有刚提请“诸位同志！可不要误会”，国民党“如果本是一个‘社会革命’的团体，别人也不能加以否认。”
最激烈的争论还是发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坚请代表们把共产国际的口号带回国去尽快实施，说像中国、朝鲜等工业落后，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
张秋白斩钉截铁地拒绝。就立即实行土地国有化的观点，他介绍说国民党考虑过这个问题，经过权衡得出结论，现阶段还不能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的文件，否则“会对我们未来的政策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至于未来国民党是否建立苏维埃，张秋白的做法饶有兴味。他先表态“国民党反对西欧的议会制”，接着说三民主义得到工人群众支持，已经有不少工人加入了国民党。散居于华北、华南、美国、亚洲等地的工人都“拥护国民党”，党的政权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早已经“接近苏维埃了”。但张说国民党设想中的政权形式毕竟还不是苏维埃，它“主张成立由各地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一定时期内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初期可能倾向于帝国主义”，但是革命完成后，“进步的政党建立起由全体国民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的制度“比西欧国家现有的制度更加民主”，将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政权形式。不知张氏是否知道阶级观念模糊的“国民”或“全民”原是共产国际讲坛上的一大忌。因苏式传统理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最先进，能够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反正张没有去踏这个“雷”，他巧妙地避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而用“国民”取代之。
张秋白是在反唇相讥，他的话没有剑拔弩张的革命气息，甚至流露出劳资调和或容纳资产阶级的意图。倒是萨法罗夫针对会上情况强硬地宣布：
“若果他们要想抑制中国劳动运动，若果他们想利用中国的工会去做他们零零星星的政治运动，想把这些工会限制在旧式手艺组织的精神上或宣传劳资两阶级融合的论调……我们对他们绝不饶恕。”
同时他更加严厉地为这些人定性：
“谁不帮助民族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蟊贼”，“谁和无产阶级的觉悟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国民的蟊贼”。
据张国焘回忆，俄国“老布”（布尔什维克）们把资产阶级当作“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对资产阶级民主大加鞭笞，张秋白“是资产阶级代表”，他的态度令“老布”们感到格格不入，这似乎顺理成章。就连共产国际视为“自己人”的中共代表张国焘也有感受，他是代表中共的，可是在“老布”眼睛里，他没有经过“十月革命洗礼”，是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受到歧视。固然大部分中国代表佩服俄共（布）的若干措施，在内心，他们还是不能认同苏俄“倚赖暴力”的政策，这与中国行“仁政”，布“王道”的观念相去甚远。
张秋白首次亮相于国际舞台，却落得个“出师不利”，但张对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十月革命经验公开反弹，确是大会的亮点。会议的效果最多是促进了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互相了解。不止一个中国代表在会上跟着共产国际批判张秋白，旅途所见苏俄城乡的破败，物资的匮乏，茫茫雪原中的墟里孤烟，代表们得出的印象远非莺歌燕舞可形容。这一番探索是否让所有的人都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心，大会对于后来的国共合作有多大推动作用，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见的效果是，共产国际“唯我独革”的偏狭强硬毕竟为后来的国共合作过早地投下了阴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