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华夏传播理论,需要厘清何为理论、如何建构理论的问题。前者是知识论问题,我们可以从韦伯、吉登斯、格尔茨和凯瑞的思想中获得启示;后者是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向凯瑞和黄光国学习。在他山之石的指引之下,我们尝试建构"传播的接受观"(a recept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理论。其首要问题是,传播不等于"传",而是"传-受之链","受"与"传"都是传播过程的重要部分。相对于现代西方传播学"传"的传统,中国人更侧重于"受"的传播观念。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例如在文人雅士中流行"观""味""知"的传播观,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等儒释道思想家也倾向于接受中的主体性,可以称之为"接受主体性"(receiving subjectivity)。另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很多传播事件会出现始料未及的后果,或许原因多出在"受"的方面,而非仅仅是"传"的方面。"传播的接受观"不仅意味着视角的转换,更意味着立场的转移,使得华夏传播研究转向作为个体的、具体的、能动的受者,而非作为群体的、抽象的、被动的受众。这样的视角有助于呈现一个鲜活的中国古代世界,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当下传播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