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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伴 们
有文字這样介绍莎士比亚的童年：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商人家庭。当时他得了一种怪病，脸部肌肉抽筋会导致各种怪异动作，七岁上学，总是被同学嘲笑。那个小镇经常有剧团来演出。莎士比亚观看演出时惊奇地发现，小小的舞台，少数几个演员，就能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表现出来。他觉得神奇极了，于是和伙伴们一起，模仿着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演起戏来。在大人的目光中，这只能算是游戏。或许正是游戏，启迪了莎士比亚的创作灵感，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歪着头，表情轻松地说：“游戏是小孩子的工作。”这句话引领我进入自己童年，一幅幅画面活跃起来。摔四角，捉迷藏，压摞摞，滚铁环，斗蛐蛐，顶牛，踢瓦，打尜，上树……这些游戏，像整装待发的碾压机，一声令下，轰隆轰隆，驶向我们体内疏松的土壤。
依稀记得，因为捉迷藏，我要藏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等待伙伴们的寻找。翻过一道矮墙时，我掉进了一户人家的茅坑里。伙伴们一定想象不到我的狼狈样子。明亮的月光晃动着我扭曲的影子，我玩命地奔跑，跳进沣河的水里，用河水冲刷身上的污粪。这是游戏带给我的一段回忆。正因为是游戏的一个插曲，它所隐含的意义并非耻辱。童年的一切经历，幸福、伤痛、说谎、恶作剧甚至耻辱，都是人生的铺垫。我相信是这样。
游戏，最好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个成员，就是伙伴。一个人的游戏？也是可能的，单是有些单调。譬如捉迷藏，也叫藏猫猫，一个或者几个孩子藏起来，让黑暗和阴影吞没。更多的孩子，像捉俘虏一样四处搜寻。相对而言，扮演俘虏的角色更具诱惑。被人四处寻找，有种隐秘的意义，更有自我存在的快乐。譬如夏天里的压摞摞，一群孩子从老远的地方一起蹦上麦草垛，翻跟头，打滚，叠罗汉似的一个压着一个。柔软的麦草，不会对我们同样柔软的身体产生丝毫的伤害。再譬如冬天里的挤热窝。那时，除了土炕，寒冷随时随地都会袭击我们的身体。但我们不满足土炕那样窄小的空间，就来到房檐下挤热窝。土墙是一面巨大的遮挡，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缩小自己的身体，靠着土墙向墙角拥挤。如此，可以产生热量，拒绝寒冷。
那时，城里的孩子弹玻璃球，我们弹杏核。趴在地上，中指架在拇指上，瞄准杏核猛一发力，杏核就滚进地面上一个预定好的圆孔。那样的过程，类似于现在的打高尔夫球。城里的孩子拍画片，我们摔四角。四角，用纸来叠。废纸用完了，就用报纸，或者用课本的书页。往往是，书还没读完，课本已经撕完了。那时，书本对我们来说，远没有游戏重要。撕课本，是一个冒险的行为。要是被家长或者老师发现了，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
儿童的躯体，充当着游戏的广场。所谓游戏，就是打开身体的枝节，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享受谷苗拔节一般的快感。譬如踢瓦、打尜，还有上树。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捡拾到残碎的瓦块，用树枝在地上画几条线，形成格子，一只腿弯起来，一只脚把瓦块踢进一个个格子里。折下一截树枝，用刀子切成手指长。两头尖，中间大。我们把那东西叫“尜”。地上挖个渠槽，用一片窄薄的木板支着尜，弯下身子，用手中的木棍使劲点击木板，尜就跳起来，然后拉长胳膊，用棍子将尜击出老远。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大人不许我们爬树。可是，大人禁止的，却是我们向往的。白天总是在大人的眼皮下，我们就晚上爬。月光寂静着，像是无声的召唤。我们溜出家门，去河岸上爬树。谁爬得高，谁就赢了。
时光远逝，忽然发现，童年和少年的游戏伙伴一个也没有成为我一生的朋友。或走散，或消失，或陌路，让我非常失落。我也尝试去寻找那些游戏伙伴，可是见了面，他们总是在诉说着生活的诸种烦恼，世事如何的不公平，怎样也绕不回昔日游戏的快乐中。也许，游戏只适合童年和少年。大人的世界，只能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凄婉或者悲伤的故事。这生命啊，为何如此沉重？这人生啊，为何如此不遂人意？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人生回归游戏一样的快乐，游戏一样的简单？
回归游戏，这是我对人生的构想。
旋转的快乐
世界给予我的感觉，便是旋转。旋转，重复，不可抗拒。这是宇宙的奥秘，丝毫没有堕落和眩晕的危机感。这样的感觉，是从童年的游戏而来。虽然老师再三叮咛我们，地球是旋转的，但我们的心思却在身体的旋转上。我们无法确定老师的话，因为我们看不见地球的旋转。唯有打陀螺、滚铁环这样的游戏，才能感觉到旋转的美妙。在懵懂的阳光下，打开身体的枝节，让它随着陀螺和铁环一起旋转。身体所需要的灵巧和高度，就可以围绕着旋转产生。
做陀螺的木头必须结实而沉重，水曲柳的质地就适合。水曲柳，一个浑身长满女人味的树木，就站在童年的曲峪河边。“水曲柳”那三个字，拆开来无一不是女人的品质。别看它外形柔弱，内心却坚硬。不像杨树，看起来高高大大，木质却轻飘。如果用杨树的木头做陀螺，那就没有定力，站不稳脚跟，像被大风狂吹着，飘忽不定。想想，如果一鞭就把它送上天，那会有什么意思？
少儿时代的玩具，都是就地取材。折一节水曲柳的枝干握在手心，一端用刀子削尖，圆润光滑，底部削成锥形，锥尖部挖一小孔，塞入一粒车轴用的铁珠子，形状酷似海螺的陀螺就做成了。撕下一绺绺的皮条，拧成二尺长的鞭子，拴在一根木棍上，驱赶陀螺转动的鞭就做成了。
陀螺和鞭做好后，我们跑到晒谷场，迫不及待地旋转自己做的陀螺。打陀螺，需要耐心和定力。你要不停地用鞭子抽陀螺，它才会不停地旋转。鞭子的绳头要落在陀螺的中间部位，太靠上或太靠下都容易将陀螺打倒。一种玩法是，先把鞭子放在地上，用两手把陀螺转起来，然后用鞭子抽动陀螺转圈。另一种复杂些：右手持鞭，将鞭绳按顺时针方向缠在陀螺上，左手拇指按在顶部，食、中指分别放在锥尖两旁，三指夹住陀螺放在地上，鞭子拉向右边的同时左手松开，陀螺就在地面旋转了。我们喜欢陀螺的旋转，以致头昏脑晕、天旋地转、跌跌撞撞，也乐此不疲。身子随着一个游戏不停地旋转，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陀螺旋转着，真实与虚无结合着。它实实在在地旋转着，产生着并不真实存在的一圈圈圆弧，雾一样的虚幻。有风的傍晚，秋场上飘扬起草絮，旋转在地面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我挥鞭赶着陀螺。它在快速旋转，在旋转中喃喃自语。我疑心，它在向我诉说什么。我想起来了，白天，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给我们的不曾见过的旋转：太阳、地球、月亮的旋转。莫非，世界真的是由旋转构成的？ 滚铁环的游戏不可能一直向前，左右自由旋轉，才有乐趣。圆形的铁环，宛若生命的轨迹，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依附着它的轨迹，向着命定的归宿狂奔而去。那时的我无法具备这样诗意的思考，但游戏毕竟启迪了我的人生，就像帕斯卡尔说的那样：“智慧带我们进入童年。”八岁的我，跑累了将铁环套在脖子上想着：大地的边缘在哪儿？这地球怎么会是圆的？我真的是被母亲从沣河里打捞出来的吗？太阳和月亮上有没有人？他们也孤独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折磨得我的头皮发麻。在生命的源头里，如此的思考显然很幼稚，但绝对不可忽视它对于灵魂的意义。我虽然渺小，但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了思考。这种习惯，是从童年的游戏而来。
比赛，是游戏最大的乐趣。打陀螺的比赛花样繁多：套圈、定点、撞击、过桥、叠罗汉、翻山越岭。孩子们常玩的是陀螺打架。两个人放活陀螺后，用鞭子将陀螺狠狠一抽，陀螺迅速剧烈相撞，“叭叭”直响。由于相撞点的旋转方向相反，陀螺像一只被刀猛刺心脏的小鸡抽搐几下就僵死。旗鼓相当的，要么同时奄奄一息，在呻吟中死去。比赛时，秋场上开了锅，鞭子抽陀螺的噼啪声、陀螺打架的叭叭声、围观者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翻天动地。要是娃娃多，就举行陀螺接力赛。不同颜色、大小相同的陀螺，逐个放活在圆盘里，全部旋转起来后，开始计算成绩。参赛者须全神贯注，哪个陀螺快要停止旋转，赶快抓起来放回盘内继续旋转，直到最后一个倒下为止。谁的陀螺旋转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
在旋转中，我快乐着，思考着，成长着。
游戏的疼痛
莎士比亚童年里的游戏，由于带上了人生的味道，所以比一般的儿童更早地认识和解读着人生。由此他的戏剧文本呈现出的并非是虚无的精神，而是鲜活的人生悲喜剧。而我们那时所做的游戏，几乎都是快乐，根本无法触及生命的本质。我们是天真的，天真到把游戏作为衡量是非和好坏的标准。谁要是把游戏不当真，我们就会鄙夷他，疏远他，诅咒他。
我要记述的这个事件潜伏在一种鹐仗的游戏里，潜伏在那个叫虎顺的孩子凌乱的头发里。记忆里，他的头发总是凌乱着，一如坟地里的荒草。他的肤色，像冬天蜡黄的萝卜。
鹐，本意是尖嘴的鸟啄食。所谓鹐仗，是用双手扳起右脚盘在左膝上，左腿支撑着身子，右膝盖形成鸟嘴攻击对方。一群男孩子分成数目对等的两组，相互对鹐，一方全部倒下，另一方才能取胜。街巷里、教室外、操场上、台阶下，到处都是鹐仗的战场。
虎顺长着一双对眼，看人时总是翻着白眼珠儿。他少言，很少和孩子们结伴。但他也有长处，个儿低矮，精瘦麻利，是鹐仗的高手。他起跑的速度，攻击的力度，跳跃的高度，伙伴们无人能及。蓄势时，他猫着腰，眯着眼，绷紧嘴唇。他的绝招是“挑”，箭步冲过去，膝盖顶在对方的盘腿下向上一挑，对方仰面朝天倒下。他的膝盖骨坚硬，钢铁一般。大多时候，对手见他腰一猫，眼一眯，便被摘了胆子。
作为鹐仗高手的虎顺，完全有资格胜任孩子领袖的角色。麦收后，邻村周堡的孩子们率先亮剑，要和我们在两村的地盘进行一场鹐仗决赛。两村的地盘相隔着曲峪河。平时，周堡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捕捉河水里的鱼儿、蝌蚪、青蛙、螃蟹……可是那天，我们必须为荣誉而战斗。烫热的阳光里，双方相约推举一名“领袖”商谈比赛的规则。我们村推举虎顺，可他羞红了脸死活不干，退缩，不由自主地退缩。伙伴中，那个高大的天良瞪一眼虎顺，胸脯一拍，如同长坂坡上的猛张飞一样一声大吼，腾跃起身子，跨过了曲峪河。在经过一个谈判的仪式后，一声哨响，决斗开始。没有什么恩怨，只是为了打破庸常的秩序。激战中，双方不断有人呻吟倒地。最后，我村只剩下天良一个，无法抵挡周堡四五个人的围攻。我们村输了。环顾左右，不见了虎顺的影子。有人目击作证，虎顺在击倒周堡一个孩子后，见那个孩子倒在麦茬上鼻子流血，便仓皇逃跑了。
“叛徒！”我们咬牙切齿。如果虎顺坚持到底，胜利无疑是我们的。
做叛徒，这自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是要用代价偿还的。天良以领袖自居，命令我们朝他吐唾沫，把他清除出游戏的行列。在唾沫星子里，虎顺垂下头，穿梭在往返学校和拔猪草的路上。这是一种精神的惩罚。他的头颅，被过多的忧郁囚禁着，像沉甸甸的谷穗。伙伴们幸灾乐祸，希望他从此沉沦，或者选择孤独式的自杀。我想，他心里一定很苦。但是，可怜、同情，只能藏掖在心里。相比较，集体的荣誉更为重要。
欢娱本身并不是罪孽；但是，能带来一定乐趣的东西，同时也会留下比乐趣本身大出许多倍的烦恼。这是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句子。那个叫虎顺的孩子那时不可能知道伊壁鸠鲁，也就无法从烦恼中解脱。无可奈何地，他选择了书本作为自己唯一的伙伴。孤独和沉默，从此成为他成长的主题。
忏悔是需要时间的。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虎顺考上了西北大学。昔日的伙伴这才意识到他们犯过一个十分幼稚的错误，用愧疚的目光目送着那个背影走出村子。这样的年纪，思考当然会深入一些了。我忽然清醒了，虎顺身上的那种孤独，其实是一种高贵的气息。
游戏，不能改变人的命运，却能影响人的成长。游戏的本质是快乐，但也会产生身体或者心灵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快乐的参照物，是成长的必要代价。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虎顺会是一个喜剧的还是悲剧的主人公呢？我不得而知。
青 梅 竹 马
青梅竹马，是一个从游戏中诞生的成语。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说的其实是一种游戏。
男孩子玩的游戏，是前进，是力量，而女孩儿却是向上，是技巧，譬如踢毽子、跳皮筋、跳绳、丢沙包、抓蛋儿。
抓蛋儿，是把溜圆的石子用一块花布裹起来，裁制成袋。玩法是，人坐在地上，双腿岔开，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其中的一颗，其余的全部握在手心，转动几下，把夹着的那颗石子抛向空中，齐眉高，手心的石子全部撒在地上，再翻手去接从空中落下的那颗石子，一抛一撒，一抓一翻，石子由空中落到手心，又由地上抓起翻到手背上去，一反一正，循环多次，直到石子一个一个挨着抛完。倘若中间掉子，视为输，从头再来。 蛋儿的上抛和下落，具备着某种诱惑，我不自觉地加入了女孩子游戏的阵营。女孩子玩输了，不像男孩子用中指弹额头，而是用食指在脸上羞。我十二岁了，刚刚告别了两小无猜的年龄。羞女娃或被女娃羞，会让心灵凝固在一个模糊的想象中。
男孩子的游戏，没有口歌的伴奏。而女孩子，一边抓蛋儿，一边念抓蛋歌。那口歌，完整的版本是这样的：
咱叫摩，引娃婆，引娃姐，倒银河。
咱叫两，鸡叫广，广围城，鸡叫鸣。
咱叫三，来搬砖，搬不过，把手剁。
咱叫四，拉咯吱，咯吱响，咱出场。
咱叫五，敲金鼓，金鼓金，叫银银。
咱叫六，一把抠，抠渠渠，种豌豆。
咱叫大，卖俩娃，没卖过，要个馍。
三字组合成句，带有古典的气息，像是宗教的音乐。口歌，是以方言为基础的。没有方言的铺垫，很难进入其中的境界。那首口歌中的“咱”即我，“摩”是一，“大”是七。从一抓到七，按规则抓完。可我总是笨脚笨手，不是速度慢，就是抓时撞动了其他蛋儿。我盼着让女娃娃用手指羞。莫名其妙地，她们抱在一团傻笑。
我擅长念口歌，节奏和韵律也许都有味儿，招那些女孩子喜欢。她们抓蛋儿时，让我念口歌。那天，我念完口歌，一个叫芳芳的女孩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刹那间，时间凝滞在无比美妙的感觉中。芳芳住在我家隔壁，小我一岁，自然是我先学会了走路。那会儿，我牵着她的手看谁家的院子花开了，追着大点的孩子看他们做游戏。到她会跑时，我折下两根树枝，一人一根放在两腿之间当马骑（我们村子周围没有竹，只能以树枝代替竹）。十岁开始，懂得了男女有别，才开始生疏起来。然而，芳芳突如其来的一个吻，让我乱了方寸。她的唾沫像一团火焰，让我的脸颊火烧火燎。
女孩子来劲了，把我和芳芳往一块推，拍手唱道：“两口儿，亲嘴嘴。亲嘴嘴，倒沫沫……”
芳芳忽然捂着脸哭着跑了。她的背影在风中摇曳。她为什么要哭？我迷惘着。以后，只要我在场，芳芳就不来玩抓蛋儿了。自然，我自觉地退出了女孩们的圈子。然而，那个初吻，却像一颗幸福的种子，播种在我的心田。
那天之后，我很少看见芳芳的脸蛋和那双秋水般的眸子了。她在躲我。被人躲着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好像我是一只苍蝇、臭虫，或者一只蝎子、一条毒蛇。晚上，我躺在炕上，耳朵贴着土墙，试图倾听芳芳的呼吸。
二十岁时，芳芳出嫁到王寨。出嫁前一天，我正给麦地拉粪，她等在村口，见我拉着粪车过来，她躲闪着眼神，带着伤感的语气让再给我念一遍抓蛋歌。一种韵律，虽然在回忆里缓缓流淌，但我的心此刻注满忧伤，哪还有心境念诵那首口歌？于是，就傻傻地低垂着头，等芳芳的影子离开。
蓦然回首，乡村的风依然那样温暖，残留着芳芳曾经遗留在我脸上的唾沫的清香。抓蛋儿的游戏带给我的幸福和疼痛——心灵上的疼痛，至今仍滞留在记忆的暖风里。
我明白，那远远够不上爱情，只能叫作情窦初开。我与芳芳可以拥有青梅竹马般的情感经历，但几乎所有的青梅竹马都没有发展为完美的婚姻。如是，是对青梅竹马这个词组的亵渎。甜蜜抑或辛酸，那已足够。未来如何，一切随缘。婚姻浓缩着太多的人生背景，而青梅竹马却是一尘不染的友谊，二者不可能等同。
告 别 游 戏
离开了游戏，一个人很难拥有完整和充实的童年和少年。游戏，伸缩着我的身体，温暖着我的回忆。有意思的是，我的所有关于少儿时期的记忆都浸泡在游戏里，院落、村庄、街巷、泥土路、打谷场以及裸露着宽大胸脯的沣河的河床，那些地方曾飘荡着我稚嫩的灵魂。而且，我后来的人生阅历，都潜藏着游戏的比照。一切的激情和喜怒哀乐，都仿佛可以在游戏中寻觅到影子。即使回到生活的沉重里，我也会努力搜寻轻松娱乐的方式。
现在的我，大脑一静下来，总是不由自主地搜寻着一个个游戏的细节，想着它们对于身体成长的玄机。我无法想象，缺少了游戏的童年，会是怎样的寂寞？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是游戏，让我们的生长过程填满了快乐，也支撑起了我们内心的强大。
我的成长经历，验证了一句话：身体的成长，是从游戏开始的。我不可能忽视游戏对我生命的意义。我对于一切的毫不在意，对于一切的玩世不恭，追根究底是儿时的游戏决定了我的人生理念以及方式。1972年，我跨进了高中的大门，学校的秩序正常了，书包沉重了，老师们一副副凝重的面孔窒息了我们躁动的心。终于，我们与游戏“拜拜”了。
和游戏的告别，预示着身体的成熟。然而，总有些无法抹去的细节，潜伏在心灵的底部。中年时看见了一幅题为《黄土欢歌》的图片，就想起这样的画面：牛头山下光秃秃的黄土坎上，没有一棵草，只有一棵歪脖子的桑樹。男孩子脱掉上衣，挂在桑树的枝上，然后鸟一般张开双臂。这样跳下去，会有种飞翔的感觉。从旋转到飞翔，游戏便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个游戏的名字叫跳崖。之所以铭记它，是因为那是我十六岁时做的最后一次游戏。为了证明身体的渐渐强壮，我和几个伙伴相约着去山坡上一个叫虎跳跳的地方跳崖。一开始，还有些胆怯，但是，风绕过桑树的身子，一遍遍催促着我们，我们合拢了眼眸，一起喊出一二三，飞身跃下三米多高的土坎。那次跳崖，让我扭伤了脚腕，好多日子没有去学校。
所有关于游戏的记忆里，唯有那次，让我感到了彻心裂骨的疼痛。
游戏戛然而止。
一个个游戏，终于凝固成梦。
以快乐开始，以疼痛结尾。这也许是生命的运行轨迹。
责任编辑 林 芝
有文字這样介绍莎士比亚的童年：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商人家庭。当时他得了一种怪病，脸部肌肉抽筋会导致各种怪异动作，七岁上学，总是被同学嘲笑。那个小镇经常有剧团来演出。莎士比亚观看演出时惊奇地发现，小小的舞台，少数几个演员，就能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表现出来。他觉得神奇极了，于是和伙伴们一起，模仿着剧中的人物和情节演起戏来。在大人的目光中，这只能算是游戏。或许正是游戏，启迪了莎士比亚的创作灵感，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歪着头，表情轻松地说：“游戏是小孩子的工作。”这句话引领我进入自己童年，一幅幅画面活跃起来。摔四角，捉迷藏，压摞摞，滚铁环，斗蛐蛐，顶牛，踢瓦，打尜，上树……这些游戏，像整装待发的碾压机，一声令下，轰隆轰隆，驶向我们体内疏松的土壤。
依稀记得，因为捉迷藏，我要藏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等待伙伴们的寻找。翻过一道矮墙时，我掉进了一户人家的茅坑里。伙伴们一定想象不到我的狼狈样子。明亮的月光晃动着我扭曲的影子，我玩命地奔跑，跳进沣河的水里，用河水冲刷身上的污粪。这是游戏带给我的一段回忆。正因为是游戏的一个插曲，它所隐含的意义并非耻辱。童年的一切经历，幸福、伤痛、说谎、恶作剧甚至耻辱，都是人生的铺垫。我相信是这样。
游戏，最好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个成员，就是伙伴。一个人的游戏？也是可能的，单是有些单调。譬如捉迷藏，也叫藏猫猫，一个或者几个孩子藏起来，让黑暗和阴影吞没。更多的孩子，像捉俘虏一样四处搜寻。相对而言，扮演俘虏的角色更具诱惑。被人四处寻找，有种隐秘的意义，更有自我存在的快乐。譬如夏天里的压摞摞，一群孩子从老远的地方一起蹦上麦草垛，翻跟头，打滚，叠罗汉似的一个压着一个。柔软的麦草，不会对我们同样柔软的身体产生丝毫的伤害。再譬如冬天里的挤热窝。那时，除了土炕，寒冷随时随地都会袭击我们的身体。但我们不满足土炕那样窄小的空间，就来到房檐下挤热窝。土墙是一面巨大的遮挡，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缩小自己的身体，靠着土墙向墙角拥挤。如此，可以产生热量，拒绝寒冷。
那时，城里的孩子弹玻璃球，我们弹杏核。趴在地上，中指架在拇指上，瞄准杏核猛一发力，杏核就滚进地面上一个预定好的圆孔。那样的过程，类似于现在的打高尔夫球。城里的孩子拍画片，我们摔四角。四角，用纸来叠。废纸用完了，就用报纸，或者用课本的书页。往往是，书还没读完，课本已经撕完了。那时，书本对我们来说，远没有游戏重要。撕课本，是一个冒险的行为。要是被家长或者老师发现了，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
儿童的躯体，充当着游戏的广场。所谓游戏，就是打开身体的枝节，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享受谷苗拔节一般的快感。譬如踢瓦、打尜，还有上树。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捡拾到残碎的瓦块，用树枝在地上画几条线，形成格子，一只腿弯起来，一只脚把瓦块踢进一个个格子里。折下一截树枝，用刀子切成手指长。两头尖，中间大。我们把那东西叫“尜”。地上挖个渠槽，用一片窄薄的木板支着尜，弯下身子，用手中的木棍使劲点击木板，尜就跳起来，然后拉长胳膊，用棍子将尜击出老远。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大人不许我们爬树。可是，大人禁止的，却是我们向往的。白天总是在大人的眼皮下，我们就晚上爬。月光寂静着，像是无声的召唤。我们溜出家门，去河岸上爬树。谁爬得高，谁就赢了。
时光远逝，忽然发现，童年和少年的游戏伙伴一个也没有成为我一生的朋友。或走散，或消失，或陌路，让我非常失落。我也尝试去寻找那些游戏伙伴，可是见了面，他们总是在诉说着生活的诸种烦恼，世事如何的不公平，怎样也绕不回昔日游戏的快乐中。也许，游戏只适合童年和少年。大人的世界，只能是莎士比亚笔下那些凄婉或者悲伤的故事。这生命啊，为何如此沉重？这人生啊，为何如此不遂人意？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人生回归游戏一样的快乐，游戏一样的简单？
回归游戏，这是我对人生的构想。
旋转的快乐
世界给予我的感觉，便是旋转。旋转，重复，不可抗拒。这是宇宙的奥秘，丝毫没有堕落和眩晕的危机感。这样的感觉，是从童年的游戏而来。虽然老师再三叮咛我们，地球是旋转的，但我们的心思却在身体的旋转上。我们无法确定老师的话，因为我们看不见地球的旋转。唯有打陀螺、滚铁环这样的游戏，才能感觉到旋转的美妙。在懵懂的阳光下，打开身体的枝节，让它随着陀螺和铁环一起旋转。身体所需要的灵巧和高度，就可以围绕着旋转产生。
做陀螺的木头必须结实而沉重，水曲柳的质地就适合。水曲柳，一个浑身长满女人味的树木，就站在童年的曲峪河边。“水曲柳”那三个字，拆开来无一不是女人的品质。别看它外形柔弱，内心却坚硬。不像杨树，看起来高高大大，木质却轻飘。如果用杨树的木头做陀螺，那就没有定力，站不稳脚跟，像被大风狂吹着，飘忽不定。想想，如果一鞭就把它送上天，那会有什么意思？
少儿时代的玩具，都是就地取材。折一节水曲柳的枝干握在手心，一端用刀子削尖，圆润光滑，底部削成锥形，锥尖部挖一小孔，塞入一粒车轴用的铁珠子，形状酷似海螺的陀螺就做成了。撕下一绺绺的皮条，拧成二尺长的鞭子，拴在一根木棍上，驱赶陀螺转动的鞭就做成了。
陀螺和鞭做好后，我们跑到晒谷场，迫不及待地旋转自己做的陀螺。打陀螺，需要耐心和定力。你要不停地用鞭子抽陀螺，它才会不停地旋转。鞭子的绳头要落在陀螺的中间部位，太靠上或太靠下都容易将陀螺打倒。一种玩法是，先把鞭子放在地上，用两手把陀螺转起来，然后用鞭子抽动陀螺转圈。另一种复杂些：右手持鞭，将鞭绳按顺时针方向缠在陀螺上，左手拇指按在顶部，食、中指分别放在锥尖两旁，三指夹住陀螺放在地上，鞭子拉向右边的同时左手松开，陀螺就在地面旋转了。我们喜欢陀螺的旋转，以致头昏脑晕、天旋地转、跌跌撞撞，也乐此不疲。身子随着一个游戏不停地旋转，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陀螺旋转着，真实与虚无结合着。它实实在在地旋转着，产生着并不真实存在的一圈圈圆弧，雾一样的虚幻。有风的傍晚，秋场上飘扬起草絮，旋转在地面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我挥鞭赶着陀螺。它在快速旋转，在旋转中喃喃自语。我疑心，它在向我诉说什么。我想起来了，白天，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给我们的不曾见过的旋转：太阳、地球、月亮的旋转。莫非，世界真的是由旋转构成的？ 滚铁环的游戏不可能一直向前，左右自由旋轉，才有乐趣。圆形的铁环，宛若生命的轨迹，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依附着它的轨迹，向着命定的归宿狂奔而去。那时的我无法具备这样诗意的思考，但游戏毕竟启迪了我的人生，就像帕斯卡尔说的那样：“智慧带我们进入童年。”八岁的我，跑累了将铁环套在脖子上想着：大地的边缘在哪儿？这地球怎么会是圆的？我真的是被母亲从沣河里打捞出来的吗？太阳和月亮上有没有人？他们也孤独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折磨得我的头皮发麻。在生命的源头里，如此的思考显然很幼稚，但绝对不可忽视它对于灵魂的意义。我虽然渺小，但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了思考。这种习惯，是从童年的游戏而来。
比赛，是游戏最大的乐趣。打陀螺的比赛花样繁多：套圈、定点、撞击、过桥、叠罗汉、翻山越岭。孩子们常玩的是陀螺打架。两个人放活陀螺后，用鞭子将陀螺狠狠一抽，陀螺迅速剧烈相撞，“叭叭”直响。由于相撞点的旋转方向相反，陀螺像一只被刀猛刺心脏的小鸡抽搐几下就僵死。旗鼓相当的，要么同时奄奄一息，在呻吟中死去。比赛时，秋场上开了锅，鞭子抽陀螺的噼啪声、陀螺打架的叭叭声、围观者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翻天动地。要是娃娃多，就举行陀螺接力赛。不同颜色、大小相同的陀螺，逐个放活在圆盘里，全部旋转起来后，开始计算成绩。参赛者须全神贯注，哪个陀螺快要停止旋转，赶快抓起来放回盘内继续旋转，直到最后一个倒下为止。谁的陀螺旋转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
在旋转中，我快乐着，思考着，成长着。
游戏的疼痛
莎士比亚童年里的游戏，由于带上了人生的味道，所以比一般的儿童更早地认识和解读着人生。由此他的戏剧文本呈现出的并非是虚无的精神，而是鲜活的人生悲喜剧。而我们那时所做的游戏，几乎都是快乐，根本无法触及生命的本质。我们是天真的，天真到把游戏作为衡量是非和好坏的标准。谁要是把游戏不当真，我们就会鄙夷他，疏远他，诅咒他。
我要记述的这个事件潜伏在一种鹐仗的游戏里，潜伏在那个叫虎顺的孩子凌乱的头发里。记忆里，他的头发总是凌乱着，一如坟地里的荒草。他的肤色，像冬天蜡黄的萝卜。
鹐，本意是尖嘴的鸟啄食。所谓鹐仗，是用双手扳起右脚盘在左膝上，左腿支撑着身子，右膝盖形成鸟嘴攻击对方。一群男孩子分成数目对等的两组，相互对鹐，一方全部倒下，另一方才能取胜。街巷里、教室外、操场上、台阶下，到处都是鹐仗的战场。
虎顺长着一双对眼，看人时总是翻着白眼珠儿。他少言，很少和孩子们结伴。但他也有长处，个儿低矮，精瘦麻利，是鹐仗的高手。他起跑的速度，攻击的力度，跳跃的高度，伙伴们无人能及。蓄势时，他猫着腰，眯着眼，绷紧嘴唇。他的绝招是“挑”，箭步冲过去，膝盖顶在对方的盘腿下向上一挑，对方仰面朝天倒下。他的膝盖骨坚硬，钢铁一般。大多时候，对手见他腰一猫，眼一眯，便被摘了胆子。
作为鹐仗高手的虎顺，完全有资格胜任孩子领袖的角色。麦收后，邻村周堡的孩子们率先亮剑，要和我们在两村的地盘进行一场鹐仗决赛。两村的地盘相隔着曲峪河。平时，周堡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捕捉河水里的鱼儿、蝌蚪、青蛙、螃蟹……可是那天，我们必须为荣誉而战斗。烫热的阳光里，双方相约推举一名“领袖”商谈比赛的规则。我们村推举虎顺，可他羞红了脸死活不干，退缩，不由自主地退缩。伙伴中，那个高大的天良瞪一眼虎顺，胸脯一拍，如同长坂坡上的猛张飞一样一声大吼，腾跃起身子，跨过了曲峪河。在经过一个谈判的仪式后，一声哨响，决斗开始。没有什么恩怨，只是为了打破庸常的秩序。激战中，双方不断有人呻吟倒地。最后，我村只剩下天良一个，无法抵挡周堡四五个人的围攻。我们村输了。环顾左右，不见了虎顺的影子。有人目击作证，虎顺在击倒周堡一个孩子后，见那个孩子倒在麦茬上鼻子流血，便仓皇逃跑了。
“叛徒！”我们咬牙切齿。如果虎顺坚持到底，胜利无疑是我们的。
做叛徒，这自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是要用代价偿还的。天良以领袖自居，命令我们朝他吐唾沫，把他清除出游戏的行列。在唾沫星子里，虎顺垂下头，穿梭在往返学校和拔猪草的路上。这是一种精神的惩罚。他的头颅，被过多的忧郁囚禁着，像沉甸甸的谷穗。伙伴们幸灾乐祸，希望他从此沉沦，或者选择孤独式的自杀。我想，他心里一定很苦。但是，可怜、同情，只能藏掖在心里。相比较，集体的荣誉更为重要。
欢娱本身并不是罪孽；但是，能带来一定乐趣的东西，同时也会留下比乐趣本身大出许多倍的烦恼。这是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句子。那个叫虎顺的孩子那时不可能知道伊壁鸠鲁，也就无法从烦恼中解脱。无可奈何地，他选择了书本作为自己唯一的伙伴。孤独和沉默，从此成为他成长的主题。
忏悔是需要时间的。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虎顺考上了西北大学。昔日的伙伴这才意识到他们犯过一个十分幼稚的错误，用愧疚的目光目送着那个背影走出村子。这样的年纪，思考当然会深入一些了。我忽然清醒了，虎顺身上的那种孤独，其实是一种高贵的气息。
游戏，不能改变人的命运，却能影响人的成长。游戏的本质是快乐，但也会产生身体或者心灵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快乐的参照物，是成长的必要代价。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虎顺会是一个喜剧的还是悲剧的主人公呢？我不得而知。
青 梅 竹 马
青梅竹马，是一个从游戏中诞生的成语。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说的其实是一种游戏。
男孩子玩的游戏，是前进，是力量，而女孩儿却是向上，是技巧，譬如踢毽子、跳皮筋、跳绳、丢沙包、抓蛋儿。
抓蛋儿，是把溜圆的石子用一块花布裹起来，裁制成袋。玩法是，人坐在地上，双腿岔开，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其中的一颗，其余的全部握在手心，转动几下，把夹着的那颗石子抛向空中，齐眉高，手心的石子全部撒在地上，再翻手去接从空中落下的那颗石子，一抛一撒，一抓一翻，石子由空中落到手心，又由地上抓起翻到手背上去，一反一正，循环多次，直到石子一个一个挨着抛完。倘若中间掉子，视为输，从头再来。 蛋儿的上抛和下落，具备着某种诱惑，我不自觉地加入了女孩子游戏的阵营。女孩子玩输了，不像男孩子用中指弹额头，而是用食指在脸上羞。我十二岁了，刚刚告别了两小无猜的年龄。羞女娃或被女娃羞，会让心灵凝固在一个模糊的想象中。
男孩子的游戏，没有口歌的伴奏。而女孩子，一边抓蛋儿，一边念抓蛋歌。那口歌，完整的版本是这样的：
咱叫摩，引娃婆，引娃姐，倒银河。
咱叫两，鸡叫广，广围城，鸡叫鸣。
咱叫三，来搬砖，搬不过，把手剁。
咱叫四，拉咯吱，咯吱响，咱出场。
咱叫五，敲金鼓，金鼓金，叫银银。
咱叫六，一把抠，抠渠渠，种豌豆。
咱叫大，卖俩娃，没卖过，要个馍。
三字组合成句，带有古典的气息，像是宗教的音乐。口歌，是以方言为基础的。没有方言的铺垫，很难进入其中的境界。那首口歌中的“咱”即我，“摩”是一，“大”是七。从一抓到七，按规则抓完。可我总是笨脚笨手，不是速度慢，就是抓时撞动了其他蛋儿。我盼着让女娃娃用手指羞。莫名其妙地，她们抱在一团傻笑。
我擅长念口歌，节奏和韵律也许都有味儿，招那些女孩子喜欢。她们抓蛋儿时，让我念口歌。那天，我念完口歌，一个叫芳芳的女孩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刹那间，时间凝滞在无比美妙的感觉中。芳芳住在我家隔壁，小我一岁，自然是我先学会了走路。那会儿，我牵着她的手看谁家的院子花开了，追着大点的孩子看他们做游戏。到她会跑时，我折下两根树枝，一人一根放在两腿之间当马骑（我们村子周围没有竹，只能以树枝代替竹）。十岁开始，懂得了男女有别，才开始生疏起来。然而，芳芳突如其来的一个吻，让我乱了方寸。她的唾沫像一团火焰，让我的脸颊火烧火燎。
女孩子来劲了，把我和芳芳往一块推，拍手唱道：“两口儿，亲嘴嘴。亲嘴嘴，倒沫沫……”
芳芳忽然捂着脸哭着跑了。她的背影在风中摇曳。她为什么要哭？我迷惘着。以后，只要我在场，芳芳就不来玩抓蛋儿了。自然，我自觉地退出了女孩们的圈子。然而，那个初吻，却像一颗幸福的种子，播种在我的心田。
那天之后，我很少看见芳芳的脸蛋和那双秋水般的眸子了。她在躲我。被人躲着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好像我是一只苍蝇、臭虫，或者一只蝎子、一条毒蛇。晚上，我躺在炕上，耳朵贴着土墙，试图倾听芳芳的呼吸。
二十岁时，芳芳出嫁到王寨。出嫁前一天，我正给麦地拉粪，她等在村口，见我拉着粪车过来，她躲闪着眼神，带着伤感的语气让再给我念一遍抓蛋歌。一种韵律，虽然在回忆里缓缓流淌，但我的心此刻注满忧伤，哪还有心境念诵那首口歌？于是，就傻傻地低垂着头，等芳芳的影子离开。
蓦然回首，乡村的风依然那样温暖，残留着芳芳曾经遗留在我脸上的唾沫的清香。抓蛋儿的游戏带给我的幸福和疼痛——心灵上的疼痛，至今仍滞留在记忆的暖风里。
我明白，那远远够不上爱情，只能叫作情窦初开。我与芳芳可以拥有青梅竹马般的情感经历，但几乎所有的青梅竹马都没有发展为完美的婚姻。如是，是对青梅竹马这个词组的亵渎。甜蜜抑或辛酸，那已足够。未来如何，一切随缘。婚姻浓缩着太多的人生背景，而青梅竹马却是一尘不染的友谊，二者不可能等同。
告 别 游 戏
离开了游戏，一个人很难拥有完整和充实的童年和少年。游戏，伸缩着我的身体，温暖着我的回忆。有意思的是，我的所有关于少儿时期的记忆都浸泡在游戏里，院落、村庄、街巷、泥土路、打谷场以及裸露着宽大胸脯的沣河的河床，那些地方曾飘荡着我稚嫩的灵魂。而且，我后来的人生阅历，都潜藏着游戏的比照。一切的激情和喜怒哀乐，都仿佛可以在游戏中寻觅到影子。即使回到生活的沉重里，我也会努力搜寻轻松娱乐的方式。
现在的我，大脑一静下来，总是不由自主地搜寻着一个个游戏的细节，想着它们对于身体成长的玄机。我无法想象，缺少了游戏的童年，会是怎样的寂寞？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是游戏，让我们的生长过程填满了快乐，也支撑起了我们内心的强大。
我的成长经历，验证了一句话：身体的成长，是从游戏开始的。我不可能忽视游戏对我生命的意义。我对于一切的毫不在意，对于一切的玩世不恭，追根究底是儿时的游戏决定了我的人生理念以及方式。1972年，我跨进了高中的大门，学校的秩序正常了，书包沉重了，老师们一副副凝重的面孔窒息了我们躁动的心。终于，我们与游戏“拜拜”了。
和游戏的告别，预示着身体的成熟。然而，总有些无法抹去的细节，潜伏在心灵的底部。中年时看见了一幅题为《黄土欢歌》的图片，就想起这样的画面：牛头山下光秃秃的黄土坎上，没有一棵草，只有一棵歪脖子的桑樹。男孩子脱掉上衣，挂在桑树的枝上，然后鸟一般张开双臂。这样跳下去，会有种飞翔的感觉。从旋转到飞翔，游戏便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那个游戏的名字叫跳崖。之所以铭记它，是因为那是我十六岁时做的最后一次游戏。为了证明身体的渐渐强壮，我和几个伙伴相约着去山坡上一个叫虎跳跳的地方跳崖。一开始，还有些胆怯，但是，风绕过桑树的身子，一遍遍催促着我们，我们合拢了眼眸，一起喊出一二三，飞身跃下三米多高的土坎。那次跳崖，让我扭伤了脚腕，好多日子没有去学校。
所有关于游戏的记忆里，唯有那次，让我感到了彻心裂骨的疼痛。
游戏戛然而止。
一个个游戏，终于凝固成梦。
以快乐开始，以疼痛结尾。这也许是生命的运行轨迹。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