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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7日至14日，全国首届二胡比赛在上海隆重举行。本次大赛是第四届“上海之春”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规模最大的二胡比赛。
这一年，距刘天华先生去世已经３１年；距杨荫浏先生到无锡发现、采录阿炳的《二泉映月》等三首绝世之作也已经１３年；二位尊师之后，从１９４９年到这次比赛之前，二胡领域又出现了上百首新曲目，且佳作迭出，颇令本界人士振奋：
这一年，蒋风之、陆修棠、陈振铎等第二代二胡艺术家正值壮年，其技艺、素养也步入音乐人生之巅峰。
这一年，由第二代二胡艺术家培养的第三代人才均已走上教学、演奏岗位，全国八所音乐院校都开设了二胡专业课，师资基本齐备，学生数量日益增多，二胡艺术的教育、演奏由此迎来一个英姿勃发的新时代。
这一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重新聚集了发展的活力，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都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转机。
有好作品，有优秀人才，有德高望重的领路人，有社会人文环境的支撑，此番比赛真可谓“呼之欲出”了。
如果从另一方面想，将它延后一年两年，这一比赛有可能举行吗？我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一致回答：不可能。因为１９６４年以后，中国的政治风标迅速“左”转，人们的政治、社会、文艺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更可怕的“非常态”时期，大概谁也不敢有比赛之类的想法了。
如此看来，１９６３年之春的全国二胡比赛，不能早，更不能晚，天时地利，恰逢其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比赛承前启后，影响至为深远，不仅为此后近半个世纪的二胡艺术全面推进揭开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也成为二胡艺术百年演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节点。本文，即拟以此——现代二胡艺术史上重大事件为个案，进行一次音乐文化的历史叙述。
一
大赛是在何种背景下举办的呢？
从远的背景看，是刘天华先生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启了现代二胡音乐的创作、教育、表演之后，晚他一辈的蒋风之、陈振铎、俞鹏、陆修棠、储师竹等承其大业，艰难前行。未久，阿炳的二胡杰作被录制并广泛传播，由此，仅在三十余年间，二胡在现代民族器乐领域的地位就赫然而立，成为各类中国民族乐器及其表演艺术的排头兵。
从近一点的背景看，１９５０年以后，二胡的创作十分繁盛，先后涌现出一批反映现代生活或用古曲、民歌改编的好作品，《流波曲》、《弹乐》、《汉宫秋月》、《山村变了样》、《赶集》、《河南小曲》、《赛马》、《江河水》、《丰收》、《秦腔主题随想曲》、《迷胡调》、《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等，它们在乐思、语汇、技艺方面各有创新，在整体风貌上也与刘天华、阿炳等人的音乐划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特别是《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在构思的专业化和演奏技艺的突破方面，堪称一代典范。
也就在这一时段，第二代二胡艺术家相继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如蒋风之改编的古曲《二胡曲八首》（１９５８）、陆修棠的《二胡独奏曲八首》（１９５８）、刘北茂的《二胡创作曲集》（１９５７）、张韶的《二胡广播讲座》（１９５９）等。这些成果代表了第二代二胡艺术家在创作、教学方面的深厚积累，也极大地充实了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源。
专业教学体系的逐渐完备和一代又一代人才的系统培养，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又一个重要特征。１９６１年６月，上海举行了首届全国二胡教材会议，各院校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为规范二胡教学的系统性、专业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此时，原来的五个地方“音专”多数已升格为音乐学院，每个学院都有了自己的民族器乐系和二胡专业设置，并有了多批二胡专业的毕业生，他们陆续到表演团体或专业院校从事教学和演奏，成为现代二胡的第三代演奏家和教育家。与前两代人相比，第三代队伍阵容十分强大，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整体水平，举行这次全国大赛才成为可能。后来的历史事实更加证明，他们不愧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二胡精英，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大多数人都成为教学、演奏领域的中坚，为二胡艺术的全面推进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当年酝酿、选择并决定这一大赛的地点、时间、方式等相关细节，都可能有某种偶然性，但就现代二胡艺术的历史进程而言，１９６３年春天比赛的举办，无疑有很多内在的必然因素。回首远望，我们最为感佩的，首先当然是那些为中国民族音乐费心费神的发动者，是他们顺应潮流的“一时之念”，成就了对于中国二胡艺术发展来说的那场“关键之役”。
二
查看历史记录，这次比赛的评委会成员，主任：贺绿汀；副主任：卫仲乐、蒋风之、陆修棠；委员：黄贻钧、孙裕德、张锐共７位，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前辈，包括了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南北兼顾，专业全面。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７位均内行、权威都是为２０世纪民族器乐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一代尊师，值得尊敬，值得信赖。
评委会公布的比赛程序和曲目，也是一目了然。
第一轮：１．《病中吟》，２．自选新作品一首，如《山村变了样》或其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作，３．自选古典或民间乐曲一首。
第二轮：１．自选近代作品一首，２．《二泉映月》（华彦钧），３．《空山鸟语》（刘天华），４．新作品一首（比赛前由评委统一印发）。（注：第一轮曲目不得在第二轮中重复）
也许，以今天的技艺水平衡量，这些曲目似乎都很“初级”，但任何一门演奏艺术都有它自身“秩序”。确实，单纯从技艺一方面看，它们在“难度”上肯定不如几十年以后，但没有“昨天”，哪里有“今天”？更全面地说来，即使在今天，要把两轮曲目演奏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又何其难也！细心权衡，两轮曲目的规定是很讲究的。在第一轮里，既有开山祖师刘天华的“处女作”《病中吟》，又有１９５０年以后的新作，同时再让选手自选一首民间乐曲。从中我们可以揣测评委会在这个“规定曲目”中的“用心”：《病中吟》一曲要看选手对其中“情”“意”（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时代感）的诠释，“新曲”主要考验选手的“技”，民间乐曲要听选手的“味”，这样简单归类当然有些偏颇，但它们的核心取向是有道理的。 第二轮曲目也很值得玩味，两首规定曲目的难度显然高于第一轮的《病中吟》，且《空山鸟语》偏于“技艺”，《二泉映月》偏于“理解”，对当时的选手来说均构成一种表演上的挑战，“不可以重复第一轮的自选新曲目”是看你的积累，而另一首新作“视奏”又别有一番考验。总之，两轮下来，七首乐曲，创作年代跨度大，技艺难度各异，风格涉及古典、民间、专业，既有严格的规定作品，又能够做较大的自由选择。作为首届比赛，应该说考虑得相当周全，目的只有一个，比出当时最优秀的演奏家，体现那一时代二胡艺术的最高水准，以带动、促进这一领域的整体进步。而评委会的权威性，高规格，高水平，也都从它的最高追求而得以完美无缺地呈现。
依照中国当时的国情，所有选手都须先经过省里选拔，每省一般选出两位选手。如此，抵达上海参赛的选手，除北京、上海各三名外，武汉、天津、沈阳、西安、江苏、江西、山东、安徽、福建、广州、成都各二名，浙江一名，总共２９名。以地域分布而言，东西南北都有，从数量看，则占去当时省市数量的一半略多，他们所代表的单位除八所音乐院校，另有一些来自艺术学院和表演团体。其地域的广阔和代表的领域，完全符合其“全国”之称。
最后，在奖项安排上，我们再次感受到评委会关照的全面性。除一（２名）、二（２名）、三（７名）、四（４名）等奖以外，又设鼓励奖若干（７名），更设了新作品演奏奖，肯定了七位选手演奏的七部新作，即《三门峡畅想曲》、《河南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牧人乐》、《赛马》、《赶集》、《秦腔主题随想曲》，他们多数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或首演者，在技艺风格上均有原创性和一定的规定性，肯定他们的演奏对后来的传播推广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加上这一奖项，则此次比赛获奖比例超过一半，颇有“艺术第一，比赛第二”之精神，当时可能有些争议，但在总体上赢得多方面的成果，最终圆满落幕。
三
一次圆满成功的比赛，必然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也必然留给我们很多话题。
被历史看重的，首先是大赛推出了一批好作品，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黄海怀的《赛马》（获奖演奏者为作者本人）、《江河水》（获奖演奏者吴素华），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获奖演奏者为作者本人）《迷胡调》，刘明源的《河南小曲》（获奖演奏者宋国生），张长城的《红军哥哥回来了》（获奖演奏者萧白镛），曾加庆的《赶集》（获奖演奏者蒋巽风）、《牧人乐》（获奖演奏者陈茂坚）等，其中有些作品作于６０年代初，有的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论哪一类，它们都是此次比赛作为自选的新作品登台亮相的。这次比赛后，上述诸曲立即风靡全国，甚至过了近半个世纪仍为无数专业、业余演奏家所钟爱。特别是在本次比赛中首演的《江河水》、《赛马》、《河南小曲》、《赶集》等，更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久演不衰。《江河水》一曲，虽属移植，但它感人心扉的音调、深刻的人文内涵、巨大的审美价值，堪称中国民族器乐的世纪经典。
本次大赛的第二个重大收获当然是一整批优秀艺术家的涌现。大赛之后，大约有８０％以上的选手终生从事二胡演奏或教学，比赛成为激励他们永不放弃的巨大动力。其中一部分选手偏于舞台表演，一部分选手偏于专业教学。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们都成为此后四十余年各地二胡演奏、教学的带头人。从事演奏者如第一名闵慧芬，获奖时不过是位１８岁的高中生，但赛事过后，她加倍奋斗，一往无前，始终立于当代二胡艺术的最前列，为这门艺术的更高更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他如蒋巽风、萧白镛、沈凤泉等，同样是二胡艺术舞台上第一流的演奏家，并一直坚持数十年。在二胡教学领域，鲁日融、宋国生、吴之珉、果俊明、倪志培和教学演奏双兼的王国潼，分别执教于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几十年来，他们编写出大量教材和专著，培养出大批二胡良才，构成第四代、第五代二胡人才的基本阵容，影响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大赛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为２０世纪二胡艺术所树立的一种无可企及的风范。这个意义虽然不像作品、人才那样显而易见，但它值得我们珍视。请看，这场比赛论规模并不大，７位评委，２９个选手，两轮赛程，又只是一个大型音乐节下属的赛事，似乎一切都很平常。然而，４９年过去了，它的社会影响还依然存在，比赛中首演的曲目还在舞台上、媒体中、教室里随处可闻，绝大多数参赛者还在为二胡艺术尽心效力，整个比赛有如一座高高矗立在２０世纪二胡艺术进程中的里程碑，让人们回味不已。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思索、总结。例如，比赛的目标是什么？是仅仅比出一二三名？还是力求在整体上全面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它所设定的显然是后者，为了这个目标，它特别重视新的创作，所以，７首曲目，新作占了３首（另一首古曲或民间乐曲也含有“新”的性质），以此鼓励选手演奏当时的一批最新曲目。为了这一目标，除了前三名外，又设置了第四名、鼓励奖以及新作品奖。而且，第三名就有７位选手，第四名４位，新作奖７位，从而通过扩大获奖比例来鼓励选手的积极性和事业心，使二胡教学演奏推及到更广大的地区，而不是过分集中在京沪两地，可谓关照全面，眼光远大。再如，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是将技巧放在第一位，专门选择某些高难度的必选曲目，还是技巧、艺术、人文素养全面考察？是次比赛同样以后者为要。为此，在评委会的组成上，除三位专门的二胡演奏家外，另外四位为音乐学家、作曲家和其他乐器的演奏家，如前所述，他们都是大权威，这体现了评委会的高规格，但他们又都具有很高的人文修养，有很高的欣赏品味，如此也就保证了这一评审标准的实施。同时，在曲目安排上，也同样体现了评委会所认定的标准。７首乐曲，新、老、古、今兼顾，既要发挥演奏技艺，也要考核选手对某些有深度的乐曲的理解，还希望他们奏出准确而浓厚的传统风格。
逝者如斯！
１９６３年第四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作为一次影响深远的赛事已定格在历史中，任人们观赏，任人们评述，也任人们去不断阐释。肯定这次大赛的历史功业，我们深感欣慰；探究它的历史意义和启示，我们又会生出许多慨叹。如今，民乐界大大小小的赛事，“你奏罢来我登场”，此起彼伏，终年不歇，确实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繁荣兴旺，也不断推出优秀的演奏人才，形成了很具中国特色的比赛生态，对此，我本人无意全盘否定。但是不是多了一点、乱了一点呢？我们可否静下来想想，可否对各种比赛作一番规划、规范、讨论，让它们的周期长一点，标准高一些，规格严一点，门槛高一点，就像４９年前“上海之春”二胡比赛那样，或如西方某些音乐比赛那样，每比赛一次都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有文化尊严、有历史实绩的印迹，不仅能赛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演奏家，而且让比赛本身也成为著名的赛事，让人们永远记住它，肯定它！以致几十年后还有人怀念它。
此议如有谬误，愿听大家批评！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这一年，距刘天华先生去世已经３１年；距杨荫浏先生到无锡发现、采录阿炳的《二泉映月》等三首绝世之作也已经１３年；二位尊师之后，从１９４９年到这次比赛之前，二胡领域又出现了上百首新曲目，且佳作迭出，颇令本界人士振奋：
这一年，蒋风之、陆修棠、陈振铎等第二代二胡艺术家正值壮年，其技艺、素养也步入音乐人生之巅峰。
这一年，由第二代二胡艺术家培养的第三代人才均已走上教学、演奏岗位，全国八所音乐院校都开设了二胡专业课，师资基本齐备，学生数量日益增多，二胡艺术的教育、演奏由此迎来一个英姿勃发的新时代。
这一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重新聚集了发展的活力，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都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转机。
有好作品，有优秀人才，有德高望重的领路人，有社会人文环境的支撑，此番比赛真可谓“呼之欲出”了。
如果从另一方面想，将它延后一年两年，这一比赛有可能举行吗？我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一致回答：不可能。因为１９６４年以后，中国的政治风标迅速“左”转，人们的政治、社会、文艺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更可怕的“非常态”时期，大概谁也不敢有比赛之类的想法了。
如此看来，１９６３年之春的全国二胡比赛，不能早，更不能晚，天时地利，恰逢其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比赛承前启后，影响至为深远，不仅为此后近半个世纪的二胡艺术全面推进揭开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也成为二胡艺术百年演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节点。本文，即拟以此——现代二胡艺术史上重大事件为个案，进行一次音乐文化的历史叙述。
一
大赛是在何种背景下举办的呢？
从远的背景看，是刘天华先生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启了现代二胡音乐的创作、教育、表演之后，晚他一辈的蒋风之、陈振铎、俞鹏、陆修棠、储师竹等承其大业，艰难前行。未久，阿炳的二胡杰作被录制并广泛传播，由此，仅在三十余年间，二胡在现代民族器乐领域的地位就赫然而立，成为各类中国民族乐器及其表演艺术的排头兵。
从近一点的背景看，１９５０年以后，二胡的创作十分繁盛，先后涌现出一批反映现代生活或用古曲、民歌改编的好作品，《流波曲》、《弹乐》、《汉宫秋月》、《山村变了样》、《赶集》、《河南小曲》、《赛马》、《江河水》、《丰收》、《秦腔主题随想曲》、《迷胡调》、《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等，它们在乐思、语汇、技艺方面各有创新，在整体风貌上也与刘天华、阿炳等人的音乐划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特别是《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在构思的专业化和演奏技艺的突破方面，堪称一代典范。
也就在这一时段，第二代二胡艺术家相继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如蒋风之改编的古曲《二胡曲八首》（１９５８）、陆修棠的《二胡独奏曲八首》（１９５８）、刘北茂的《二胡创作曲集》（１９５７）、张韶的《二胡广播讲座》（１９５９）等。这些成果代表了第二代二胡艺术家在创作、教学方面的深厚积累，也极大地充实了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源。
专业教学体系的逐渐完备和一代又一代人才的系统培养，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又一个重要特征。１９６１年６月，上海举行了首届全国二胡教材会议，各院校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为规范二胡教学的系统性、专业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此时，原来的五个地方“音专”多数已升格为音乐学院，每个学院都有了自己的民族器乐系和二胡专业设置，并有了多批二胡专业的毕业生，他们陆续到表演团体或专业院校从事教学和演奏，成为现代二胡的第三代演奏家和教育家。与前两代人相比，第三代队伍阵容十分强大，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整体水平，举行这次全国大赛才成为可能。后来的历史事实更加证明，他们不愧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二胡精英，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大多数人都成为教学、演奏领域的中坚，为二胡艺术的全面推进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当年酝酿、选择并决定这一大赛的地点、时间、方式等相关细节，都可能有某种偶然性，但就现代二胡艺术的历史进程而言，１９６３年春天比赛的举办，无疑有很多内在的必然因素。回首远望，我们最为感佩的，首先当然是那些为中国民族音乐费心费神的发动者，是他们顺应潮流的“一时之念”，成就了对于中国二胡艺术发展来说的那场“关键之役”。
二
查看历史记录，这次比赛的评委会成员，主任：贺绿汀；副主任：卫仲乐、蒋风之、陆修棠；委员：黄贻钧、孙裕德、张锐共７位，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前辈，包括了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南北兼顾，专业全面。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７位均内行、权威都是为２０世纪民族器乐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一代尊师，值得尊敬，值得信赖。
评委会公布的比赛程序和曲目，也是一目了然。
第一轮：１．《病中吟》，２．自选新作品一首，如《山村变了样》或其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作，３．自选古典或民间乐曲一首。
第二轮：１．自选近代作品一首，２．《二泉映月》（华彦钧），３．《空山鸟语》（刘天华），４．新作品一首（比赛前由评委统一印发）。（注：第一轮曲目不得在第二轮中重复）
也许，以今天的技艺水平衡量，这些曲目似乎都很“初级”，但任何一门演奏艺术都有它自身“秩序”。确实，单纯从技艺一方面看，它们在“难度”上肯定不如几十年以后，但没有“昨天”，哪里有“今天”？更全面地说来，即使在今天，要把两轮曲目演奏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又何其难也！细心权衡，两轮曲目的规定是很讲究的。在第一轮里，既有开山祖师刘天华的“处女作”《病中吟》，又有１９５０年以后的新作，同时再让选手自选一首民间乐曲。从中我们可以揣测评委会在这个“规定曲目”中的“用心”：《病中吟》一曲要看选手对其中“情”“意”（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时代感）的诠释，“新曲”主要考验选手的“技”，民间乐曲要听选手的“味”，这样简单归类当然有些偏颇，但它们的核心取向是有道理的。 第二轮曲目也很值得玩味，两首规定曲目的难度显然高于第一轮的《病中吟》，且《空山鸟语》偏于“技艺”，《二泉映月》偏于“理解”，对当时的选手来说均构成一种表演上的挑战，“不可以重复第一轮的自选新曲目”是看你的积累，而另一首新作“视奏”又别有一番考验。总之，两轮下来，七首乐曲，创作年代跨度大，技艺难度各异，风格涉及古典、民间、专业，既有严格的规定作品，又能够做较大的自由选择。作为首届比赛，应该说考虑得相当周全，目的只有一个，比出当时最优秀的演奏家，体现那一时代二胡艺术的最高水准，以带动、促进这一领域的整体进步。而评委会的权威性，高规格，高水平，也都从它的最高追求而得以完美无缺地呈现。
依照中国当时的国情，所有选手都须先经过省里选拔，每省一般选出两位选手。如此，抵达上海参赛的选手，除北京、上海各三名外，武汉、天津、沈阳、西安、江苏、江西、山东、安徽、福建、广州、成都各二名，浙江一名，总共２９名。以地域分布而言，东西南北都有，从数量看，则占去当时省市数量的一半略多，他们所代表的单位除八所音乐院校，另有一些来自艺术学院和表演团体。其地域的广阔和代表的领域，完全符合其“全国”之称。
最后，在奖项安排上，我们再次感受到评委会关照的全面性。除一（２名）、二（２名）、三（７名）、四（４名）等奖以外，又设鼓励奖若干（７名），更设了新作品演奏奖，肯定了七位选手演奏的七部新作，即《三门峡畅想曲》、《河南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牧人乐》、《赛马》、《赶集》、《秦腔主题随想曲》，他们多数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或首演者，在技艺风格上均有原创性和一定的规定性，肯定他们的演奏对后来的传播推广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加上这一奖项，则此次比赛获奖比例超过一半，颇有“艺术第一，比赛第二”之精神，当时可能有些争议，但在总体上赢得多方面的成果，最终圆满落幕。
三
一次圆满成功的比赛，必然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也必然留给我们很多话题。
被历史看重的，首先是大赛推出了一批好作品，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黄海怀的《赛马》（获奖演奏者为作者本人）、《江河水》（获奖演奏者吴素华），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获奖演奏者为作者本人）《迷胡调》，刘明源的《河南小曲》（获奖演奏者宋国生），张长城的《红军哥哥回来了》（获奖演奏者萧白镛），曾加庆的《赶集》（获奖演奏者蒋巽风）、《牧人乐》（获奖演奏者陈茂坚）等，其中有些作品作于６０年代初，有的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论哪一类，它们都是此次比赛作为自选的新作品登台亮相的。这次比赛后，上述诸曲立即风靡全国，甚至过了近半个世纪仍为无数专业、业余演奏家所钟爱。特别是在本次比赛中首演的《江河水》、《赛马》、《河南小曲》、《赶集》等，更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久演不衰。《江河水》一曲，虽属移植，但它感人心扉的音调、深刻的人文内涵、巨大的审美价值，堪称中国民族器乐的世纪经典。
本次大赛的第二个重大收获当然是一整批优秀艺术家的涌现。大赛之后，大约有８０％以上的选手终生从事二胡演奏或教学，比赛成为激励他们永不放弃的巨大动力。其中一部分选手偏于舞台表演，一部分选手偏于专业教学。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们都成为此后四十余年各地二胡演奏、教学的带头人。从事演奏者如第一名闵慧芬，获奖时不过是位１８岁的高中生，但赛事过后，她加倍奋斗，一往无前，始终立于当代二胡艺术的最前列，为这门艺术的更高更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他如蒋巽风、萧白镛、沈凤泉等，同样是二胡艺术舞台上第一流的演奏家，并一直坚持数十年。在二胡教学领域，鲁日融、宋国生、吴之珉、果俊明、倪志培和教学演奏双兼的王国潼，分别执教于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几十年来，他们编写出大量教材和专著，培养出大批二胡良才，构成第四代、第五代二胡人才的基本阵容，影响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大赛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为２０世纪二胡艺术所树立的一种无可企及的风范。这个意义虽然不像作品、人才那样显而易见，但它值得我们珍视。请看，这场比赛论规模并不大，７位评委，２９个选手，两轮赛程，又只是一个大型音乐节下属的赛事，似乎一切都很平常。然而，４９年过去了，它的社会影响还依然存在，比赛中首演的曲目还在舞台上、媒体中、教室里随处可闻，绝大多数参赛者还在为二胡艺术尽心效力，整个比赛有如一座高高矗立在２０世纪二胡艺术进程中的里程碑，让人们回味不已。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思索、总结。例如，比赛的目标是什么？是仅仅比出一二三名？还是力求在整体上全面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它所设定的显然是后者，为了这个目标，它特别重视新的创作，所以，７首曲目，新作占了３首（另一首古曲或民间乐曲也含有“新”的性质），以此鼓励选手演奏当时的一批最新曲目。为了这一目标，除了前三名外，又设置了第四名、鼓励奖以及新作品奖。而且，第三名就有７位选手，第四名４位，新作奖７位，从而通过扩大获奖比例来鼓励选手的积极性和事业心，使二胡教学演奏推及到更广大的地区，而不是过分集中在京沪两地，可谓关照全面，眼光远大。再如，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是将技巧放在第一位，专门选择某些高难度的必选曲目，还是技巧、艺术、人文素养全面考察？是次比赛同样以后者为要。为此，在评委会的组成上，除三位专门的二胡演奏家外，另外四位为音乐学家、作曲家和其他乐器的演奏家，如前所述，他们都是大权威，这体现了评委会的高规格，但他们又都具有很高的人文修养，有很高的欣赏品味，如此也就保证了这一评审标准的实施。同时，在曲目安排上，也同样体现了评委会所认定的标准。７首乐曲，新、老、古、今兼顾，既要发挥演奏技艺，也要考核选手对某些有深度的乐曲的理解，还希望他们奏出准确而浓厚的传统风格。
逝者如斯！
１９６３年第四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作为一次影响深远的赛事已定格在历史中，任人们观赏，任人们评述，也任人们去不断阐释。肯定这次大赛的历史功业，我们深感欣慰；探究它的历史意义和启示，我们又会生出许多慨叹。如今，民乐界大大小小的赛事，“你奏罢来我登场”，此起彼伏，终年不歇，确实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繁荣兴旺，也不断推出优秀的演奏人才，形成了很具中国特色的比赛生态，对此，我本人无意全盘否定。但是不是多了一点、乱了一点呢？我们可否静下来想想，可否对各种比赛作一番规划、规范、讨论，让它们的周期长一点，标准高一些，规格严一点，门槛高一点，就像４９年前“上海之春”二胡比赛那样，或如西方某些音乐比赛那样，每比赛一次都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有文化尊严、有历史实绩的印迹，不仅能赛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演奏家，而且让比赛本身也成为著名的赛事，让人们永远记住它，肯定它！以致几十年后还有人怀念它。
此议如有谬误，愿听大家批评！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