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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四大”闸门一开，来势汹涌
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扯起“造反”大旗。当他们被各级组织制止时，便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紧跟毛泽东的林彪随即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此令一下，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全军125所院校，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出现了军人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串联的复杂局面。军区机关、总部机关不断遭到冲击，一些军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戴高帽，坐“喷气式”，搞得乌烟瘴气。军队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十万人。驻京各军事院校、机关，甚至部分连队都住满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的红卫兵。
1966年11月8日，一批军队院校学员“造反派”有600多人，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当时虽然有两个营在那里担负国防部大楼的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不让他们冲。但这些院校学生打破玻璃，抬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的头上，踏着“人桥”，冲进了国防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与大多数将帅一样，对“文革”不很理解的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是否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叶剑英也向林彪提出：不要在师以下单位搞“四大”，不然军队非乱了不可。林彪对搞乱军队也有所顾忌，对徐向前、叶剑英的意见表示认可，但实际中并没采纳。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200万红卫兵。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徐向前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学员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徐向前说：你们起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要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战备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萧华说：“可以，不过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徐向前点点头，表示同意。
没过几天，萧华带着讲话稿来到徐向前家，徐向前看后作了些小修改，增加了战备的内容。
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下午，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十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和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参加接见。
体育场的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清一色的年轻军人。他们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有的“方阵”还集体背诵着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率领与会领导绕场一周后，说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便和陶铸一些退出会场。会议由萧华主持，他说：“首先我代表总政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林副主席今天有点感冒，他让我代表他向你们问好！”在介绍了到场的各位领导后，便宣布由陈毅先发言。因为陈毅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德高望重，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所以萧华首先请他讲话。
陈毅敢讲话，自认为有毛泽东撑腰
1966年11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四位老帅都穿着厚厚的棉衣。陈毅因为已多年不在军队工作，没戴帽徽领章，天太冷，他把棉帽的耳朵都放了下来。
陈毅事先并没准备讲话稿，按照历来的习惯，空着手往台前一坐，把话筒朝自己跟前拖了拖，便开了腔：“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这是11月份以来，陈毅出席的第四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
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我每天接待许多外宾，他们都称赞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很伟大的，有陆海空×××万，我强调一下，其他单位可以乱，但是人民解放军不行，其他单位没有秩序没关系，解放军不能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准备，随时准备打仗，一声令下，就上前线！”
陈毅接着又讲：“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没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在这中间犯过大错，栽过大跟斗。我参加过很多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支持错误路线的斗争。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在体育场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
陈毅敢这样讲话，是他认为毛泽东会为他撑腰。因为在这之前，19６6年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在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毛泽东问起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乘势说道：“主席，我还有个想法。”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毛泽东一听要讲这个，当然高兴了：“好嘛！”欣然应允。
陈毅后面的话证实了这一点。他接着说：“前几天我在天安门上和毛主席谈过这个问题，我不是用毛主席这个大招牌来压你们，我对毛主席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搞路线斗争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会不会搞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教他们搞？’……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
陈毅话锋一转，严厉地说：“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
他的话激起会场的热烈掌声，有人带头喊起了支持的口号。
陈毅接着说：“我不怪年轻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比中南海会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我二七年当解放军，至今差不多39年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他的话再次被掌声淹没。
陈毅再次强调：“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
他最后说：“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什么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搞总理吗？不是不可以搞，我是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搞路线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哪个人有多大错误就算多大，要正确衡量，不能超过限度，超过了界限就犯错误。我过去搞过过火斗争，就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就必然适得其反，错上加错，这是关键。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是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是演讲的高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外交部时期，每遇他讲话，下面的干部总是聚精会神，鸦雀无声，而随着他讲话的手势，或大笑或惊愕，一坐四五个小时无人退场。今天因为还有别的元帅要发言，他只好在讲到兴头时收住了话题，在掌声中走下讲台。那些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的干部，都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讲话，说出了大家的心理话，讲得太好了！但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后当场表示反对，而且还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才把他们压了下去。
讲话之前，贺龙的心上已经压上了一块石头
第二个讲话的是贺龙。他的神情显然没有陈毅那样威武，话也讲的不多。他除了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以外，就是讲“大串联”的具体问题，他说：“我想讲一讲在革命大串联中，军队院校学生要做好样子的问题。毛主席是提倡革命大串联的，在革命串联中，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向工农学习，向首都院校学习，使自己得到锻炼提高，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一种更大更好的政治野营，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法。……为了搞好革命串联，我向大家推荐空军第十七航校关于革命大串联的十点倡议。”他念完“大串联的十点倡议”后，高呼了几句当时人人都呼的革命口号后，就离开了讲台。
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他是四位元帅中讲得最短的一位，讲话中也没多少发挥，只是照稿子念。这不是贺龙的一贯作风。贺龙虽说读书不多，但从农民成长为元帅，除了才智非同一般，口才也是相当出众。一般讲起话来，除了他领悟的革命道理，还常加上一些家乡的俗语，可以说是滔滔不绝，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可今天为何这样照本宣科呢？
高层的人们都知道，在这之前，贺龙心里已经压上了块石头。这块石头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林彪。早先两人虽说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总指挥，一个只是小连长，以后在不同的战线指挥，并无多少关联。但事情慢慢起了变化。
据《贺龙传》记载：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
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的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６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放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样的布置。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事情原本是：19６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暂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就贴出大字报，说部队向学校借房子就是要搞兵变。于是康生捕风捉影地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康生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于是“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
9月7日，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在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儿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两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但贺龙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他在面对上万的群众时还能讲什么呢？
他的讲话只能由全军文革事先准备好，生怕再给贺龙添麻烦，秀才们绞尽脑汁，才商量出讲话的内容。叶剑英同意也让贺龙讲一讲，是想缓和一下要批斗贺龙的气氛。但这个讲话可出不得半点差错，不能让“造反派”学生抓到任何小辫子。好在一切如愿，贺龙讲话后，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但贺龙出席大会，仍引起了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19６6年底，贺龙就失去了自由，直至逝世。
叶剑英讲话时有人递上质问的条子
贺龙讲完，由徐向前发言。他是苦口婆心：“同学们，我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从全国最高利益出发，考虑到他们有重要任务，谅解他们，能使他们有从事指挥部队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是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和长期负责全军院校工作的，他也没有准备讲话稿，即兴发言。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放手，眼着一只眼睛看情况。”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讲到这里，叶剑英停了下来，拿着一张纸条说：“同志们，请大家静一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基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萧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会场上引起强烈的回响：“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基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会场里此起彼伏地响着口号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恢复了平静，说道：“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学生教老师，儿子教老子，教爷爷，青年教老年，这是对的。但还有一条呢！是青年教育青年，多数教育少数。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基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此时会场群情激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剑英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声，但也有少数人，大概有一二千人，不满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闹起来了，萧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等叶剑英的讲话告一段落以后，立即宣布散会。随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会场。
第二次“十万人大会”，陈毅、叶剑英忍不住又动了气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天，正赶上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天气很冷。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的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陈毅仍是第一个讲话。
这次他是照着稿子念的。在讲话中，他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他讲着讲着还是离开了讲稿，自由发挥：“我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们有不少领导同志就喜欢颂扬，不爱听不同意见，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我看活该！要听不见意见，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要跟反对自己的人合作，要有宽宏雅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那天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徐向前因几天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没准备讲话，只是硬挺着到会，坐下不一会儿偏头痛发作，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在陈毅讲完后，总政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讲话，他说：“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这次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陈毅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上次讲话（指11月13日），多数同志拥护……”在刘志坚讲话时，萧华和叶剑英耳语了几句。当刘志坚讲完时，叶剑英走上讲台，说：“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萧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
叶剑英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其中有说陈毅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有问叶剑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军委的，也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嘲笑了递条子的那些人，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他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然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败坏了军队名誉，还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他的声调越说越高：“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还是耐下性子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江青再开“十万人大会”的谋划落空了
元帅们两次参加“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给“文化大革命”熊熊大火泼了冷水，对解放军院校师生的“造反”起了正面教育作用。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他们的讲话稿立即在全国传开了，各省市委组织宣传车上街，不断播放四位老帅的讲话记录稿，人民群众拍手叫好，非常拥护，一些军事院校也开始扭转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党委腰杆硬了，敢出来说话了。
但是这些讲话也促使一些造反派跳了起来。他们把“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贴遍了东、西长安街。他们还向中央文革告老帅们和萧华的状。
中央文革小组立即站到他们一边。在钓鱼台，江青气急败坏地指责刘志坚：“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关锋也点名指责陈、叶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四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再开一个“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叶剑英并不理会，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他“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等在会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
形势日趋恶化。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去爬山，保持体力。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仍致函叶剑英，将1966年12月写就的《冬夜杂咏》的《青松》一诗抄录给叶：“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叶剑英则书《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词：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江青策划第三次十万人大会。为了保证按他们的方针走，决定参加大会的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他们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准备狠斗这些人。
快要开会的前一天下午，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到他家里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参加会议。叶剑英主张去，说要去看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各单位的负责人都劝他不要去，因为事情很明显，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不仅仅是批斗，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受到人身侮辱。大家说，要去的话，最好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不去，各单位的负责人一起去挨批斗。但叶剑英不同意大家去替他们挨斗。就这样，从下午3点一直研究到午夜12点也没研究出个结果。
在这中间，中央文革的人几次打电话来催问，叶剑英都没有给予明确答复。由于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叶剑英不得已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汇报了情况。林彪这时已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江青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大会不开了，但江青不肯罢休，中央文革坚持要叶剑英作检讨，说什么：“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讨。”他们让刘志坚准备一个检讨稿子，让叶剑英在会议上念。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事情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这样，在19６6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了一个两千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其他军队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于晚上8点开始，萧华没有到会，由刘志坚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就由叶剑英作检讨。结果叶剑英的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此情形，刘志坚立即和其他一些人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因为当时京西宾馆已经军管，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去，其他地方去不了，这才使与会者安全脱身。
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他不知道要开这个会，并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
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把这件事嫁祸给刘志坚，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坚搞的，把刘志坚当替罪羊打倒了。
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扯起“造反”大旗。当他们被各级组织制止时，便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紧跟毛泽东的林彪随即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此令一下，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全军125所院校，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出现了军人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串联的复杂局面。军区机关、总部机关不断遭到冲击，一些军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戴高帽，坐“喷气式”，搞得乌烟瘴气。军队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联，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十万人。驻京各军事院校、机关，甚至部分连队都住满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的红卫兵。
1966年11月8日，一批军队院校学员“造反派”有600多人，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当时虽然有两个营在那里担负国防部大楼的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不让他们冲。但这些院校学生打破玻璃，抬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的头上，踏着“人桥”，冲进了国防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与大多数将帅一样，对“文革”不很理解的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是否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叶剑英也向林彪提出：不要在师以下单位搞“四大”，不然军队非乱了不可。林彪对搞乱军队也有所顾忌，对徐向前、叶剑英的意见表示认可，但实际中并没采纳。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200万红卫兵。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徐向前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学员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徐向前说：你们起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要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战备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萧华说：“可以，不过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徐向前点点头，表示同意。
没过几天，萧华带着讲话稿来到徐向前家，徐向前看后作了些小修改，增加了战备的内容。
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下午，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十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恩来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和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参加接见。
体育场的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清一色的年轻军人。他们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有的“方阵”还集体背诵着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率领与会领导绕场一周后，说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便和陶铸一些退出会场。会议由萧华主持，他说：“首先我代表总政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林副主席今天有点感冒，他让我代表他向你们问好！”在介绍了到场的各位领导后，便宣布由陈毅先发言。因为陈毅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德高望重，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所以萧华首先请他讲话。
陈毅敢讲话，自认为有毛泽东撑腰
1966年11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四位老帅都穿着厚厚的棉衣。陈毅因为已多年不在军队工作，没戴帽徽领章，天太冷，他把棉帽的耳朵都放了下来。
陈毅事先并没准备讲话稿，按照历来的习惯，空着手往台前一坐，把话筒朝自己跟前拖了拖，便开了腔：“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这是11月份以来，陈毅出席的第四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
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我每天接待许多外宾，他们都称赞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很伟大的，有陆海空×××万，我强调一下，其他单位可以乱，但是人民解放军不行，其他单位没有秩序没关系，解放军不能乱。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准备，随时准备打仗，一声令下，就上前线！”
陈毅接着又讲：“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没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在这中间犯过大错，栽过大跟斗。我参加过很多支持正确路线的斗争，也参加过支持错误路线的斗争。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在体育场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
陈毅敢这样讲话，是他认为毛泽东会为他撑腰。因为在这之前，19６6年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在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毛泽东问起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乘势说道：“主席，我还有个想法。”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毛泽东一听要讲这个，当然高兴了：“好嘛！”欣然应允。
陈毅后面的话证实了这一点。他接着说：“前几天我在天安门上和毛主席谈过这个问题，我不是用毛主席这个大招牌来压你们，我对毛主席说：‘现在搞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搞路线斗争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会不会搞还是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教他们搞？’……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
陈毅话锋一转，严厉地说：“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
他的话激起会场的热烈掌声，有人带头喊起了支持的口号。
陈毅接着说：“我不怪年轻同志们，怪我们事先没给大家讲清楚，讲了以后，希望再不要发生，要顾大局。你那个小单位的问题再重要，难道能比中南海会更重要吗？能比国防部还更重要吗？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我二七年当解放军，至今差不多39年还没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他的话再次被掌声淹没。
陈毅再次强调：“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
他最后说：“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什么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搞总理吗？不是不可以搞，我是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的。搞路线斗争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哪个人有多大错误就算多大，要正确衡量，不能超过限度，超过了界限就犯错误。我过去搞过过火斗争，就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就必然适得其反，错上加错，这是关键。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是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是演讲的高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外交部时期，每遇他讲话，下面的干部总是聚精会神，鸦雀无声，而随着他讲话的手势，或大笑或惊愕，一坐四五个小时无人退场。今天因为还有别的元帅要发言，他只好在讲到兴头时收住了话题，在掌声中走下讲台。那些参加会议的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的干部，都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讲话，说出了大家的心理话，讲得太好了！但也有少数学员在陈毅讲话后当场表示反对，而且还有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动。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才把他们压了下去。
讲话之前，贺龙的心上已经压上了一块石头
第二个讲话的是贺龙。他的神情显然没有陈毅那样威武，话也讲的不多。他除了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以外，就是讲“大串联”的具体问题，他说：“我想讲一讲在革命大串联中，军队院校学生要做好样子的问题。毛主席是提倡革命大串联的，在革命串联中，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向工农学习，向首都院校学习，使自己得到锻炼提高，以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一种更大更好的政治野营，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方法。……为了搞好革命串联，我向大家推荐空军第十七航校关于革命大串联的十点倡议。”他念完“大串联的十点倡议”后，高呼了几句当时人人都呼的革命口号后，就离开了讲台。
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他是四位元帅中讲得最短的一位，讲话中也没多少发挥，只是照稿子念。这不是贺龙的一贯作风。贺龙虽说读书不多，但从农民成长为元帅，除了才智非同一般，口才也是相当出众。一般讲起话来，除了他领悟的革命道理，还常加上一些家乡的俗语，可以说是滔滔不绝，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可今天为何这样照本宣科呢？
高层的人们都知道，在这之前，贺龙心里已经压上了块石头。这块石头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林彪。早先两人虽说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总指挥，一个只是小连长，以后在不同的战线指挥，并无多少关联。但事情慢慢起了变化。
据《贺龙传》记载：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
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的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６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放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样的布置。
康生、江青等人也从背后向贺龙捅了“一刀”，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事情原本是：19６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暂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就贴出大字报，说部队向学校借房子就是要搞兵变。于是康生捕风捉影地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康生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于是“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出现了“打倒贺龙”的标语。
9月7日，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在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儿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两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但贺龙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他在面对上万的群众时还能讲什么呢？
他的讲话只能由全军文革事先准备好，生怕再给贺龙添麻烦，秀才们绞尽脑汁，才商量出讲话的内容。叶剑英同意也让贺龙讲一讲，是想缓和一下要批斗贺龙的气氛。但这个讲话可出不得半点差错，不能让“造反派”学生抓到任何小辫子。好在一切如愿，贺龙讲话后，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但贺龙出席大会，仍引起了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19６6年底，贺龙就失去了自由，直至逝世。
叶剑英讲话时有人递上质问的条子
贺龙讲完，由徐向前发言。他是苦口婆心：“同学们，我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从全国最高利益出发，考虑到他们有重要任务，谅解他们，能使他们有从事指挥部队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是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和长期负责全军院校工作的，他也没有准备讲话稿，即兴发言。在讲话中，首先检讨去年院校整风问题，然后谈到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会发生质变。”叶剑英批评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联，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他说：“我们是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放手，眼着一只眼睛看情况。”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要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讲到这里，叶剑英停了下来，拿着一张纸条说：“同志们，请大家静一下，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基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萧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会场上引起强烈的回响：“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基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第二，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会场里此起彼伏地响着口号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恢复了平静，说道：“毛主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学生教老师，儿子教老子，教爷爷，青年教老年，这是对的。但还有一条呢！是青年教育青年，多数教育少数。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基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此时会场群情激动，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对叶剑英的讲话报以热烈掌声，但也有少数人，大概有一二千人，不满几位老帅的讲话，在会场上闹起来了，萧华和刘志坚看到这种情况，等叶剑英的讲话告一段落以后，立即宣布散会。随即护送老帅们离开了会场。
第二次“十万人大会”，陈毅、叶剑英忍不住又动了气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天，正赶上西伯利亚寒流来袭，天气很冷。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的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陈毅仍是第一个讲话。
这次他是照着稿子念的。在讲话中，他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他讲着讲着还是离开了讲稿，自由发挥：“我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们有不少领导同志就喜欢颂扬，不爱听不同意见，在这次运动中整得好苦，我看活该！要听不见意见，要听反对自己的意见，要跟反对自己的人合作，要有宽宏雅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我那天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徐向前因几天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没准备讲话，只是硬挺着到会，坐下不一会儿偏头痛发作，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在陈毅讲完后，总政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讲话，他说：“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这次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陈毅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上次讲话（指11月13日），多数同志拥护……”在刘志坚讲话时，萧华和叶剑英耳语了几句。当刘志坚讲完时，叶剑英走上讲台，说：“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萧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
叶剑英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其中有说陈毅讲话有严重错误的，有问叶剑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军委的，也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嘲笑了递条子的那些人，说：“我把我自己的意见讲一讲，也许明天又来大字报了，来大字报也不怕，我还要讲一讲。”他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然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败坏了军队名誉，还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他的声调越说越高：“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还是耐下性子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江青再开“十万人大会”的谋划落空了
元帅们两次参加“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给“文化大革命”熊熊大火泼了冷水，对解放军院校师生的“造反”起了正面教育作用。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他们的讲话稿立即在全国传开了，各省市委组织宣传车上街，不断播放四位老帅的讲话记录稿，人民群众拍手叫好，非常拥护，一些军事院校也开始扭转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党委腰杆硬了，敢出来说话了。
但是这些讲话也促使一些造反派跳了起来。他们把“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贴遍了东、西长安街。他们还向中央文革告老帅们和萧华的状。
中央文革小组立即站到他们一边。在钓鱼台，江青气急败坏地指责刘志坚：“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关锋也点名指责陈、叶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四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再开一个“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叶剑英并不理会，他稳坐在自己的西山住所，面对满墙遍地“大字报”的包围和造反派指责他“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浪，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等在会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
形势日趋恶化。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但叶剑英一直保持坚定乐观的情绪，天天去爬山，保持体力。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仍致函叶剑英，将1966年12月写就的《冬夜杂咏》的《青松》一诗抄录给叶：“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叶剑英则书《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词：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江青策划第三次十万人大会。为了保证按他们的方针走，决定参加大会的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他们点名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和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准备狠斗这些人。
快要开会的前一天下午，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到他家里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参加会议。叶剑英主张去，说要去看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各单位的负责人都劝他不要去，因为事情很明显，去就是挨批挨斗，而且很可能不仅仅是批斗，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罚，甚至受到人身侮辱。大家说，要去的话，最好陈毅和叶剑英两位老帅不去，各单位的负责人一起去挨批斗。但叶剑英不同意大家去替他们挨斗。就这样，从下午3点一直研究到午夜12点也没研究出个结果。
在这中间，中央文革的人几次打电话来催问，叶剑英都没有给予明确答复。由于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叶剑英不得已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汇报了情况。林彪这时已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江青只好通知：这个大会不开了。
大会不开了，但江青不肯罢休，中央文革坚持要叶剑英作检讨，说什么：“大会可以不开，但是必须在一定的会议上作检讨。”他们让刘志坚准备一个检讨稿子，让叶剑英在会议上念。
双方谁也不肯让步，事情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这样，在19６6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礼堂召集了一个两千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其他军队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于晚上8点开始，萧华没有到会，由刘志坚主持会议。会议开始后，就由叶剑英作检讨。结果叶剑英的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的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此情形，刘志坚立即和其他一些人保护叶剑英从后台走了。因为当时京西宾馆已经军管，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去，其他地方去不了，这才使与会者安全脱身。
得知这次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他不知道要开这个会，并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
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把这件事嫁祸给刘志坚，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坚搞的，把刘志坚当替罪羊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