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历翻到10月，2012年的选战就进入了倒计时的冲刺阶段。自两党代表大会以来，奥巴马的民调支持率回升显著，罗姆尼却止步不前。9月17日，罗姆尼被爆出曾在筹款活动上指责47%的美国民众从不缴税、只等政府救济，并称不会寻求这些人的支持。虽然有观点认为此举属于罗氏的竞选战略，因为“47%”其实就是无法撼动的奥巴马基本票仓，但如此引发对峙的极化言论，显然不该是一个竞选全国性公职的合格候选人应有的。随即，罗姆尼的支持率应声下滑，甚至根据全美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联合民调，罗氏在长期更受信任的经济议题上也已与奥巴马达成了43%比43%的平手，在医疗事务和税收议题上则落后奥巴马6%到10%。面对整体民意支持下落、传统优势议题失手，罗姆尼似乎败相已露。那么，2012年大选的选情是否将沿着奥巴马连任成功的一般猜测发展下去·回答这一问题，或许仍为时尚早，至少在最后的10月里，还有两个环节必须纳入考虑，其一是循例安排的总统电视辩论，其二是可能不期而至的“十月惊变”。
　　总统辩论：白宫之路的必修课程
　　10月3日、11日以及22日三天的晚间，两党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分别在科罗拉多州丹佛、肯塔基州丹维尔以及佛罗里达州巴卡拉顿上演，16日时惟一一场副总统电视辩论也要在纽约州的汉普斯泰德举行。作为大选前夕的最后交锋，总统辩论历来被两党候选人视为冲刺中的制胜之役。特别对于在选举日前一两周才可能明确投票意向的中间选民而言，电视辩论所传达出的信号或扮演起最后一棵稻草的角色。正是因此，两党候选人极为重视辩论，并会为之反复认真演练。据悉，罗姆尼阵营邀请到了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充当“假想对手”练习辩论，而在副总统之争中，拜登则让瑞安在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的对头克里斯·范霍伦作为陪练。
　　选举是一场“胶水”与“口水”合成的战争。“胶水”是用来张贴海报的，意指宣传造势的开销，而“口水”则是候选人的演讲及其与对手的唇枪舌剑。早在1858年，尚未参选总统的林肯就曾与伊利诺伊州在任国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展开了连续七场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两年后，两人分别代表共和、民主两党角逐白宫，七场辩论就成了检验双方政治立场的备忘录。但此后，辩论并未被两党所接受，甚至出现了1940年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挑战在任者罗斯福时要求辩论被拒的尴尬情形。直到1948年，两党党内的总统初选辩论首次通过广播直接输送到选民耳畔，成倍提升了辩论本身的动员与造势效果。1960年，在电视走入普通美国家庭的时代里，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终于站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位于芝加哥的一个演播室内，面对着摄像机展开激辩。这场首次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轻而易举地跻身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电视辩论也重塑了美国选举中政治明星的个人主义风格。不过，从1964年到1972年的三次总统选举并没有继续采取电视辩论方式，直到1976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州州长卡特和惟一一位不通过选举入主白宫的总统福特都急待通过电视辩论提振士气，于是三场系列辩论在驴象两党候选人之间拉开帷幕。其后，在大选之前的一个月内，普通选民都能在电视机前领略到未来白宫主人在内政外交上的慷慨陈词与巅峰对决。
　　客观而言，总统的电视辩论的确是向公众说明自身具体政策主张的绝佳机会，但从竞选营销技术上講，电视辩论的关键其实在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任何候选人只要表现尚可就好，因为各种媒体会做所谓的“撕盘”（spin）处理，即对辩论进行具有倾向的诠释或节选，毕竟真正能够看完一个半小时多辩论的普通观众为数有限。但如果候选人一旦犯错，就将很快被媒体放大，进而可能酿成多米诺效应的选情塌陷。1988年本来尚存一定胜算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始终反对死刑，但在辩论中被问及倘若自己妻子被奸杀是否还会支持对凶手持免于死刑时，杜氏竟然死忠于一贯主张。此后“冷漠丈夫”的阴云始终笼罩在杜卡基斯头上，最终令其白宫梦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
　　相比于这些减分的败笔，电视辩论的加分效果并不突出。2004年，小布什在对阵克里时罕见发挥神勇，然后媒体就开始凭借一张其辩论时后背疑似有物体的照片指责小布什身上携带了题词器；而2008年身负媒体诟病的共和党副手人选萨拉·佩林在与拜登辩论中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但这一亮点很快就被负面舆论攻击掩盖下去。
　　这样看来，面对这样一个被动减分而不能正面助推的消极因素，作为民调落后的挑战者，罗姆尼和瑞安只能期待在自身不犯错的情况下，奥巴马和拜登出现重大闪失，否则四场辩论应该无法扭转目前选情的颓势。
　　十月惊变：问鼎之旅的致命插曲
　　如果说总统电视辩论是一个被动消极因素，所谓的“十月惊变”则是一个主动突发因素，至于所发挥的影响力要视具体情况判定。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月中，一些突发危机情况被认为可能重塑选情。这种突发情况的效果大多是暂时的，但由于选举日的迫近而完全可以奏效，因而突发危机的关键所在是制造话题而非问题本身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所谓“惊变”的意涵所在。广义而言，“惊变”也包括总统辩论中候选人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狭义而言往往是指与国家重大内政外交事务密切相关的重大危机或变化，其中以外交事务题材最为多见。
　　事实上，“十月惊变”从一开始就与战争概念密切相关，而且还充满了故意为之的或然性。1968年10月30日，时任总统约翰逊突然宣布停止越南战场上的轰炸，并表示愿意推进深入谈判以解决越南问题。此举事实上对战事趋好毫无意义，其目的仅是为角逐白宫的副总统汉弗瑞助选。果不其然，汉弗瑞选情大振，但还是由于与共和党竞争者尼克松之间的差距太大，在六天之后的大选中以微弱差距落败。在四年之后即1972年尼克松谋求连任之际，越南战争再次带来了“惊变”。10月26日，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对外宣布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已“握在手中”，此举直接推高了尼克松本就握有的优势。不过，作为“惊变”题材的越战又经过了三年苦熬才宣告了结。 　　耗时444天之久的“伊朗人质危机”从效果上看也有“十月惊变”的意味。1980年7月，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去世，9月两伊战争爆发，虽然伊朗方面愿意尽早解决危机，但当时的霍梅尼政权仍旧要坚持到美国大选之后再做决断。换言之，伊朗实际上是不想把解决危机的“十月惊变”大礼拱手送给卡特，而是令后者经济与军事软硬兼施的制裁政策彻底破产，并断送其连任之旅。1981年1月20日，里根宣誓就職的几分钟后，伊朗就释放了人质。事情如此之巧合，也招致了众多猜疑，其后涌现出众多非官方材料认为里根阵营与伊朗方面曾私下达成了某种交易。又过了四年，所谓“伊朗门事件”被曝光，对里根政府秘密对伊朗军售的指控事实上为“伊朗人质事件”做了最好的脚注。
　　2004年即伊拉克战争打响一年后，中东事务再次为美国大选贡献了“十月惊变”。在以“反恐战争”为主题的选战中，越战老兵约翰·克里始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更具资格的国家统帅，进而抨击小布什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不过，就在10月29日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长达将近15分钟的本·拉登讲话视频，内容充斥着向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挑衅。该视频一出，小布什反恐战争的合法性立即得到强化，助推了小布什“危机总统”的形象，助其连任成功。
　　2008年9月才不断蔓延开来、逐步被人们意识到的金融危机，可谓是一次难得的由经济议题当家的“惊变”，并一直发酵到11月4日选举日。这场金融危机的悄然降临，为奥巴马历史性当选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背景。
　　就过去一两个月的国际与热点区域走向而言，2012年总统大选再次遭遇“十月惊变”的几率正在走高。由一部小成本电影引发的反美浪潮正在多个穆斯林国家延烧，甚至还波及美国的传统盟友和中东地区以外的穆斯林国家。9月11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斯死于非命，似乎发出了“惊变”提前到来的信号。一旦反美情绪与运动持续升级，奥巴马此前标榜的终结反恐战争的政绩将陷入窘境，其中东和解政策也将骑虎难下。罗姆尼只要有效跟进炒作，将极可能酿成一个对奥氏连任不利的“惊变”。除了中东局势的急转直下之外，亚太事务的某些变数也存在转为选战影响因素的几率。在2012年的选举周期中，中国议题俨然成为两党攻击对方时得心应手、屡试不爽的利器。就目前钓鱼岛、南海危机的存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对华政策可能摆到奥巴马或罗姆尼面前。一旦如此，其作出的对华决策也将出于取悦选民的民粹动机而非理性。从这个角度检视，在“十月惊奇”的高发阶段，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中要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更为全局而审慎地考量区域事务与域内大国之间的互动，避免为他人助选或做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