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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在我小的时候，是很看不起胡家湾的。不只因为它偏远、贫穷，入不了我的眼，更因为在那儿住的人，实在是太过平凡，平凡得居然让你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竟然还住着这么一群人，守着那破乱的、几近颓废的土屋过着无声无息的日子。胡家湾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或存或灭都与我无关的地方。直到离开家乡许多年后，在有关故乡的回忆中，激活我那怀乡情结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被我曾经小觑的、破败不堪的四合院。它像冷却的柴灰中仅存的米粒般大小的火星一样，照彻了我思乡的天空，让我不得不在黑暗中细细地回忆起与它有关的一些事情来。
一
这是一所坐落在王子山脚下的老四合院。听老辈儿人讲，这座院子很有些年头。据说解放前是一个老土豪的住所，1949年后分给了范姓和王姓两家居住。它灰墙土瓦，高高的屋檐，黑魆魆的窗口，还有两扇硕大的斑驳的木质大门。从场院到堂屋，要上十几步的台阶，石坎早已被脚步磨得溜光水滑。一些夹缝中，已经长出了狗尾巴草，每每在风中摇曳。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两尊石狮子，虽然已经风化得变了形，但仍然能从那对铜铃似的大眼晴中窥见当年这座老屋的庄严与辉煌。
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住着范姓和王姓两家。范老太老早就守了寡，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等儿子结了婚分了家，范老太就一个人过起了独居的日子。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范老太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腰板仍然直溜得很，一点儿也不显老态。她头上常年缠着一个白头巾，穿着的确良蓝褂儿，一双三寸小脚总是让她看上去有些重心不稳。每天早上她都会挎上一个竹蓝子，颠儿颠儿地把自家种的菜提到街上去卖。卖完菜后，直奔五六里开外的茶场，采上一天的茶。到了傍晚，才踏着夕阳从我家门前走过，颤颤地、默默地挪向胡家湾。
我小时候采过茶，知道采茶的苦。茶树不高，人得一直蹲着或弓着腰，一手提篮子，一手去摘茶叶。一天下来，感觉腰都快要断了，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些夸张的成分，但的确是很累的。因为茶场离家很远，采茶的人不愿回家吃午饭耽误采茶的时间，就只能喝凉水吞冷馒头充饥。从早饿到晚，年轻人尚可，但有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娃娃们常常饿得直哭。然而，在采茶的季节里，我从未看到范老太休息过，她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常常是我们刚起床一推开门，就能看见她一走三颤的身影。我很惊讶那七十多岁的身体，竟然比年轻人还硬朗，虽然走起路来慢了点，却是那么劲头十足。据说，范老太一个夏季采茶所得的收入就是她一年的生活费。她的儿子们从未给过她一分钱，哪怕是生病住院，都是花她自己挣的钱。
范老太不仅采茶贴补家用，而且年年都会喂上一两头年猪。别人喂猪，忙时都会用苞谷、米糠来代替青饲料，但是范老太从来都是只喂青猪草，哪怕是刮风下雨，她都会到玉米地里割上一大筐娥儿肠、婆婆丁、棒头草之类的青饲料来喂猪。范老太说吃青饲料的猪才会身体好，不生病，猪肉才香。因此她媳妇时不时在外面炫耀，说她婆婆养的猪，肉一点腥味都没有，那煮熟的排骨就算不放调料，也能香飘几里地。她还说，她婆婆吃肉可不同一般，她不吃瘦肉，尽挑肥得流油的肉吃。想吃的时候用一个吊锅子装上一满锅肉，放在火笼里煨得香浓糯软，热气腾腾之后，满满的盛上一大海碗，蹲在门口的石坎上一气吃完。由于没有牙齿了，那干瘪的嘴边总是流出道道黄亮亮的猪油。吃完后用袖子一撸嘴，顺手一飘凉水咕嘟咕嘟喝下去。讲这个经历时，她的儿媳妇表现出了特有的夸张表情：用手捂着嘴，略微弯下腰，做呕吐状。这让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被网粘住的大河虾。都说范老太的命不好，但是她高寿，活了八十二岁，乡亲们都说她命硬！临死前，她还在山上砍黄荆木条儿，说是准备第二天去给自己种下的豇豆搭架子。
二
相对于范老太来说，王太婆就幸福多了。因为她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她的儿子在我们乡里工作，据说还是一个副乡长。虽然他工作很忙，有时候还得下乡去收提留款征农业税，但是他对他母亲的照顾却细致入微，大到穿衣吃饭，小到针头线脑儿。乡里乡亲都说这个儿子比女儿还细心，他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很多母亲在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常常都会拿他作榜样，说是上过学的孩子就是明事礼，懂孝道。
王太婆家也很清贫，她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就住在四合院最里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小时候，我曾跟着奶奶到她家去过一次。她家的屋子很黑，屋顶的亮瓦由于年代太久透出的阳光似有似无，甚是微弱，以至于在屋子里根本看不清人长啥样儿。我那时还小，紧紧的抓住奶奶的衣角，一刻也不放手。好在王太婆很好客，她给我找来了她儿子送给她的，自己都没舍得吃的糕点、核桃，还有掂着小脚用竹竿在屋后树上打下来的拐枣。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为啥王太婆很少出门。她的脚是三寸金莲，在屋里走路都是一走三颤的，有时候得扶着墙或者椅背才能从灶门前走到堂屋，更别说出门还得过那齐膝的门坎了，所以她每次想出去晒太阳都得喊儿子把她背出屋来。王太婆的儿子虽然很孝顺，可是儿媳却从来不回家看她。她的儿媳是我们小学时候的老师，我很少看到这位女老师笑，她每天总是黑着脸，对谁都冷冰冰的。她一年四季都住在学校的寝室里，只有在王太婆生病住院的时候，她才会很不情愿的，在丈夫的一再请求下，去看看婆婆。王老太因为脚小的缘故，一辈子很少走出过那个黑屋，偶尔到医院看病，好几里路，都是她的儿子背着她去的。那时，在我们家门前，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身材瘦弱的50多岁的男人，背着满头白发的母亲蹒跚而过，走向远处的乡村诊所。这在当时是一段佳话，也是一道农村尊老孝老的风景。只是这道风景已经好多年不曾看到过了。
三
要说胡家湾与我联系最多的人，那就只有范家老二的女儿，那个唤作鱼的姑娘了。我们同年，所以从上学前班，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她每次上学，都要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因此，很多时候，上学放学，我，华仔，还有她，我们都会同行。虽然这个姑娘不怎么说话，也不招人厌，但那时不懂事的我们，总会因为她是胡家湾的穷人家而欺负她。我们嘲笑她穿的衣服破烂、嘲笑她的头发像一把稻草、嘲笑她说话总是捋不直舌头，四十不分。偶尔我们还会恶做剧般的捉弄她，把她的头发夹在桌缝里，等她站起来时，哇呀一声，眼泪哗啦啦直掉，却又不敢跟老师报告。有时，我们会在她背后贴纸条，画上个乌龟，或者一条长长的蟮鱼。最恶毒的一次，竟然是我，长根儿，华仔，我们三个男生，在她回家的必经之地，逼着她当特务，而我们则找来绳子把她捆在树上。直到很晚，我们才给她松绑，放她回家。我记得那天，她哭得稀里哗啦，不停的求饶。而我们几个却得意得不得了，觉得这个世上，捉弄别人实在太好玩了。可是第二天，我们刚进校门，就被老师请进了办公室，不仅给鱼姑娘赔礼道歉，还要写上一千字的检讨，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她了。她的母亲那天也来了，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脸上挂满了泪花。自从那次事件以后，我们就很少一起上学了，不是说我们怕她再去打小报告，而是每想起她哭得那么伤心，我们都会自责，都会惭愧。自此，她都是一个人落寞地走在乡间小道上，那身影孤零零的，在夕阳的余晖下，拖得老长……再后来，小学毕业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听说她小学刚毕业，就被她姐带到贵州打工去了。数年后再看到她时，她身后已经跟着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身上还背着一个娃。那年我们刚满十七。
我很奇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会突然想到胡家湾，并且我的回忆如春水般汩汩涌出，那么多生疏的面孔在尘封了多年之后，一张张鲜活起来，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他们。
洪鸣，原名苏红鸣，本刊编辑。责任编校：张 思
一
这是一所坐落在王子山脚下的老四合院。听老辈儿人讲，这座院子很有些年头。据说解放前是一个老土豪的住所，1949年后分给了范姓和王姓两家居住。它灰墙土瓦，高高的屋檐，黑魆魆的窗口，还有两扇硕大的斑驳的木质大门。从场院到堂屋，要上十几步的台阶，石坎早已被脚步磨得溜光水滑。一些夹缝中，已经长出了狗尾巴草，每每在风中摇曳。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两尊石狮子，虽然已经风化得变了形，但仍然能从那对铜铃似的大眼晴中窥见当年这座老屋的庄严与辉煌。
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住着范姓和王姓两家。范老太老早就守了寡，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等儿子结了婚分了家，范老太就一个人过起了独居的日子。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范老太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腰板仍然直溜得很，一点儿也不显老态。她头上常年缠着一个白头巾，穿着的确良蓝褂儿，一双三寸小脚总是让她看上去有些重心不稳。每天早上她都会挎上一个竹蓝子，颠儿颠儿地把自家种的菜提到街上去卖。卖完菜后，直奔五六里开外的茶场，采上一天的茶。到了傍晚，才踏着夕阳从我家门前走过，颤颤地、默默地挪向胡家湾。
我小时候采过茶，知道采茶的苦。茶树不高，人得一直蹲着或弓着腰，一手提篮子，一手去摘茶叶。一天下来，感觉腰都快要断了，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些夸张的成分，但的确是很累的。因为茶场离家很远，采茶的人不愿回家吃午饭耽误采茶的时间，就只能喝凉水吞冷馒头充饥。从早饿到晚，年轻人尚可，但有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娃娃们常常饿得直哭。然而，在采茶的季节里，我从未看到范老太休息过，她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常常是我们刚起床一推开门，就能看见她一走三颤的身影。我很惊讶那七十多岁的身体，竟然比年轻人还硬朗，虽然走起路来慢了点，却是那么劲头十足。据说，范老太一个夏季采茶所得的收入就是她一年的生活费。她的儿子们从未给过她一分钱，哪怕是生病住院，都是花她自己挣的钱。
范老太不仅采茶贴补家用，而且年年都会喂上一两头年猪。别人喂猪，忙时都会用苞谷、米糠来代替青饲料，但是范老太从来都是只喂青猪草，哪怕是刮风下雨，她都会到玉米地里割上一大筐娥儿肠、婆婆丁、棒头草之类的青饲料来喂猪。范老太说吃青饲料的猪才会身体好，不生病，猪肉才香。因此她媳妇时不时在外面炫耀，说她婆婆养的猪，肉一点腥味都没有，那煮熟的排骨就算不放调料，也能香飘几里地。她还说，她婆婆吃肉可不同一般，她不吃瘦肉，尽挑肥得流油的肉吃。想吃的时候用一个吊锅子装上一满锅肉，放在火笼里煨得香浓糯软，热气腾腾之后，满满的盛上一大海碗，蹲在门口的石坎上一气吃完。由于没有牙齿了，那干瘪的嘴边总是流出道道黄亮亮的猪油。吃完后用袖子一撸嘴，顺手一飘凉水咕嘟咕嘟喝下去。讲这个经历时，她的儿媳妇表现出了特有的夸张表情：用手捂着嘴，略微弯下腰，做呕吐状。这让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被网粘住的大河虾。都说范老太的命不好，但是她高寿，活了八十二岁，乡亲们都说她命硬！临死前，她还在山上砍黄荆木条儿，说是准备第二天去给自己种下的豇豆搭架子。
二
相对于范老太来说，王太婆就幸福多了。因为她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她的儿子在我们乡里工作，据说还是一个副乡长。虽然他工作很忙，有时候还得下乡去收提留款征农业税，但是他对他母亲的照顾却细致入微，大到穿衣吃饭，小到针头线脑儿。乡里乡亲都说这个儿子比女儿还细心，他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很多母亲在教育自己儿子的时候，常常都会拿他作榜样，说是上过学的孩子就是明事礼，懂孝道。
王太婆家也很清贫，她一个人生活了很多年，就住在四合院最里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小时候，我曾跟着奶奶到她家去过一次。她家的屋子很黑，屋顶的亮瓦由于年代太久透出的阳光似有似无，甚是微弱，以至于在屋子里根本看不清人长啥样儿。我那时还小，紧紧的抓住奶奶的衣角，一刻也不放手。好在王太婆很好客，她给我找来了她儿子送给她的，自己都没舍得吃的糕点、核桃，还有掂着小脚用竹竿在屋后树上打下来的拐枣。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为啥王太婆很少出门。她的脚是三寸金莲，在屋里走路都是一走三颤的，有时候得扶着墙或者椅背才能从灶门前走到堂屋，更别说出门还得过那齐膝的门坎了，所以她每次想出去晒太阳都得喊儿子把她背出屋来。王太婆的儿子虽然很孝顺，可是儿媳却从来不回家看她。她的儿媳是我们小学时候的老师，我很少看到这位女老师笑，她每天总是黑着脸，对谁都冷冰冰的。她一年四季都住在学校的寝室里，只有在王太婆生病住院的时候，她才会很不情愿的，在丈夫的一再请求下，去看看婆婆。王老太因为脚小的缘故，一辈子很少走出过那个黑屋，偶尔到医院看病，好几里路，都是她的儿子背着她去的。那时，在我们家门前，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身材瘦弱的50多岁的男人，背着满头白发的母亲蹒跚而过，走向远处的乡村诊所。这在当时是一段佳话，也是一道农村尊老孝老的风景。只是这道风景已经好多年不曾看到过了。
三
要说胡家湾与我联系最多的人，那就只有范家老二的女儿，那个唤作鱼的姑娘了。我们同年，所以从上学前班，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她每次上学，都要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因此，很多时候，上学放学，我，华仔，还有她，我们都会同行。虽然这个姑娘不怎么说话，也不招人厌，但那时不懂事的我们，总会因为她是胡家湾的穷人家而欺负她。我们嘲笑她穿的衣服破烂、嘲笑她的头发像一把稻草、嘲笑她说话总是捋不直舌头，四十不分。偶尔我们还会恶做剧般的捉弄她，把她的头发夹在桌缝里，等她站起来时，哇呀一声，眼泪哗啦啦直掉，却又不敢跟老师报告。有时，我们会在她背后贴纸条，画上个乌龟，或者一条长长的蟮鱼。最恶毒的一次，竟然是我，长根儿，华仔，我们三个男生，在她回家的必经之地，逼着她当特务，而我们则找来绳子把她捆在树上。直到很晚，我们才给她松绑，放她回家。我记得那天，她哭得稀里哗啦，不停的求饶。而我们几个却得意得不得了，觉得这个世上，捉弄别人实在太好玩了。可是第二天，我们刚进校门，就被老师请进了办公室，不仅给鱼姑娘赔礼道歉，还要写上一千字的检讨，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她了。她的母亲那天也来了，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脸上挂满了泪花。自从那次事件以后，我们就很少一起上学了，不是说我们怕她再去打小报告，而是每想起她哭得那么伤心，我们都会自责，都会惭愧。自此，她都是一个人落寞地走在乡间小道上，那身影孤零零的，在夕阳的余晖下，拖得老长……再后来，小学毕业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听说她小学刚毕业，就被她姐带到贵州打工去了。数年后再看到她时，她身后已经跟着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身上还背着一个娃。那年我们刚满十七。
我很奇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会突然想到胡家湾，并且我的回忆如春水般汩汩涌出，那么多生疏的面孔在尘封了多年之后，一张张鲜活起来，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他们。
洪鸣，原名苏红鸣，本刊编辑。责任编校：张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