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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工作，虽然很少看见弥漫的硝烟，听不到“隆隆”的炮声，但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仍然充满了腥风血雨。因此，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要敢于面对种种惊险，接受种种考验，随时做好被捕和牺牲的准备。现在回忆解放前夕的两次散发传单的亲身经历，我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惊险和考验。当然，惊险过后得到的总是欣慰，是胜利者的喜悦。
1949年的初夏，人民解放军已经横渡长江，白崇禧为了固守广西老巢，派了精锐的第五十六军进驻柳州，军长马拔萃兼任柳州警备司令。顿时，偌大的一个柳州城，充满了军警特务，他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到处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中共柳州城工委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斗志，决定于5月14日晚在全市散发一次传单。传单内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警告柳州特务书》等，在《警告柳州特务书》中列举了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和桂系特务名单16人,震撼了全城。
那时,我在柳州市龙城中学读书，是个16岁的中共地下党员。听到要散发传单的任务,异常兴奋，很想一显身手。当时参加这一行动的地下党员和“爱青会”会员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都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但对于在敌人眼皮底下散发传单的艰险，却认识很少。5月14日晚，中共地下党联系人、我的四哥周民震在给我和地下党员潘瑞才所在的行动小组布置散发传单任务时，传达了几点指示，要我们牢记心中：一是散发传单的意义、方法和铁的纪律；二是讲明这次行动的艰险，要求地下工作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要有勇敢精神，但又不能鲁莽行事，不能因个人的冒险行为破坏全市的行动；三是保持革命气节，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节。当时要我们反复读一篇“生死状”：“要永远忠诚于党，万一被敌特逮捕，除力图逃脱之外，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做必死准备，英勇就义，绝不出卖组织和群众利益。”这篇“生死状”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潘瑞才负责在学校和柳侯公园的一角散发传单。晚8点钟，全市开始行动，要求10分钟内务必完成任务。我们在事先看好的围墙、树杆和电线杆上张贴。开始时动作很快，很顺利。但在柳侯公园，却有不少行人往来。我们装作贴广告的样子，趁无人路过时，就迅速贴上一张。
当我们在一根电线杆上张贴时，突然从黑暗里蹿出一个彪形大汉,此人上身穿着唐装便服,下身却穿了西装长裤，脚上还穿着大皮鞋，真有点像现在电视剧中的特务装扮。我们顿时提高了警惕，灵机一动，迅速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张专治花柳病（梅毒）的广告覆盖在传单上面。这个大汉双眼露出凶恶的目光，看了一下广告，再瞪着眼睛把我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唏嘘”一声走了。开始我们还真的吓了一跳，心脏“怦怦”地乱跳，后来感到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总会遇到惊险，只有靠革命信仰和意志，才能发挥生命中的勇敢潜能，才能把恐惧感驱走。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参加这次有意义的行动，在对敌斗争中接受一次生死考验。
第二天，人们面带欢欣神态，奔走相告，传递传单消息，都说：“别看国民党威风一时，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而传单中那些上了榜的特务，好似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个个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革命传单的威力，让我感到特别的欣快和自豪。
到了1949年7月，反动当局作垂死挣扎，筹备8月1日召开全市反共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万人反共大游行，以加紧对进步活动的镇压。中共柳州城工委决定于7日28日晚8时半再次散发传单，揭露他们的阴谋。其中《告柳州市人民书》中，揭露了敌人在溃败前政治上、经济上玩弄的种种阴谋，号召柳州人民拒绝参加“八一反共大游行”，抵制刚发行使用的银元券等等。四哥周民震和我编为一个行动小组，负责驾鹤路最繁华地段的传单散发。
那时局势很紧张，反动军警全副武装，到处巡查。中共柳州城工委要求每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眼皮底下，要勇敢机智，灵活而又安全的去完成任务，并且再次交待不得鲁莽和冒险，不得暴露自己。所以那次散发的传单除了采取张贴的方式外，大都用信封套好，信封上有些写上某某小姐收启，让人感到像一封神秘的“情书”；有些写上广告词，俨然像投送一份商品广告。这些封好的传单可以钉在墙壁、广告栏和电线杆上，也可直接投进机关和商铺。
我和周民震在预定的地点散发了十几份传单后，经过天主教堂，许多教徒在听取牧师讲授圣经。我们感到这是个好机会，就迅速把封好的传单送到后排的教徒手中。不少教徒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却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有两个教徒马上拆开信封，一看是传单，就追了出来，我们立即快步窜进人群之中，迅速摆脱了他们的追踪。
瞬间,两辆警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笛声呼啸而过,街上行人像被捅破了窝的黄蜂乱成一团，有些商铺“乒乒乓乓”地急忙关上了门。有人说，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警备司令部已宣布全城戒严。我和周民震赶快跑下码头，那时柳江浮桥上人群拥挤，为了不让特务跟踪，我们在黑暗中沿着河边上了一条小船渡过柳江回到了家中。
当时我并不害怕，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警笛声好似总在耳边回响。是不是这次行动受到破坏？有没有战友遭到逮捕？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有点冒失，是否被特务识破？经过了难熬的时刻，深夜上级终于派人告诉我们，说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所有地下工作者都完成了任务，无一人暴露和被捕。我听了如释重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到了8月1日反共誓师大会那天，尽管参加人员稀少，但反动当局仍强振精神，将一名无辜群众当作散发传单的共产党，当场枪毙，这彻底暴露了反动派穷凶恶极的真面目。
在血与火的年代，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中共地下工作者是不怕牺牲的，他们尽管面对着暴风骤雨，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但总是坚定信念，勇往直前。那时我们最喜欢背诵高尔基《海燕》中那火一般的激情诗句: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以海燕那种勇于搏击长空的精神作为榜样，在白色恐怖中，勇敢顽强地战斗！再战斗！
1949年的初夏，人民解放军已经横渡长江，白崇禧为了固守广西老巢，派了精锐的第五十六军进驻柳州，军长马拔萃兼任柳州警备司令。顿时，偌大的一个柳州城，充满了军警特务，他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到处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中共柳州城工委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斗志，决定于5月14日晚在全市散发一次传单。传单内容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警告柳州特务书》等，在《警告柳州特务书》中列举了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和桂系特务名单16人,震撼了全城。
那时,我在柳州市龙城中学读书，是个16岁的中共地下党员。听到要散发传单的任务,异常兴奋，很想一显身手。当时参加这一行动的地下党员和“爱青会”会员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都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但对于在敌人眼皮底下散发传单的艰险，却认识很少。5月14日晚，中共地下党联系人、我的四哥周民震在给我和地下党员潘瑞才所在的行动小组布置散发传单任务时，传达了几点指示，要我们牢记心中：一是散发传单的意义、方法和铁的纪律；二是讲明这次行动的艰险，要求地下工作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要有勇敢精神，但又不能鲁莽行事，不能因个人的冒险行为破坏全市的行动；三是保持革命气节，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节。当时要我们反复读一篇“生死状”：“要永远忠诚于党，万一被敌特逮捕，除力图逃脱之外，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做必死准备，英勇就义，绝不出卖组织和群众利益。”这篇“生死状”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潘瑞才负责在学校和柳侯公园的一角散发传单。晚8点钟，全市开始行动，要求10分钟内务必完成任务。我们在事先看好的围墙、树杆和电线杆上张贴。开始时动作很快，很顺利。但在柳侯公园，却有不少行人往来。我们装作贴广告的样子，趁无人路过时，就迅速贴上一张。
当我们在一根电线杆上张贴时，突然从黑暗里蹿出一个彪形大汉,此人上身穿着唐装便服,下身却穿了西装长裤，脚上还穿着大皮鞋，真有点像现在电视剧中的特务装扮。我们顿时提高了警惕，灵机一动，迅速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张专治花柳病（梅毒）的广告覆盖在传单上面。这个大汉双眼露出凶恶的目光，看了一下广告，再瞪着眼睛把我俩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唏嘘”一声走了。开始我们还真的吓了一跳，心脏“怦怦”地乱跳，后来感到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总会遇到惊险，只有靠革命信仰和意志，才能发挥生命中的勇敢潜能，才能把恐惧感驱走。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参加这次有意义的行动，在对敌斗争中接受一次生死考验。
第二天，人们面带欢欣神态，奔走相告，传递传单消息，都说：“别看国民党威风一时，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而传单中那些上了榜的特务，好似被列入了战犯名单，个个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革命传单的威力，让我感到特别的欣快和自豪。
到了1949年7月，反动当局作垂死挣扎，筹备8月1日召开全市反共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万人反共大游行，以加紧对进步活动的镇压。中共柳州城工委决定于7日28日晚8时半再次散发传单，揭露他们的阴谋。其中《告柳州市人民书》中，揭露了敌人在溃败前政治上、经济上玩弄的种种阴谋，号召柳州人民拒绝参加“八一反共大游行”，抵制刚发行使用的银元券等等。四哥周民震和我编为一个行动小组，负责驾鹤路最繁华地段的传单散发。
那时局势很紧张，反动军警全副武装，到处巡查。中共柳州城工委要求每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眼皮底下，要勇敢机智，灵活而又安全的去完成任务，并且再次交待不得鲁莽和冒险，不得暴露自己。所以那次散发的传单除了采取张贴的方式外，大都用信封套好，信封上有些写上某某小姐收启，让人感到像一封神秘的“情书”；有些写上广告词，俨然像投送一份商品广告。这些封好的传单可以钉在墙壁、广告栏和电线杆上，也可直接投进机关和商铺。
我和周民震在预定的地点散发了十几份传单后，经过天主教堂，许多教徒在听取牧师讲授圣经。我们感到这是个好机会，就迅速把封好的传单送到后排的教徒手中。不少教徒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却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有两个教徒马上拆开信封，一看是传单，就追了出来，我们立即快步窜进人群之中，迅速摆脱了他们的追踪。
瞬间,两辆警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警笛声呼啸而过,街上行人像被捅破了窝的黄蜂乱成一团，有些商铺“乒乒乓乓”地急忙关上了门。有人说，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警备司令部已宣布全城戒严。我和周民震赶快跑下码头，那时柳江浮桥上人群拥挤，为了不让特务跟踪，我们在黑暗中沿着河边上了一条小船渡过柳江回到了家中。
当时我并不害怕，但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警笛声好似总在耳边回响。是不是这次行动受到破坏？有没有战友遭到逮捕？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有点冒失，是否被特务识破？经过了难熬的时刻，深夜上级终于派人告诉我们，说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所有地下工作者都完成了任务，无一人暴露和被捕。我听了如释重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到了8月1日反共誓师大会那天，尽管参加人员稀少，但反动当局仍强振精神，将一名无辜群众当作散发传单的共产党，当场枪毙，这彻底暴露了反动派穷凶恶极的真面目。
在血与火的年代，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中共地下工作者是不怕牺牲的，他们尽管面对着暴风骤雨，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但总是坚定信念，勇往直前。那时我们最喜欢背诵高尔基《海燕》中那火一般的激情诗句: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以海燕那种勇于搏击长空的精神作为榜样，在白色恐怖中，勇敢顽强地战斗！再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