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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皇姑屯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当时的国家元首张作霖被炸伤,重伤不治身亡。该公案早有定论: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步骤之一。日本军国主义者是谋杀张作霖的罪魁祸首。对此日本政府、作案凶手均供认不讳。但近年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通过所谓大量“新史料”得出新结论:张作霖死于苏联特工之手,苏联政府是幕后指使者。《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主要观点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科学论证,因此难以成立。
[关键词]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托托
1 前 言
1928年6月3日晨五时许,在北京通往沈阳的铁路沿线车站——皇姑屯附近爆出数声巨响,正行驶在上面的专列从中间部位被炸得腾空而起。车里的主人,当时北京政府首脑——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被炸成重伤,不久气绝身亡。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该公案早有定论: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步骤之一,日本军国主义者是谋杀张作霖的罪魁祸首。对此日本政府、作案凶手均供认不讳,此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近日拜读托托先生《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引用该书只注明页码),览之甚为惊骇,疑窦百出。该书通过大量“新史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张作霖死于苏联特工之手,苏联政府是幕后指使者。托先生的惊世骇俗之论若能成立,那么以前的历史结论将有可能被颠覆,历史亦将被改写。
2 《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
首先分析了苏联政府谋杀张作霖的原因。“为了巩固其统治,他(指张作霖——引者注)紧傍日本,长期抗拒东北方的邻国苏俄,尤其仇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此,他不惜制造数起反苏反共事端,甚至残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苏、中志士(如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这使得苏联政权对其恨之入骨,多次命令军情机关派遣特工,伺机除掉张作霖。”(第1页)接着,作者用八章内容,分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控制北京政府和主政东北期间与苏俄以及以后的苏联交恶的缘由,双方在中东路主权归属及其行政管理、外蒙古的地位等问题上不断发生严重的冲突。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激化,张作霖利用其豢养的白俄残部,牵制、对抗苏联;苏联则针锋相对,秘密派遣特工深入北京、东北刺探情报、在东北组建特工站、策反奉军将领。不断升级的冲突导致双方最后决裂。张作霖驱逐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制造反苏的“纪念列宁号轮船事件”,甚至动用武力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第167页)对此,“莫斯科的领导人已把张作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除以上列举的一系列反苏反共的事件外,1927年年底与1928年年初‘日张密约’及‘满洲独立密约’的签订,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再次暗杀张作霖的决心。”(第198页)随后“经过一段缜密的考核,他们(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引者注)决定让有着丰富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人为有‘冷血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第208页)托著的结论是,“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第218页)
围绕事件所涉及的中、日、苏三方来全面分析张作霖之死的元凶,这样更有说服力。中国方面,《辞海》记载张作霖“因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4日清晨乘火车途经沈阳西部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成重伤,当日在沈阳死去。”[1]《中国抗日战争全书》中载“4日凌晨5时半,当张作霖返奉的专车到达距离沈阳车站1公里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下的炸弹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后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2]《民国史大辞典》中说“4日,当张专列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车站时,日军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下的炸弹爆炸,……。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亡。”[3]《中华民国史》载“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的专车开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按动电钮。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专列被炸翻起火,张作霖所乘包车顶棚与车窗全被炸飞,只剩下車轮和底座。……数小时后,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急救无效死亡。”[4]《中国东北史》载“张作霖,这个亲日的奉系军阀头子,终于死在日本人的手里,终年54岁。”[5]张学良在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采访时也坚持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他回忆:在事发前,屡屡传出日本人要对张作霖下手的风声。张作霖对日本人可能对他下毒手也是有所提防的,但由于过于自信,重视度不够。[6] “张学良对其父之死耿耿于怀,直至1990年8月,他在台湾接受日本NHK电视采访时,还忍不住愤恨地对日本记者回忆‘皇姑屯事件’,他说‘当时这件事我立刻就知道了,不但我知道,谁都知道,是日军干的……’”[7]其实,东北方面在事发前已获知:在张作霖回奉天前好几天,日本关东军就在皇姑屯一带严密布防,到事发前一日,皇姑屯原来繁忙的运输突然全部停止。[8]该事件发生后“根据爆炸破坏的情况来看,爆炸物在五百磅左右,才能有这样的爆破力量。爆破物是装置在南满铁路桥上的,装置这样的爆破物,绝非徒手能办到的,而且装置所遇要的时间至少需要数小时。”[9]日本要谋杀张作霖的直接诱因,唐德刚教授认为“为此‘五路建筑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作霖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6]“‘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老帅?’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评论说,‘因为张老帅是爱国的,日本人让他在密约上签字,他仅是口头上答应,但是实际上迟迟不签字,日本人说他没信义,就把他干掉了。’”[6]从日后事态的发展上,有学者也认为“皇姑屯事件在推进日本侵略计划上,无疑是三年后‘九一八’事件的一次预演。”[10]东北方面只是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没有挑明而已。 日本在战败投降后,政府和当事人对该事件也都供认不讳。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凶手——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自己回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具有极强军国主义情结的河本大作却认为“这种奉天军的排日,完全出自张作霖的注意,绝非民众之以日本为敌。张作霖的目的是,依靠欧美来赶走日本,以扩大其一己的势力。谋取私利,绝没有建立东洋永远的和平这种信念。我认为,只要打到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11]后来经过周密策划,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一历史谜案,直到20年后才由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供述出来。原来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大作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12]这件事情在日本高层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当田中(当时日本首相——引者注)听到炸死张作霖的消息后,曾埋怨说:‘陆军干那样的事,我们的计划不能再进展了。’”[10]曾任日本奉天总领事代理的森岛守人后来回忆:“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个人。主要目的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的死亡而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12] “曾于两内阁中任海相,此外曾担任最高军事顾问及首相,故以地位而言,对当时日本一切问题及发生事件,均能知其详”的冈田启介于1946年7月3日在东京审判时,在谈及张作霖被害时说“确为日陆军所害。目为关东军并吞东北阴谋之一部分。”[13]这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后来怕事情败露,事件的参与者还追杀相关的知情人士。[12]日本作家井上清曾评论道:“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于炸死张作霖一事,只是有人责备政治上干的不够漂亮,至于在拉着日本人民执行日本的大方针——企图否定张作霖等中国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宁肯诉诸武力也要把中国东北四省完全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14]
苏联方面,除托先生该作外,笔者尚未看到相关的可信史料、著作,谈及张作霖之死系苏联所为。而且,在托著中,就先关内容、结论以及学术规范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该书的一些相关内容和结论值得推敲。例如:把张作霖曾向日本表示效忠和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方人员迅速赶到、参加调查,最后发表声明等视为日本与此事无关的理由(第238~240页),这有些牵强,不应该无视众多的其他相关史料、论著。还有仅仅凭借两则没有任何旁证的史料来说明河本大作是违心做证(241~242页),这也与河本大作本人的供述及相关的知情人和众多的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是相违背的。其次,该书的引用、注释不规范,不符合学术要求——不是个别错误,这种错误贯穿本书始终。例如,该书的注释绝大部分缺少出版社、出版日期、页码,只有书名和作者,甚至有的简单到只有书名。如该书257页注释仅为“见〈中东路冲突〉”而已。
3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谋杀已无异议。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所以谋杀张作霖是因为张作霖妨碍、阻止了日军对东北的侵略行为。日本为了独霸东北,必须换掉张作霖,所以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历史结论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在重新的解读中,历史学得到了发展、创新。这就是有的学者提出的“大胆假设”。但是在做了上述工作后,“小心求证”显得更重要,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由此,笔者对托先生这种“翻案文章”是不赞成的。首先,它不利于学术研究。似乎,只要掌握一部分材料都可以推翻以前经典结论。好像历史真的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想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都行。造成历史虚无主义。好像历史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结论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现实的一些判断是要依靠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在当代,中日交往中,日本右翼勢力本来就竭力否认侵华罪行,托作无疑干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历史是严肃的,当我们拿起笔写作的时候,请想想老一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那句治学名言“板凳需做十年冷,文字不写一字空。”以一种敬畏之心学史、作史、评史,那样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信史。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王桧林.中国抗日战争全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3]尚海,孔凡军,何虎生.民国史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二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佟冬.中国东北史(第六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6]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7]窦应泰.张学良家族私密档案[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8]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二辑)[M].沈阳: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6.
[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10]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等.伪满洲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11]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2]徐彻,徐悦.张作霖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3]曹群.东京审判——庭审旧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4]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关键词]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托托
1 前 言
1928年6月3日晨五时许,在北京通往沈阳的铁路沿线车站——皇姑屯附近爆出数声巨响,正行驶在上面的专列从中间部位被炸得腾空而起。车里的主人,当时北京政府首脑——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被炸成重伤,不久气绝身亡。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该公案早有定论: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步骤之一,日本军国主义者是谋杀张作霖的罪魁祸首。对此日本政府、作案凶手均供认不讳,此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近日拜读托托先生《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引用该书只注明页码),览之甚为惊骇,疑窦百出。该书通过大量“新史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张作霖死于苏联特工之手,苏联政府是幕后指使者。托先生的惊世骇俗之论若能成立,那么以前的历史结论将有可能被颠覆,历史亦将被改写。
2 《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
首先分析了苏联政府谋杀张作霖的原因。“为了巩固其统治,他(指张作霖——引者注)紧傍日本,长期抗拒东北方的邻国苏俄,尤其仇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此,他不惜制造数起反苏反共事端,甚至残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苏、中志士(如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这使得苏联政权对其恨之入骨,多次命令军情机关派遣特工,伺机除掉张作霖。”(第1页)接着,作者用八章内容,分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控制北京政府和主政东北期间与苏俄以及以后的苏联交恶的缘由,双方在中东路主权归属及其行政管理、外蒙古的地位等问题上不断发生严重的冲突。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激化,张作霖利用其豢养的白俄残部,牵制、对抗苏联;苏联则针锋相对,秘密派遣特工深入北京、东北刺探情报、在东北组建特工站、策反奉军将领。不断升级的冲突导致双方最后决裂。张作霖驱逐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制造反苏的“纪念列宁号轮船事件”,甚至动用武力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第167页)对此,“莫斯科的领导人已把张作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除以上列举的一系列反苏反共的事件外,1927年年底与1928年年初‘日张密约’及‘满洲独立密约’的签订,促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再次暗杀张作霖的决心。”(第198页)随后“经过一段缜密的考核,他们(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引者注)决定让有着丰富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而具体执行人为有‘冷血杀手’之称的功勋特工埃廷贡。”(第208页)托著的结论是,“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第218页)
围绕事件所涉及的中、日、苏三方来全面分析张作霖之死的元凶,这样更有说服力。中国方面,《辞海》记载张作霖“因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4日清晨乘火车途经沈阳西部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成重伤,当日在沈阳死去。”[1]《中国抗日战争全书》中载“4日凌晨5时半,当张作霖返奉的专车到达距离沈阳车站1公里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军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下的炸弹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后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2]《民国史大辞典》中说“4日,当张专列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车站时,日军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下的炸弹爆炸,……。张作霖身受重伤,被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亡。”[3]《中华民国史》载“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的专车开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按动电钮。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专列被炸翻起火,张作霖所乘包车顶棚与车窗全被炸飞,只剩下車轮和底座。……数小时后,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急救无效死亡。”[4]《中国东北史》载“张作霖,这个亲日的奉系军阀头子,终于死在日本人的手里,终年54岁。”[5]张学良在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采访时也坚持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他回忆:在事发前,屡屡传出日本人要对张作霖下手的风声。张作霖对日本人可能对他下毒手也是有所提防的,但由于过于自信,重视度不够。[6] “张学良对其父之死耿耿于怀,直至1990年8月,他在台湾接受日本NHK电视采访时,还忍不住愤恨地对日本记者回忆‘皇姑屯事件’,他说‘当时这件事我立刻就知道了,不但我知道,谁都知道,是日军干的……’”[7]其实,东北方面在事发前已获知:在张作霖回奉天前好几天,日本关东军就在皇姑屯一带严密布防,到事发前一日,皇姑屯原来繁忙的运输突然全部停止。[8]该事件发生后“根据爆炸破坏的情况来看,爆炸物在五百磅左右,才能有这样的爆破力量。爆破物是装置在南满铁路桥上的,装置这样的爆破物,绝非徒手能办到的,而且装置所遇要的时间至少需要数小时。”[9]日本要谋杀张作霖的直接诱因,唐德刚教授认为“为此‘五路建筑权’,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张作霖正式签约,而张作霖是个爱国的硬汉子,对日本这项要求,始终‘软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6]“‘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老帅?’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评论说,‘因为张老帅是爱国的,日本人让他在密约上签字,他仅是口头上答应,但是实际上迟迟不签字,日本人说他没信义,就把他干掉了。’”[6]从日后事态的发展上,有学者也认为“皇姑屯事件在推进日本侵略计划上,无疑是三年后‘九一八’事件的一次预演。”[10]东北方面只是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没有挑明而已。 日本在战败投降后,政府和当事人对该事件也都供认不讳。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凶手——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自己回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具有极强军国主义情结的河本大作却认为“这种奉天军的排日,完全出自张作霖的注意,绝非民众之以日本为敌。张作霖的目的是,依靠欧美来赶走日本,以扩大其一己的势力。谋取私利,绝没有建立东洋永远的和平这种信念。我认为,只要打到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11]后来经过周密策划,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一历史谜案,直到20年后才由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供述出来。原来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大作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12]这件事情在日本高层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当田中(当时日本首相——引者注)听到炸死张作霖的消息后,曾埋怨说:‘陆军干那样的事,我们的计划不能再进展了。’”[10]曾任日本奉天总领事代理的森岛守人后来回忆:“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个人。主要目的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的死亡而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12] “曾于两内阁中任海相,此外曾担任最高军事顾问及首相,故以地位而言,对当时日本一切问题及发生事件,均能知其详”的冈田启介于1946年7月3日在东京审判时,在谈及张作霖被害时说“确为日陆军所害。目为关东军并吞东北阴谋之一部分。”[13]这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后来怕事情败露,事件的参与者还追杀相关的知情人士。[12]日本作家井上清曾评论道:“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于炸死张作霖一事,只是有人责备政治上干的不够漂亮,至于在拉着日本人民执行日本的大方针——企图否定张作霖等中国人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宁肯诉诸武力也要把中国东北四省完全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14]
苏联方面,除托先生该作外,笔者尚未看到相关的可信史料、著作,谈及张作霖之死系苏联所为。而且,在托著中,就先关内容、结论以及学术规范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该书的一些相关内容和结论值得推敲。例如:把张作霖曾向日本表示效忠和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方人员迅速赶到、参加调查,最后发表声明等视为日本与此事无关的理由(第238~240页),这有些牵强,不应该无视众多的其他相关史料、论著。还有仅仅凭借两则没有任何旁证的史料来说明河本大作是违心做证(241~242页),这也与河本大作本人的供述及相关的知情人和众多的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是相违背的。其次,该书的引用、注释不规范,不符合学术要求——不是个别错误,这种错误贯穿本书始终。例如,该书的注释绝大部分缺少出版社、出版日期、页码,只有书名和作者,甚至有的简单到只有书名。如该书257页注释仅为“见〈中东路冲突〉”而已。
3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谋杀已无异议。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所以谋杀张作霖是因为张作霖妨碍、阻止了日军对东北的侵略行为。日本为了独霸东北,必须换掉张作霖,所以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历史结论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在重新的解读中,历史学得到了发展、创新。这就是有的学者提出的“大胆假设”。但是在做了上述工作后,“小心求证”显得更重要,因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由此,笔者对托先生这种“翻案文章”是不赞成的。首先,它不利于学术研究。似乎,只要掌握一部分材料都可以推翻以前经典结论。好像历史真的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想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都行。造成历史虚无主义。好像历史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结论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现实是历史的继续,现实的一些判断是要依靠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在当代,中日交往中,日本右翼勢力本来就竭力否认侵华罪行,托作无疑干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历史是严肃的,当我们拿起笔写作的时候,请想想老一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那句治学名言“板凳需做十年冷,文字不写一字空。”以一种敬畏之心学史、作史、评史,那样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信史。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王桧林.中国抗日战争全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3]尚海,孔凡军,何虎生.民国史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二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佟冬.中国东北史(第六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6]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7]窦应泰.张学良家族私密档案[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8]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二辑)[M].沈阳: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986.
[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10]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等.伪满洲国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11]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2]徐彻,徐悦.张作霖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3]曹群.东京审判——庭审旧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4]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