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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也日趋灵活。本文在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为国家更好地制定和实行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 环保投资 企业绩效
一、我国环境规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并不断向农村地区蔓延，政府这才意识到了环境形势的严峻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建立了初步的环境管理组织体系，以防止污染进一步加重。然而，由于在传统的环境规制中，政府采取的末端治理方法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给环保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降低了其在市场的竞争力，因此这种环境规制政策在推行时受到了极大阻碍。此后随着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政府经过不断探索，借鉴国外成功的环境规制政策，并结合本国国情，将最初的命令控制型的直接管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调整为直接管理手段与经济手段（包括环境税收、排污费、补贴和排污权交易等）相结合，并采取了诸如宣传普及环保科学知识、制定环保标签和绿色认证等一些软性手段来帮助企业与消费者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此种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企业环保投资仍然严重不足，环境问题依然相当严峻，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系列的问题，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企业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是大还是小，为什么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对判断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今后环境规制政策的变革方向提供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场面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却看法各异。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司（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倾向于在环境标准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开展活动以减少或规避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即所谓的“污染天堂假说”。此后这一假说受到了Porter等众多学者的质疑。Porter（1991）引入了动态创新机制，认为通过“创新优势”和“先动优势”，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Vander Porter and Linde （1995）也指出严格、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之后Copeland and Taylor（2004）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假说”，并指出自然资源的丰富可以提高公司的生产率，此时公司就有可能接受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只要要素禀赋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规制成本。在实证研究方面，Gollop和Robert（1983）对美国1973～1979期间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使得电力企业转而使用部分低硫煤作为替代能源，导致电力产业生产率增长下降了0.59%。Jorgenson和Wilcoxen（1990）分别比较了没有环境规制政策与实施规制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使得GNP下降2.59%。Gray and Shadbegian（2003）利用美国造纸行业的数据，得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有负面的影响。Broberg etal.（2010）利用一组瑞典工业领域的数据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然而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Alpay et al.（2002）通过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行业生产率的研究，发现不断增加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墨西哥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欧洲环保机构（2005）通过国际市场上一系列的证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好的环境规制不会制约竞争力和经济的增长。Hamamoto（2006）利用日本五个重污染行业数据并采用了一种间接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得出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呈现显著的正面关系。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白雪洁等（2009）也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了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火电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此外张三峰、卜茂亮（2011）还利用2006年12城市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及其强度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Boyd和McClelland（1999）对美国1988～1992期间环境规制对纸浆和造纸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的产出增加和产出损失效应并存。Br？nnlund（2008）使用瑞典1913～1999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一背景，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支持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这一结论，即认为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了一定强度以后，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有利于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目前我国仍处于拐点的左边，由于国家环境规制强度不大，企业环保投资水平也普遍较低。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
结合我国国情可知，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仍然处于U型曲线拐点的左边，即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水平仍然较低。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和政府环保部门应在继续完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更要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以真正贯彻落实环境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现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等的协调发展。
（二）调整环境规制政策，增加环境规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行业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根据行业的特殊性，适时调整环境规制政策，提高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同时我国应尽快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和碳排放交易制度，以增加我国环境规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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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沈能，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2（3）.
作者简介：张青云（1990-），女，安徽芜湖人，所在单位重庆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关键词】环境规制 环保投资 企业绩效
一、我国环境规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并不断向农村地区蔓延，政府这才意识到了环境形势的严峻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建立了初步的环境管理组织体系，以防止污染进一步加重。然而，由于在传统的环境规制中，政府采取的末端治理方法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给环保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降低了其在市场的竞争力，因此这种环境规制政策在推行时受到了极大阻碍。此后随着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政府经过不断探索，借鉴国外成功的环境规制政策，并结合本国国情，将最初的命令控制型的直接管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调整为直接管理手段与经济手段（包括环境税收、排污费、补贴和排污权交易等）相结合，并采取了诸如宣传普及环保科学知识、制定环保标签和绿色认证等一些软性手段来帮助企业与消费者树立绿色环保意识。此种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企业环保投资仍然严重不足，环境问题依然相当严峻，无法得到彻底解决。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系列的问题，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企业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是大还是小，为什么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对判断现有的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今后环境规制政策的变革方向提供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场面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却看法各异。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司（尤其是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倾向于在环境标准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开展活动以减少或规避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即所谓的“污染天堂假说”。此后这一假说受到了Porter等众多学者的质疑。Porter（1991）引入了动态创新机制，认为通过“创新优势”和“先动优势”，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Vander Porter and Linde （1995）也指出严格、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之后Copeland and Taylor（2004）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假说”，并指出自然资源的丰富可以提高公司的生产率，此时公司就有可能接受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只要要素禀赋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规制成本。在实证研究方面，Gollop和Robert（1983）对美国1973～1979期间的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使得电力企业转而使用部分低硫煤作为替代能源，导致电力产业生产率增长下降了0.59%。Jorgenson和Wilcoxen（1990）分别比较了没有环境规制政策与实施规制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使得GNP下降2.59%。Gray and Shadbegian（2003）利用美国造纸行业的数据，得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有负面的影响。Broberg etal.（2010）利用一组瑞典工业领域的数据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然而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Alpay et al.（2002）通过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行业生产率的研究，发现不断增加的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墨西哥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欧洲环保机构（2005）通过国际市场上一系列的证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好的环境规制不会制约竞争力和经济的增长。Hamamoto（2006）利用日本五个重污染行业数据并采用了一种间接方法评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得出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呈现显著的正面关系。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白雪洁等（2009）也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了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火电行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此外张三峰、卜茂亮（2011）还利用2006年12城市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及其强度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Boyd和McClelland（1999）对美国1988～1992期间环境规制对纸浆和造纸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的产出增加和产出损失效应并存。Br？nnlund（2008）使用瑞典1913～1999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一背景，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支持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这一结论，即认为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了一定强度以后，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有利于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目前我国仍处于拐点的左边，由于国家环境规制强度不大，企业环保投资水平也普遍较低。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
结合我国国情可知，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仍然处于U型曲线拐点的左边，即我国的环境规制强度水平仍然较低。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和政府环保部门应在继续完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的同时，更要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以真正贯彻落实环境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实现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等的协调发展。
（二）调整环境规制政策，增加环境规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行业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根据行业的特殊性，适时调整环境规制政策，提高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同时我国应尽快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和碳排放交易制度，以增加我国环境规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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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peland B.R，Taylor M.S. Trade，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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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青云（1990-），女，安徽芜湖人，所在单位重庆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