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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治理，必须回到对上海实际情况的研究上。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从学术上表达，需要关注的是社会阶层机构和基层的社会治理。社会基层结构指的是每个人社会上的位置，这是社会学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资本主义发展观来说，社会结构是由三角型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转变为感恩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产阶级。当谈社会治理时，必须首先认识上海是处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结构条件之下？社会治理最早来自于西欧发达国家的，西欧发达国家是进入到我们90年代末出现的所谓的市场、政府出现的。我们的社会治理，跟西方的社会治理概念有很大差别。
一
社会阶层机构的转型和基层社会治理。第一，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非标准的“土字型”金字塔型转变为标准的金字塔型，具有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可能；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特点；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所以我认为，社会的安排仍然是处在早期的工业文明工业化的阶段，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第二，我们社会的中产阶级发育比较缓慢，按照客观标准，上海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第三，由于社会结构的安排，上海就表现出城乡分割的特点，在中心城区已经慢慢开始转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中心城区，我们上海市中心城区，原来的中心城区，大概中产阶级的比例占到40%多。而在城郊中产阶级的比例很低，大概只有11%12%。大量的是什么呢？以农民工为主，占了接近60%。因此表现出了城乡分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的模式应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在城市中心，应该是以社会组织为主，单位社区协同治理。
在治理过程中，城市中产阶层和郊区外来务工者面临是问题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自我发展问题，后者主要生存问题。因此，在对上海城市社会治理中，虽然总体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是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策略将会有较大的区别，需要实行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策略。 中心城区主要以服务业产业为主，集聚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他们很多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中产阶层具有的“天然”的参与社会的特点，以及相当多的中产阶层服务于大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应该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
城市郊区社会治理由于存在大量的外来务工者，而表现为不一样的特点。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因此从事低端劳动的外来务工者可能在一段时期还会存在。对外来务工者社区的治理可以尝试在政府主导下和社会组织指导下，让外来务工者自己管理自己，尝试建立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能够发挥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不同地方外来务工者相互制衡的作用。 对于郊区的社会治理，要积极发挥外来务工者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注意到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受过教育的党员精英分子，充分发挥外来务工者中的精英分子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
社会治理需要依靠我们地区所特有的市民文化。上海30多年来从解放前所形成的上海市民文化是上海最具有特点的软实力。为什么上海吸引国际国内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到上海工作？这与上海所具有的市民文化有关系。市民文化的表现是什么？它的基本形式是我们所讲的以个人主义为主的个体化。一是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另一个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
上海的市民已经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上的。这个文化是什么呢？虽然上海市民社会文化或精神与公民社会还有很大距离，但是个体化或个人主义仍然是影响上海市民行为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个体化并不完全如闫云翔（2011）研究的那样是缺少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上海市民具有的法律意识，遵守规则等，已经是具有一定程度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对中心城区的治理，应该基于已经形成的的具有一定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化基础上，充分发挥上海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首先，“谁要你管”与“五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上海人有管理意识，能明目张胆跟领导说，“谁要你管”，这是因为有“五不”：不赌不嫖不偷不抢不反党。这说明了老百姓对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分得很清楚，换句话说，上海人有一种自我管理的意识，如何在社会治理当中让其他发挥自我管理的作用，让他们参与到整个社会治理当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次，这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至上的主义，是能够表达个人意愿的。三年前“1·15”大火的第一个星期天，许多人走上街，但没有酿成绝对的公开的冲突，这在全国都没有，甚至在全世界都没有。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市民文化的传承问题，随着我们所讲的大量的外来劳动者进入上海，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流动成爆发性趋势，这面临着市场市民文化的一个断层和空白，这在社会治理中是需要研究的又一个问题。
三
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从我们上海所处的工业化的社会结构来看，社会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现代性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没有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训，现代性的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如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等形式“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资本主义文明的建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外在的强制“规训”过程。 社会治理同样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获得过程，是我们重建市场秩序的过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是现代性的获得，那么治理过程并不排斥社会规训。这种规训不仅表现为工厂制度、学校制度、家庭制度、国家法律等对所有人的“规训”。而且在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共性的建立，资本和权力行为等，都是一个“规训”的过程。“规训”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可以是习得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强制。因此，社会治理并不排斥对一切违法行为的惩处。
广义上的“规训”是双向的，规训的权力本身在规训中也要被规训——规训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训——才有可能使社会治理真正成为现代性的获得，才有可能减轻规训的“痛苦”，并尽快完成这个过程。
一
社会阶层机构的转型和基层社会治理。第一，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非标准的“土字型”金字塔型转变为标准的金字塔型，具有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可能；上海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特点；相当于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所以我认为，社会的安排仍然是处在早期的工业文明工业化的阶段，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第二，我们社会的中产阶级发育比较缓慢，按照客观标准，上海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第三，由于社会结构的安排，上海就表现出城乡分割的特点，在中心城区已经慢慢开始转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中心城区，我们上海市中心城区，原来的中心城区，大概中产阶级的比例占到40%多。而在城郊中产阶级的比例很低，大概只有11%12%。大量的是什么呢？以农民工为主，占了接近60%。因此表现出了城乡分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的模式应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在城市中心，应该是以社会组织为主，单位社区协同治理。
在治理过程中，城市中产阶层和郊区外来务工者面临是问题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自我发展问题，后者主要生存问题。因此，在对上海城市社会治理中，虽然总体上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是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策略将会有较大的区别，需要实行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策略。 中心城区主要以服务业产业为主，集聚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他们很多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中产阶层具有的“天然”的参与社会的特点，以及相当多的中产阶层服务于大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应该是以社会组织为主，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
城市郊区社会治理由于存在大量的外来务工者，而表现为不一样的特点。由于产业结构转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因此从事低端劳动的外来务工者可能在一段时期还会存在。对外来务工者社区的治理可以尝试在政府主导下和社会组织指导下，让外来务工者自己管理自己，尝试建立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能够发挥乡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起到不同地方外来务工者相互制衡的作用。 对于郊区的社会治理，要积极发挥外来务工者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注意到他们当中还有不少受过教育的党员精英分子，充分发挥外来务工者中的精英分子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二
社会治理需要依靠我们地区所特有的市民文化。上海30多年来从解放前所形成的上海市民文化是上海最具有特点的软实力。为什么上海吸引国际国内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到上海工作？这与上海所具有的市民文化有关系。市民文化的表现是什么？它的基本形式是我们所讲的以个人主义为主的个体化。一是农业社会中产生的，另一个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
上海的市民已经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它是建立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上的。这个文化是什么呢？虽然上海市民社会文化或精神与公民社会还有很大距离，但是个体化或个人主义仍然是影响上海市民行为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个体化并不完全如闫云翔（2011）研究的那样是缺少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上海市民具有的法律意识，遵守规则等，已经是具有一定程度个人主义的个体化。对中心城区的治理，应该基于已经形成的的具有一定个人主义倾向的个体化基础上，充分发挥上海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首先，“谁要你管”与“五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 。上海人有管理意识，能明目张胆跟领导说，“谁要你管”，这是因为有“五不”：不赌不嫖不偷不抢不反党。这说明了老百姓对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分得很清楚，换句话说，上海人有一种自我管理的意识，如何在社会治理当中让其他发挥自我管理的作用，让他们参与到整个社会治理当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次，这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至上的主义，是能够表达个人意愿的。三年前“1·15”大火的第一个星期天，许多人走上街，但没有酿成绝对的公开的冲突，这在全国都没有，甚至在全世界都没有。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市民文化的传承问题，随着我们所讲的大量的外来劳动者进入上海，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流动成爆发性趋势，这面临着市场市民文化的一个断层和空白，这在社会治理中是需要研究的又一个问题。
三
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从我们上海所处的工业化的社会结构来看，社会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现代性的获得并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没有包括法律在内的规训，现代性的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如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社会主义等形式“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资本主义文明的建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外在的强制“规训”过程。 社会治理同样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获得过程，是我们重建市场秩序的过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是现代性的获得，那么治理过程并不排斥社会规训。这种规训不仅表现为工厂制度、学校制度、家庭制度、国家法律等对所有人的“规训”。而且在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共性的建立，资本和权力行为等，都是一个“规训”的过程。“规训”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可以是习得的，也可以是外在的强制。因此，社会治理并不排斥对一切违法行为的惩处。
广义上的“规训”是双向的，规训的权力本身在规训中也要被规训——规训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训——才有可能使社会治理真正成为现代性的获得，才有可能减轻规训的“痛苦”，并尽快完成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