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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登上舞台时，4位明星导师背对着他/她。不看外形，不讲背景，仅靠聆听歌声，导师来判断是不是要把其纳入麾下。
最近大火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強调对音乐本身的注重。但宣传总监陆伟会同时强调它的真人秀属性。
版权方提供了几百页节目“宝典”；选手看似朴素却是精心设计的造型；用拍纪录片的方式来录选手故事，哪怕有失败比率；每一集的出场人物顺序都有当作品一样创作的剧本……一档看似强调纯音乐路线的节目，其实在最细微处都有着为了节目更好看的职业化设计。闭上眼睛听歌，或者睁开眼睛看故事，都可以。
几百页节目“宝典”
陆续看过国外节目模式推介方带来的二三十档节目后，灿星传媒团队敲定了荷兰的《The Voice》，当时它和许多其他节目躺在同一张光盘里。
成功打造过《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等多档收视红星的灿星传媒想做新节目。“国外现在对中国的版权市场非常感兴趣。国外模式的推介方会定期带一些比较流行的节目模式来，每次五六个到十几个。然后电视台那边和我们负责对外合作的部门来接洽，组织所有的节目团队一块儿看。判断它在中国有没有生命力。”宣传总监陆伟说。
“这档节目有两点，我认为非常符合电视观众的收视形态，会有市场号召力。一个是4位明星评委的角色颠覆。最一线大牌的明星，在常人心目中非常遥远，只能通过演唱会或新闻发布会出现。在这个节目模式中，4位明星成了一个个小心寻找好学生的老师，互相要你争我夺掐起来，会讨好学生给许诺，很有亲和力，颠覆了明星身份，还原成会闹会笑的人，还会做平民化的表情。第二是它颠覆了学员的定位，普通节目里学员永远是一个被评判的角色，但在这里，如果有评委转身了，学员有了主动权，就转换成了选择者，从一个评判者一下子成为能够改变4位导师命运的人。”陆伟团队看中的是这种颠覆后的心理冲击感。
两年前，《中国达人秀》正式引进《英国达人》的版权时，不看好的人很多。之前中国火热的综艺节目，无论是选秀还是相亲，中方常常是以原创之名在山寨，没给国外交过版权费。“很多人觉得，正版一点用也没有。外国的火了也不一定适应于中国，而且中国已经有不少类似节目，都没有火。”陆伟说，引进《中国好声音》也是同样的情况，国内已有类似节目，但并不火。不过这次，已经没人质疑事儿不成了。
版权方提供了几百页的节目“宝典”，从情节设计、灯光、音乐、舞美到地点、流程，细细列出。还派出专人现场指导，参与节目各个环节。
拿着麦克风的Logo、字体，甚至黑白红3种颜色如何配比，全部有严格要求，得经过荷兰制作方的审核才能定下来。4位明星导师必须是歌手，不能是广泛意义上的音乐人。还不能是同一类型，必须有两个一线大牌，一个年轻人喜欢的歌手，一个选秀歌手。陆伟说：“我们以前曾经考虑找音乐制作人来担任导师，因为制作人参与电视节目相对较多，更有心得，相对有点保障，但版权方坚决拒绝。最后找到的这4位导师几乎从来不参加电视节目。”
有时候版权方也会因本土化而妥协。比如国外不少选秀歌手很快就能受圈内认可，出大量唱片作品，但中国选秀歌手很难有圈内高度认可的音乐作品，很难坐上导师位置。“我们就把选秀歌手导师的定位改了一下，比如他音乐制作的经历比较复杂，平民出身，一路打拼才到现在的位置，最后我们定了杨坤，他出道比较晚，也经历过很多波折。”
精心打扮的朴素
4名导师，每人将选出12名学员。这大概会剪成六七集。之后学员们两两分组，同唱一首歌，由导师从中选出他认为更好的……
被选中的48名学员将从两百多人里选出。不再是近年常见的海选模式，而是由近四十人的导演团队花3个多月从全国各地搜寻回来的。导演分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线上，去各个网络论坛、音乐发烧友聚集场所；线下，寻找电视圈音乐圈人士推荐，去各类音乐院校、酒吧、演出场所、社区街道文艺演出团甚至各大企业搜寻文艺演出特长员工。
“分3个导演组，每组9至10人。有的负责北京、上海、重庆，有的负责武汉、长沙、成都……下去找到人了，录一段音，拍一张照片。这照片先不给别人看，每天回报进度的时候只把音频传回上海。然后我们音乐总监、总导演和3名副导演坐在一起，把声音放出来听。大家的音乐审美情绪也不尽一致，自己选出自己认为的好声音，合计在一起。再汇总选出符合我们节目标准的好声音，或者极有特色的声音。选完后才要求导演们把照片传过来。”陆伟说：“我们会除掉一些特别特别怪异的打扮，因为在电视上播出，他可能会给人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然后我们会对照片和声音进行一些分类，长得好、唱得也好的，肯定是一类；长得一般、唱得非常好的，又是一类；还有唱法和长相打扮有很大区别，会让导师在按完键转过身非常吃惊的，又是一类。大概几类分完，通知选手到各个组来报到，然后上台准备录像。”
找齐了二百多人，才开始集中录制，每次3天，录制3次。
几乎每个学员都打扮朴素，甚至有人赤脚，一个月前在另一档选秀节目里打扮性感的徐海星，这次是可爱的阿拉蕾造型。观众有时惊叹，怎么不打扮一下就来参加节目了？其实这都是节目组的精心设计。
“所有学员出场都有专门的形象设计。每个组有不同的需求和想法，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在第一轮对学员的整体包装偏朴实。因为还有第二轮，如果一上来就华丽，以后的舞台形象很难有新的突破。但朴实的同时必须符合他唱的这首歌以及他在舞台上要展现的形象。比如徐海星，一个刚读完书的小女孩，他父亲是刘欢的忠实歌迷，她在台上就和导师有一种上一辈和下一辈对话的感觉，这种交流肯定不适合一个性感女郎。整体形象上应该符合‘我爸爸很喜欢听你的歌’，这才对得上。比如以后还有个老先生，七十多岁，上海老绅士，唱英文歌非常好。他的身份和导师间的社会关系就定了他出场形象该是什么样。”陆伟说。
有时候形象设计不走贴切而走反差路线，比如粗犷的男子唱温柔的情歌，不穿雅致些的衬衫小领结，就套件有个性图案的T恤。陆伟说：“所有的包装都是基于放大他身上已有的那部分天赋，有反差感的人就强化反差感，但我们不会硬制造反差感。” 容易录失败的“两分”故事
版权方定下选人的五分制规则：三分声音，两分故事。第一集节目播出后，选手的坎坷故事引发煽情质疑，这和《中国好声音》宣传的只认好声音、不认其他会不会有矛盾呢？
“不矛盾。那三分是在前，试音通过了，我们就已经决定要请他上节目了。在他们来之后，准备录像前，我们才会去跟他谈人生经历、音乐经历这样的故事。两分的故事不强求人人都有。”陆伟说。
每一名学员的声音都能录制成功，但录故事却容易失败。“我们不能告诉评委这个学员有什么故事，我们用海量录制的方式，希望像纪录片一样把这个故事真实自然地展现出来，这当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失败概率极高。经常录几个才能成功一个。”
徐海星上台前，导演例行给评委们递纸条，希望他们问问，“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一起来？”陆伟告诉记者：“这个问题比较自然。多问几个人也是为了自然。评委们问了三四个人，有点不耐烦了，觉得这没什么可问的。我们本来希望问这个问题的是刘欢，徐海星说父亲是刘欢忠实粉丝，刘欢正好可以回一句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来现场看。但那天刘欢没问，只说谢谢你爸爸。那时我们觉得完了，这个故事估计现场是播不出来了。但这时杨坤突然想起来问了，我们以为海星会讲爸爸前不久去世了，但她没说，只说我感觉我爸爸也来了。这话可以有多种解释，3位男性没听出来，就习惯性说哦。只有那英听出了问题，就追问什么叫好像，海星才把我们设想中她早就应该说出来的话说了。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我们确实需要她在舞台上讲出这个故事，但只能是自然地勾出来。我们希望呈现父女两代在音乐上的传承，不是想催泪，要不然可以讲大把父女间的感情故事。我们录失败的故事其实有很多，比如学员本身说到一半，突然另外一个导师插话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导师没问；比如有人看到4个导师脑子里就空白了。”
每集都像剪一个电视剧
每集《中国好声音》出场十人左右，好像是随机出来，其实都有内在规律。陆伟介绍：“它是有剪辑的剧本的，哪个人在这集，哪个人在前在后，每剪一集都像剪一个电视剧。每一集都有一个类似主题的东西，比如第一集讲亲情爱情故事，第二集呈现小人物的奋斗史，以后也会有非常欢乐的故事集。”
尽管每位导师到目前为止的学员数量是一样的，但在第一集里，那英显得非常热门，学员总比别人多。这也是节目组营造的效果，第二集里，好多人不选场坤，甚至观众还齐喊坤歌加油，其實杨坤并没有被几个人拒绝，他们被剪在一起，强化这个效果。杨坤总说今年要办32场演唱会，其实录了6天，他就说了五六次，但全部剪进一二集里，还有其他导师受不了的反应，就让人印象很深刻。
“这些都是通过合理剪辑营造出来的剧情效果。在老外的模式里面还有一种，通过前期非常绝望的铺垫，突出强化后面一个。就是前面一些唱得很一般，老师没兴趣，突然出来一个比他们明显要高一个层次的声音，这一下就会变得特别受关注。再比如有时刻意把一些非常有共同性的学员放在一起。或者前一个特别开朗，后一个特别羞涩。强烈对比感的故事会有视觉冲击力。其实录制时他们隔得很远。”
这些并不是那几百页“宝典”里详细讲述的内容。陆伟说：“这算是我们自己的摸索，每集由一个导演负责，我们把它称为导演作品，就是因为不同导演剪出来的节目气质和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近大火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強调对音乐本身的注重。但宣传总监陆伟会同时强调它的真人秀属性。
版权方提供了几百页节目“宝典”；选手看似朴素却是精心设计的造型；用拍纪录片的方式来录选手故事，哪怕有失败比率；每一集的出场人物顺序都有当作品一样创作的剧本……一档看似强调纯音乐路线的节目，其实在最细微处都有着为了节目更好看的职业化设计。闭上眼睛听歌，或者睁开眼睛看故事，都可以。
几百页节目“宝典”
陆续看过国外节目模式推介方带来的二三十档节目后，灿星传媒团队敲定了荷兰的《The Voice》，当时它和许多其他节目躺在同一张光盘里。
成功打造过《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等多档收视红星的灿星传媒想做新节目。“国外现在对中国的版权市场非常感兴趣。国外模式的推介方会定期带一些比较流行的节目模式来，每次五六个到十几个。然后电视台那边和我们负责对外合作的部门来接洽，组织所有的节目团队一块儿看。判断它在中国有没有生命力。”宣传总监陆伟说。
“这档节目有两点，我认为非常符合电视观众的收视形态，会有市场号召力。一个是4位明星评委的角色颠覆。最一线大牌的明星，在常人心目中非常遥远，只能通过演唱会或新闻发布会出现。在这个节目模式中，4位明星成了一个个小心寻找好学生的老师，互相要你争我夺掐起来，会讨好学生给许诺，很有亲和力，颠覆了明星身份，还原成会闹会笑的人，还会做平民化的表情。第二是它颠覆了学员的定位，普通节目里学员永远是一个被评判的角色，但在这里，如果有评委转身了，学员有了主动权，就转换成了选择者，从一个评判者一下子成为能够改变4位导师命运的人。”陆伟团队看中的是这种颠覆后的心理冲击感。
两年前，《中国达人秀》正式引进《英国达人》的版权时，不看好的人很多。之前中国火热的综艺节目，无论是选秀还是相亲，中方常常是以原创之名在山寨，没给国外交过版权费。“很多人觉得，正版一点用也没有。外国的火了也不一定适应于中国，而且中国已经有不少类似节目，都没有火。”陆伟说，引进《中国好声音》也是同样的情况，国内已有类似节目，但并不火。不过这次，已经没人质疑事儿不成了。
版权方提供了几百页的节目“宝典”，从情节设计、灯光、音乐、舞美到地点、流程，细细列出。还派出专人现场指导，参与节目各个环节。
拿着麦克风的Logo、字体，甚至黑白红3种颜色如何配比，全部有严格要求，得经过荷兰制作方的审核才能定下来。4位明星导师必须是歌手，不能是广泛意义上的音乐人。还不能是同一类型，必须有两个一线大牌，一个年轻人喜欢的歌手，一个选秀歌手。陆伟说：“我们以前曾经考虑找音乐制作人来担任导师，因为制作人参与电视节目相对较多，更有心得，相对有点保障，但版权方坚决拒绝。最后找到的这4位导师几乎从来不参加电视节目。”
有时候版权方也会因本土化而妥协。比如国外不少选秀歌手很快就能受圈内认可，出大量唱片作品，但中国选秀歌手很难有圈内高度认可的音乐作品，很难坐上导师位置。“我们就把选秀歌手导师的定位改了一下，比如他音乐制作的经历比较复杂，平民出身，一路打拼才到现在的位置，最后我们定了杨坤，他出道比较晚，也经历过很多波折。”
精心打扮的朴素
4名导师，每人将选出12名学员。这大概会剪成六七集。之后学员们两两分组，同唱一首歌，由导师从中选出他认为更好的……
被选中的48名学员将从两百多人里选出。不再是近年常见的海选模式，而是由近四十人的导演团队花3个多月从全国各地搜寻回来的。导演分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线上，去各个网络论坛、音乐发烧友聚集场所；线下，寻找电视圈音乐圈人士推荐，去各类音乐院校、酒吧、演出场所、社区街道文艺演出团甚至各大企业搜寻文艺演出特长员工。
“分3个导演组，每组9至10人。有的负责北京、上海、重庆，有的负责武汉、长沙、成都……下去找到人了，录一段音，拍一张照片。这照片先不给别人看，每天回报进度的时候只把音频传回上海。然后我们音乐总监、总导演和3名副导演坐在一起，把声音放出来听。大家的音乐审美情绪也不尽一致，自己选出自己认为的好声音，合计在一起。再汇总选出符合我们节目标准的好声音，或者极有特色的声音。选完后才要求导演们把照片传过来。”陆伟说：“我们会除掉一些特别特别怪异的打扮，因为在电视上播出，他可能会给人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然后我们会对照片和声音进行一些分类，长得好、唱得也好的，肯定是一类；长得一般、唱得非常好的，又是一类；还有唱法和长相打扮有很大区别，会让导师在按完键转过身非常吃惊的，又是一类。大概几类分完，通知选手到各个组来报到，然后上台准备录像。”
找齐了二百多人，才开始集中录制，每次3天，录制3次。
几乎每个学员都打扮朴素，甚至有人赤脚，一个月前在另一档选秀节目里打扮性感的徐海星，这次是可爱的阿拉蕾造型。观众有时惊叹，怎么不打扮一下就来参加节目了？其实这都是节目组的精心设计。
“所有学员出场都有专门的形象设计。每个组有不同的需求和想法，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在第一轮对学员的整体包装偏朴实。因为还有第二轮，如果一上来就华丽，以后的舞台形象很难有新的突破。但朴实的同时必须符合他唱的这首歌以及他在舞台上要展现的形象。比如徐海星，一个刚读完书的小女孩，他父亲是刘欢的忠实歌迷，她在台上就和导师有一种上一辈和下一辈对话的感觉，这种交流肯定不适合一个性感女郎。整体形象上应该符合‘我爸爸很喜欢听你的歌’，这才对得上。比如以后还有个老先生，七十多岁，上海老绅士，唱英文歌非常好。他的身份和导师间的社会关系就定了他出场形象该是什么样。”陆伟说。
有时候形象设计不走贴切而走反差路线，比如粗犷的男子唱温柔的情歌，不穿雅致些的衬衫小领结，就套件有个性图案的T恤。陆伟说：“所有的包装都是基于放大他身上已有的那部分天赋，有反差感的人就强化反差感，但我们不会硬制造反差感。” 容易录失败的“两分”故事
版权方定下选人的五分制规则：三分声音，两分故事。第一集节目播出后，选手的坎坷故事引发煽情质疑，这和《中国好声音》宣传的只认好声音、不认其他会不会有矛盾呢？
“不矛盾。那三分是在前，试音通过了，我们就已经决定要请他上节目了。在他们来之后，准备录像前，我们才会去跟他谈人生经历、音乐经历这样的故事。两分的故事不强求人人都有。”陆伟说。
每一名学员的声音都能录制成功，但录故事却容易失败。“我们不能告诉评委这个学员有什么故事，我们用海量录制的方式，希望像纪录片一样把这个故事真实自然地展现出来，这当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失败概率极高。经常录几个才能成功一个。”
徐海星上台前，导演例行给评委们递纸条，希望他们问问，“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一起来？”陆伟告诉记者：“这个问题比较自然。多问几个人也是为了自然。评委们问了三四个人，有点不耐烦了，觉得这没什么可问的。我们本来希望问这个问题的是刘欢，徐海星说父亲是刘欢忠实粉丝，刘欢正好可以回一句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来现场看。但那天刘欢没问，只说谢谢你爸爸。那时我们觉得完了，这个故事估计现场是播不出来了。但这时杨坤突然想起来问了，我们以为海星会讲爸爸前不久去世了，但她没说，只说我感觉我爸爸也来了。这话可以有多种解释，3位男性没听出来，就习惯性说哦。只有那英听出了问题，就追问什么叫好像，海星才把我们设想中她早就应该说出来的话说了。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我们确实需要她在舞台上讲出这个故事，但只能是自然地勾出来。我们希望呈现父女两代在音乐上的传承，不是想催泪，要不然可以讲大把父女间的感情故事。我们录失败的故事其实有很多，比如学员本身说到一半，突然另外一个导师插话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比如导师没问；比如有人看到4个导师脑子里就空白了。”
每集都像剪一个电视剧
每集《中国好声音》出场十人左右，好像是随机出来，其实都有内在规律。陆伟介绍：“它是有剪辑的剧本的，哪个人在这集，哪个人在前在后，每剪一集都像剪一个电视剧。每一集都有一个类似主题的东西，比如第一集讲亲情爱情故事，第二集呈现小人物的奋斗史，以后也会有非常欢乐的故事集。”
尽管每位导师到目前为止的学员数量是一样的，但在第一集里，那英显得非常热门，学员总比别人多。这也是节目组营造的效果，第二集里，好多人不选场坤，甚至观众还齐喊坤歌加油，其實杨坤并没有被几个人拒绝，他们被剪在一起，强化这个效果。杨坤总说今年要办32场演唱会，其实录了6天，他就说了五六次，但全部剪进一二集里，还有其他导师受不了的反应，就让人印象很深刻。
“这些都是通过合理剪辑营造出来的剧情效果。在老外的模式里面还有一种，通过前期非常绝望的铺垫，突出强化后面一个。就是前面一些唱得很一般，老师没兴趣，突然出来一个比他们明显要高一个层次的声音，这一下就会变得特别受关注。再比如有时刻意把一些非常有共同性的学员放在一起。或者前一个特别开朗，后一个特别羞涩。强烈对比感的故事会有视觉冲击力。其实录制时他们隔得很远。”
这些并不是那几百页“宝典”里详细讲述的内容。陆伟说：“这算是我们自己的摸索，每集由一个导演负责，我们把它称为导演作品，就是因为不同导演剪出来的节目气质和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