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社会，也就有了政治欺骗，但对于政治欺骗的合理性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普遍不受选民待见。三场辩论，无论是形象、临场表现、政策内涵、对政务和国际关系的熟悉程度，希拉里都占了上风。反观特朗普，他虽然咄咄逼人，但政见缺少建设性内容、言论毛躁粗俗、缺乏自控，还有侮辱和蔑视妇女的前科。按理说，希拉里在民意上应该占压倒性优势，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主要是因为希拉里有说谎和不诚实的坏名声——从电子邮件丑闻，克林顿基金会的运作，到维基解密所披露的她助手的邮件，显示希拉里在付钱给她演讲的华尔街大佬面前（或她需要的竞选捐款人面前）所说的话与对选民所说的话有明显的矛盾。在许多美国选民看来，公共人物的说谎是一种政治欺骗，也是公共人物的严重失德。
　　自从人类有了政治社会，也就有了政治欺骗，但对于政治欺骗的合理性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传统政治哲学认为，某些出于公共考量的谎言是合理的。例如，柏拉图认为，对人民讲一些不实的故事，有助于他们接受社会等级，安分守己，因此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希腊语里，柏拉图用来描述这种谎言的词是gennaion，是“高尚”的意思，也指“品格崇高”和“良好教养”。19世纪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绅士”（上流人士）知道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间不说真话。那些了解高尚目的的人，为高尚目的说谎，是可以原谅的。在第二次辩论中，希拉里用林肯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暗示只要是对国家有益，就可以对不同的观众发表内容矛盾的讲话，结果受到了批评者的嘲笑。
　　美国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在《谎言：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一书里把一切政治谎言视为民主社会的公害，可以说是对“高尚谎言”的直接驳斥。她指出，政客或政府欺骗民众主要用三种理由：睿智高明、出于无奈、政治常态。
　　第一种理由是，领导者比民众更了解什么是对国家有价值的目标，更清楚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欺骗民众是为爱护民众和为民众服务。
　　第二种理由是，领导者隐瞒真相，施以骗术，实为不得已之举。民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能理解领导的长期规划。
　　第三种理由是，欺骗是政治现实，是政府运作的基本手段，“国家利益的重大目标需要某种程度的欺骗才能克服强大的阻力。谈判必须避开公众的耳目，无政治经验的民众根本无法理解讨价还价有多么艰辛”。“政府要领导人民，就必须行使某种欺骗”。
　　博克认为，这三个理由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如果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理由都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们从以前的经验中学会了怀疑，不相信政客或政府的美好说辞。
　　首先，政治经验告诉人们，“许多谋取私利的欺骗都是用公共利益在掩护伪装的”。其次，政府确实会因为不得已，而需要策略性地保守某些秘密（或者说某些谎言），但是，事过之后，就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但经常是，暂时保守的秘密变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再也无法追究或检验那些暂时的谎言究竟是不是必要的谎言。再者，政府说谎虽然难以完全避免， 但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去提高诚实的标准”。
　　这次大选期中，希拉里一直没能摆脱欺骗和不诚实恶名的困扰。民众和媒体对此揪住不放、穷追猛打。这并非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说谎者，而是因为普通美国人似乎为政治人物设置了比许多其他国家更高的诚实标准。许多选民认为希拉里没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管美国多么需要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都仍无法将她认同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