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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一家族的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医疗路
时间交汇在1996、1997年左右，一个家族的两个家庭从此分别进入了漫长的与疾病斗争的日子。
在一张泛黄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显示出这个贫穷家族人丁的兴旺。1984年，这个家族的长者90大寿，直系旁系亲属从各方远道而来，拍下了这张照片，总共有四五十人。
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住院一个礼拜后，实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得不抬回家。父母开始四处为她寻找民间偏方。当时，茅垅村的老村医改行不做了，一个在外地做学徒3年的新村医开始接手，他将私藏的民间秘方交给了陈钢，5角钱一粒，结果治好了陈春手上一直消不掉的肿。
这个家，也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女儿见人就破口大骂，根本没有人进她家门。有一次，女儿将一瓶除草剂倒入菜中，亲戚吃了全都肚子痛，幸无生命危险。还有不知多少次，陈春半夜突然拿起锄头砸父母住的房门。也不知多少次，陈春突然拿个木棍朝父母迎头劈来，还有时是一碗开水，或是别的。父母的痛无处诉说。
家人及亲戚对陈春的态度也有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怕恶，打几次就不会乱来，她父母始终下不了手，即使自己被女儿打得流血。也有人建议，应当关起来，父母也关过陈春一段时间，可房间大便小便不分，最终还是放出来。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钢一家一贫如洗，还经常借债，遭人白眼。在收到那个电报的一个礼拜后，家人决定把她送到九江市精神病医院，每天的费用高达70多元，一个月两千多元。陈春她爸说，“那里的医生，问了几句情况怎么样，就叫心理咨询费，一分钟不到，账单上就二十多块。” 这些都是自费支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进进出出几回，九江的亲戚也有些厌烦，打电话给陈春她爸：“还不接回去，你有多少钱这样耗得起？”
那些年，农村的精神病患者逐渐多起来，村里就有七八个。据都昌县卫生局统计，全县80万人口，精神病患者有3万人，重症患者有4000余人。后来，都昌县有了精神病医院，是属于“招商引资”的项目，那个老板靠在各地开精神病院赚钱。即使如此，这家医院的收费比九江公立的精神病医院还是要便宜很多。陈春还被送到过这个医院，有一次连续治疗了一年，6000元。
后来，都昌县卫生局吊销了这家精神病院的经营执照，原因是执业医师人数不足，硬件不达标。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这家医院像打游击一样在县城不同的角落搬迁，有时是旧民房，有时是旧粮库。至记者今年采访时，这家医院又刚刚不知去向。
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在茅垅村推行，农民看大病也可以报销。可是，这与陈春又没有缘分，精神病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之列。2008年，江西省残联启动了一项民心工程，精神病患者免费一年吃药，陈钢也为女儿领到了吃药经费，一天一元钱，一年政府补贴365元，杯水车薪。
陈春她爸想不通：为什么合作医疗要抛弃精神病？为什么医院总有那么多的达标标准？为什么公立医院比私立的还贵？为什么一个小村都有七八名精神病患者而一个县却没有精神病院？
命
在农村，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结婚生子后会自动康复，这也成了陈春爸妈最后的希望。陈春在发病的间歇期，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将她拖向人生的深渊。
2004年，陈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方打工回来的阿亮。阿亮勤恳、诚实，个子与陈春一般高，父母做县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陈春答应了这门婚事，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见面一个礼拜后，双方家庭为他们举办了婚礼。那天，敲锣打鼓，陈春穿着漂亮的衣服，握着一束鲜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轿车进了阿亮家。陈春爸妈发自内心地为女儿高兴，希望从此女儿的命运有所改变。
可婚后第三天，亲家那边传来消息，陈春又发病了，摔东西，大喊大叫。她的丈夫胆小，不知如何是好，几天以后，就南下打工，他本答应过段时间接陈春去南方，但陈春又被送进医院，反复进出，仍由娘家照看。从此双方日渐疏远，终至杳无音信。
婚姻失败后，她又自杀过一次，偷偷在村里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几元钱的农药，幸好是除草剂……
二奶奶刘菊是两年后来到武汉的，她一共生了11个小孩，解放前生了5个，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解放后生了6个，活下来5个。他们在武汉过着贫民生活，靠帮人家洗衣服、带小孩度日，还要供养农村的年迈的父母。不过，当时房子国家分配，连热水瓶、脸盆也由国家发放，子女读书有国家补助，丈夫有公费医疗。他们熬过了几十年苦日子，1978年恢复高考，二儿子继续他们的奋斗之路，不仅考上大学，还考到国外留学，成为留洋博士。留洋博士学成归国，参加工作，家庭开始变得富有起来。
市场体制一旦运转，社会的活力便爆发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也加速起来。同样通过奋斗改变人生命运的是汪墩乡的一位乡村医生刘军，后来他和陈春的二爷成了忘年之交。刘军在1981九江医专毕业后成了汪墩乡卫生院一名普通的医生，当时他是属于为数极少的大学生分配下基层的医生，那时全国都缺医少药，汪墩乡卫生院连青霉素、链霉素等普通消炎药都很少。
这样的乡村卫生院显然不能栓住这位年轻医生的心。1985年，刘军考上同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归国后成为名医。
他在武汉一家大医院工作，每周都要接待数批老家去看病的人，有的人还需要他帮忙找旅馆、带去挂号。只要他回乡有人知道，他就别想休息，家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他看病。除夕夜也不例外，年夜饭吃完，大门一开，队伍已经排得老长。
武汉市拥有华中地区最强的医疗力量，同济、协和等医院首屈一指。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同济、协和都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但即使如此仍然人满为患，江西北部的许多农民遇到大病也常到武汉求医。
陈春的二爷也是个热心人，只要老乡去看病，他都接待他们，有时还给他们一百、两百块钱。因此，他回家办八十大寿，许多得到他帮助的人都买了长长的鞭炮来庆贺。
1996年，陈春的二奶奶刘菊突发脑溢血，儿子不在身边，二爷爷先打了刘军的电话，刘军二话不说，马上赶过来抢救，并将她背下楼。那时，职工医保体系尚未建立，刘菊只在一家塑料厂工作过10年，退休后医疗也仍由该厂负担。那时，厂子效益较好，二爷去厂里领了5千元，看病花了3千多元，他又退回1300元，他的儿女们说他傻，领回来的钱竟然退回去。
刘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能打麻将，也能缓慢地上下楼梯。他的儿子为她从外国买了昂贵的药物。过了几年，她一次走路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再也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儿子为她请了保姆，每天给他们煮饭，擦洗身子。
虽然后来刘菊退休前的单位也帮她转入医疗保险系统，每月都可报销一定的医药费，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小额的医药费。她一个侄孙在武汉某私立骨科医院，她马上转到该医院治疗，由她的二儿子支付医药费。
后来的五六年时间里，她都由人照看，躺在床上度过。前年夏天，她过世了。骨灰于去年清明运回了老家，举办了安葬仪式。村里人说，她一生过得清贫，晚年依靠二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刘菊走完了87岁的人生旅程，而29岁的陈春却仍然蹲坐在街角独自吟唱，疾病带来的都是痛苦，但在村里人眼中，城里人刘菊和乡下人陈春的患病经历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时间交汇在1996、1997年左右，一个家族的两个家庭从此分别进入了漫长的与疾病斗争的日子。
在一张泛黄的家族全家福照片上，仍可以显示出这个贫穷家族人丁的兴旺。1984年，这个家族的长者90大寿，直系旁系亲属从各方远道而来，拍下了这张照片，总共有四五十人。
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住院一个礼拜后，实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不得不抬回家。父母开始四处为她寻找民间偏方。当时，茅垅村的老村医改行不做了，一个在外地做学徒3年的新村医开始接手，他将私藏的民间秘方交给了陈钢，5角钱一粒，结果治好了陈春手上一直消不掉的肿。
这个家，也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有一段时间，女儿见人就破口大骂，根本没有人进她家门。有一次，女儿将一瓶除草剂倒入菜中，亲戚吃了全都肚子痛，幸无生命危险。还有不知多少次，陈春半夜突然拿起锄头砸父母住的房门。也不知多少次，陈春突然拿个木棍朝父母迎头劈来，还有时是一碗开水，或是别的。父母的痛无处诉说。
家人及亲戚对陈春的态度也有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怕恶，打几次就不会乱来，她父母始终下不了手，即使自己被女儿打得流血。也有人建议，应当关起来，父母也关过陈春一段时间，可房间大便小便不分，最终还是放出来。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钢一家一贫如洗，还经常借债，遭人白眼。在收到那个电报的一个礼拜后，家人决定把她送到九江市精神病医院，每天的费用高达70多元，一个月两千多元。陈春她爸说，“那里的医生，问了几句情况怎么样，就叫心理咨询费，一分钟不到，账单上就二十多块。” 这些都是自费支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进进出出几回，九江的亲戚也有些厌烦，打电话给陈春她爸：“还不接回去，你有多少钱这样耗得起？”
那些年，农村的精神病患者逐渐多起来，村里就有七八个。据都昌县卫生局统计，全县80万人口，精神病患者有3万人，重症患者有4000余人。后来，都昌县有了精神病医院，是属于“招商引资”的项目，那个老板靠在各地开精神病院赚钱。即使如此，这家医院的收费比九江公立的精神病医院还是要便宜很多。陈春还被送到过这个医院，有一次连续治疗了一年，6000元。
后来，都昌县卫生局吊销了这家精神病院的经营执照，原因是执业医师人数不足，硬件不达标。然而，庞大的市场需求仍然存在，这家医院像打游击一样在县城不同的角落搬迁，有时是旧民房，有时是旧粮库。至记者今年采访时，这家医院又刚刚不知去向。
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在茅垅村推行，农民看大病也可以报销。可是，这与陈春又没有缘分，精神病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之列。2008年，江西省残联启动了一项民心工程，精神病患者免费一年吃药，陈钢也为女儿领到了吃药经费，一天一元钱，一年政府补贴365元，杯水车薪。
陈春她爸想不通：为什么合作医疗要抛弃精神病？为什么医院总有那么多的达标标准？为什么公立医院比私立的还贵？为什么一个小村都有七八名精神病患者而一个县却没有精神病院？
命
在农村，许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结婚生子后会自动康复，这也成了陈春爸妈最后的希望。陈春在发病的间歇期，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一次比一次更严重地将她拖向人生的深渊。
2004年，陈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方打工回来的阿亮。阿亮勤恳、诚实，个子与陈春一般高，父母做县城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不愁吃穿。陈春答应了这门婚事，双方父母也同意了。
在二人初次见面一个礼拜后，双方家庭为他们举办了婚礼。那天，敲锣打鼓，陈春穿着漂亮的衣服，握着一束鲜花，和新郎一起拜完祖先，就坐上接新娘的轿车进了阿亮家。陈春爸妈发自内心地为女儿高兴，希望从此女儿的命运有所改变。
可婚后第三天，亲家那边传来消息，陈春又发病了，摔东西，大喊大叫。她的丈夫胆小，不知如何是好，几天以后，就南下打工，他本答应过段时间接陈春去南方，但陈春又被送进医院，反复进出，仍由娘家照看。从此双方日渐疏远，终至杳无音信。
婚姻失败后，她又自杀过一次，偷偷在村里的杂货店买了一瓶几元钱的农药，幸好是除草剂……
二奶奶刘菊是两年后来到武汉的，她一共生了11个小孩，解放前生了5个，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解放后生了6个，活下来5个。他们在武汉过着贫民生活，靠帮人家洗衣服、带小孩度日，还要供养农村的年迈的父母。不过，当时房子国家分配，连热水瓶、脸盆也由国家发放，子女读书有国家补助，丈夫有公费医疗。他们熬过了几十年苦日子，1978年恢复高考，二儿子继续他们的奋斗之路，不仅考上大学，还考到国外留学，成为留洋博士。留洋博士学成归国，参加工作，家庭开始变得富有起来。
市场体制一旦运转，社会的活力便爆发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也加速起来。同样通过奋斗改变人生命运的是汪墩乡的一位乡村医生刘军，后来他和陈春的二爷成了忘年之交。刘军在1981九江医专毕业后成了汪墩乡卫生院一名普通的医生，当时他是属于为数极少的大学生分配下基层的医生，那时全国都缺医少药，汪墩乡卫生院连青霉素、链霉素等普通消炎药都很少。
这样的乡村卫生院显然不能栓住这位年轻医生的心。1985年，刘军考上同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后来他又去德国留学，归国后成为名医。
他在武汉一家大医院工作，每周都要接待数批老家去看病的人，有的人还需要他帮忙找旅馆、带去挂号。只要他回乡有人知道，他就别想休息，家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他看病。除夕夜也不例外，年夜饭吃完，大门一开，队伍已经排得老长。
武汉市拥有华中地区最强的医疗力量，同济、协和等医院首屈一指。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同济、协和都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但即使如此仍然人满为患，江西北部的许多农民遇到大病也常到武汉求医。
陈春的二爷也是个热心人，只要老乡去看病，他都接待他们，有时还给他们一百、两百块钱。因此，他回家办八十大寿，许多得到他帮助的人都买了长长的鞭炮来庆贺。
1996年，陈春的二奶奶刘菊突发脑溢血，儿子不在身边，二爷爷先打了刘军的电话，刘军二话不说，马上赶过来抢救，并将她背下楼。那时，职工医保体系尚未建立，刘菊只在一家塑料厂工作过10年，退休后医疗也仍由该厂负担。那时，厂子效益较好，二爷去厂里领了5千元，看病花了3千多元，他又退回1300元，他的儿女们说他傻，领回来的钱竟然退回去。
刘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能打麻将，也能缓慢地上下楼梯。他的儿子为她从外国买了昂贵的药物。过了几年，她一次走路不小心，摔断了腿，从此再也不能站立，生活不能自理。儿子为她请了保姆，每天给他们煮饭，擦洗身子。
虽然后来刘菊退休前的单位也帮她转入医疗保险系统，每月都可报销一定的医药费，但是她已经不在乎这些小额的医药费。她一个侄孙在武汉某私立骨科医院，她马上转到该医院治疗，由她的二儿子支付医药费。
后来的五六年时间里，她都由人照看，躺在床上度过。前年夏天，她过世了。骨灰于去年清明运回了老家，举办了安葬仪式。村里人说，她一生过得清贫，晚年依靠二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刘菊走完了87岁的人生旅程，而29岁的陈春却仍然蹲坐在街角独自吟唱，疾病带来的都是痛苦，但在村里人眼中，城里人刘菊和乡下人陈春的患病经历却有着不同的意味。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