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

　　扩音器也给跳广场舞的团队带来过麻烦。
　　日落公园受纽约城市公园系统管理，管理条例贴在公园44街入口，第五条就是“禁止扩音器播放音乐，除非获得许可”。从波多黎各移民美国的公园管理者乔治已经在日落公园工作了5年，他告诉我们：“5年来都有中国人在这里跳舞，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跳舞和锻炼身体当然是好事，但是公园规定不能使用扩音设备——人声是可以的，唱歌再大声都没问题。”我们问及公园是否会干涉跳舞，乔治说：“公园管理部门会在纽约市五区轮流巡视，如果发现他们确实会干涉，但我只负责监督清洁和安全管理。当他们声音太大时，我们确实需要提出警告让他们停止噪音。不过一般不是我们出面干涉，而是警察——之前附近常有居民致电警局，举报早上有嘈杂的音乐从公园里传出，让人无法休息。”
　　江女士告诉我们，抱怨应该主要来自北边的居民楼。六大道将44街一分为二，六、七大道之间是平地，皆为二三层的自建民宅；六大道路口有3座公寓，而五、六大道之间是一个较平缓的坡。这里和布鲁克林的其他地方一样，房屋多不带车库，是典型的二战前风格，而私家车大都免费泊在街边。
　　“你是说公园里那些中国人？我能听见。”当我们沿44街挨家挨户敲门问询时，一位头发全白的白人妇女这样回答。她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和帮她修理窗帘杆的年轻工人一起站在窗边。我们在楼下门口问她的感受，她皱着眉头大声回答：“根本没法睡觉，太吵了。我不知道在放什么音乐，我不在乎这到底是音乐还是什么别的，它们只是噪音。那些难听的声音从早到晚都在放，真的很令人讨厌。”
　　但是除她以外，44街的其他住户对日落公园的跳舞和音乐并无更多负面反馈。一位坐在门口看书的中年白人露齿一笑，说：“声音没问题，我希望知道歌曲在唱什么，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也有英文说得一般的黑人妇女在院子里回应说：“没关系，他们的声音并没吵到我。”一位来自上海的独居老先生说：“我平时都把窗子关严，听不见公园里的动静，但外国人应该会觉得奇怪，不喜欢他们吧。”
　　对于噪音的抱怨确实常年存在，主要问题不在晚上——跟在中国发生的许多噪音抗议不同——而是早上。公园和警方接到的噪音申诉多是抱怨“早上公园里传来讨厌和令人不快的噪音，让人无法休息”。

冲突

　　公园里跳舞的人也觉得委屈。来自福州的江女士穿着黑色厚底罗马鞋，十指染着亮亮的红指甲油，是腰鼓队的成员。她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很注意了，声音从来不开大，一看见有警车或者公园巡查车就关掉音乐。而且我们吵吗？美国人他们开Party不吵吗？他们看电视不吵吗？我们锻炼身体、跳舞，根本就没做错什么嘛！”
　　腰鼓队的刘安娜（Anna Liu）女士很注重打扮，搽了银色眼影，把黑色头发扎一个马尾，穿着民族风的长裙。“我们对舞步都很熟了，不用带鼓和鼓槌来训练，所以也没什么声音。”刘安娜可以进行英语沟通，“我们也想过申请一个在公园里用扩音器播放音乐的许可，还去警察局问过——要40美金！而且不能超过25人，每天都要申请，这怎么受得了！我们又不是专业团体，舞队只是大家聚起来想锻炼身体，没人来做这些事，所以也就不管了。” 　　“我们没有‘负责人’，没有‘队长’，只推举了一位领队，因为总有演出需要和外界联络。”刘安娜说，“一切行为都是自发的，练舞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都来出主意。”
　　让日落公园的“中国大妈”名声在外的，是2013年6月底的一次抓捕事件。因为附近居民报警，警察带走了腰鼓队领队王文美，令其协助调查，并让她在8月底出庭陈述。
　　腰鼓队的江女士回忆：“那天早上，我们还是（和平常）一样在这里跳舞，警察就开车过来了。王文美就走到前面去把扩音器关上，警察对她喊话，她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说，就一直‘No No No’地想要走，然后警察就把她推倒在地上铐走了。”
　　刘安娜补充说：“那天我不在，不然我可以跟警察说呀。当时大家都吓懵了，没人会英语，眼睁睁看着王文美被带走。大概警察以为她要袭警？福州人确实说话声音大，又喜欢比划，所以警察误会了。”
　　30岁的吴吉娜（Kina Wu）也是腰鼓队成员，她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参加活动。因为她英语好，腰鼓队赶紧打电话请求她帮忙救人。吴吉娜和王的家人赶到警局时，看到她已经吓懵了，也不怎么说话。“我们很快就把她带出来，还吃了一张罚单——确实没犯什么事情，跟警察解释说是语言不通，不知道公园有噪音规定，也绝非故意制造噪音。”
　　吴吉娜还通过朋友赵靖桉（Kenneth Chiu）向布鲁克林州众议员奥迪兹（Ortiz）求助，赵靖桉当时是这位议员的助理。
　　“Kenneth向我说明情况后，我马上跟警察局取得联系。我去过中国，了解广场舞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身体锻炼，我向警察说明，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在位于布鲁克林四大道55街街口的办公室里，奥迪兹议员和我们聊起当时的情况，“大批广东人、福建人是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他们喜欢住在八大道附近。我是波多黎各人，也是移民，日落公园附近住着各种各样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文化的碰撞难免发生，这时需要耐心和理解。这里是纽约，小的摩擦很容易被放大成文化冲突。王文美的事情就很典型，他们或许在声音分贝上有过失，但警察显然不能这样粗暴对待老人。我们为王文美找到了一位律师，Kenneth在庭上为她翻译。王文美取得了法官谅解，删除所有记录，没有承担法律后果。”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日落公园舞照跳，但对于60岁左右的王文美似乎有较大影响，现在她很少出现在舞蹈队里。吴吉娜觉得，此事对大家是一个警告，之前确实没太去想周围居民的感受。
　　根据警方的建议，腰鼓队和其他两支广场舞团队在那件事后确实换了地方，从靠近七大道的路边转移到靠近四大道附近的高地，也就是现在练舞的地方。旁边有儿童游乐设施、球场、厕所和大量植物，是隔绝噪音影响的好屏障。奥迪兹议员说：“我也住在日落公园附近，虽然没有受到公园里音乐的影响，但是我想，既然有人抱怨，那确实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尊重不同居民的不同生活习惯，尽量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但也希望他们能通过更好的沟通避免这样的麻烦。”
　　“看当时的各种报道我们真是伤心。谁是大妈？谁没文化？我们虽然不专业，但也经常有各种场合请我们去演出。就在王文美被抓之后，很快我们又在8月初‘全国打击犯罪夜’（National Night Out）活动，为在场的警员与市民进行了腰鼓表演。”刘安娜说，“我们的衣服自己买，10块20块一件从国内寄过来，有时候车费也要自己出。但我们就是喜欢跳舞，想锻炼身体，不想老死走不动躺在病床上。”
　　刘大爷说：“我们也不想每次警车一来就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把声音关掉，队伍解散。但是要跳舞，没办法嘛。我们已经开小小声了，不懂为什么还有人不满意，老外就是不会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吧。”刘大爷看起来非常壮实，在中餐馆工作的儿子媳妇把他和老伴从福州老家接来纽约一起生活。刘大爷说：“我是不喜欢美国的，又不会讲英语。曼哈顿？我很少去，又没有事情做，为什么要去那么远？我就是在这里，每天走十几条街来跳跳舞就满足啦。本来也就是为了照顾小孩，你看孙女才两岁。中国人讲孝道，讲一家人要团团圆圆，我们就是为了孩子来这边的，其他都不参与。”
　　江女士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一开始是老伴偷渡来美国打工赚钱，然后他回福州，儿子又出来。儿子搞到身份以后，又把我们俩都接出来。我觉得美国没什么好，跳舞还是国内热闹。我还有个小儿子在福建，我刚到美国他就走丢了——他当时23岁，有点痴呆。我回去两次找啊找都找不到。我回来以后就搞迷信，他们都告诉我他还活着，他会来美国找我。都10年11年……”江女士垂泪，拉着我们，“你是记者，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儿子？”

平静

　　事件过后，日落公园的3支广场舞队伍的排练并没有受到更多影响。周六傍晚是广场舞最活跃的时候，腰鼓队尤其热闹，扩音器放着陈红的《喜乐年华》等曲目，近三十人列为4队，跟着第一排的领舞，大幅度地摆动肢体。最后一排还站了一对漂亮的、身上涂了彩绘的拉丁裔小姑娘，她们跟着扭动肢体，脚踏车倒放在旁边的草坪上。
　　“为什么你们也要一起跳舞呀？”
　　“因为跳舞好看，音乐好听！”姐姐回答。
　　不久，刘安娜带了腰鼓队中的7人出列，又到另一片小空地上跳竹板舞。她们拿了小扩音器，放了一首没有词的快歌，迈步、挥手，两次变换队形。动作不算整齐，但她们跳得很卖力，吸引了不少眼球，围观者聚集过来，或抱着孩子坐在长椅上，或站着鼓掌。她们习惯了四周的注目礼，跳舞时脸上挂着笑，目光并不抛向观众，只是看着自己举高的手，或张开的裙摆。
　　亮晶晶的汗珠，嘹亮的中文歌，这场景和中国国内的广场舞都没有区别。她们舞在布鲁克林，舞在纽约，树影暗下去，但对岸的曼哈顿亮起来，远远可以看见自由女神像立在海面上。
　　这儿不是保罗·奥斯特笔下的《日落公园》，不属于失意的纽约青年。而是属于一群中国移民，公园里的音乐响着，舞跳着，一直到22点公园关闭，夜的平静才在日落很久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