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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17日，是南开学校43周年校庆日，也是校长张伯苓从教49年的纪念日。天津新星报社出版的《中国内幕》的记者海天采访了张伯苓，他在慨叹张伯苓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景仰张伯苓先生倡导的南开精神的同时，却又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了三个“问题”，进而指出教育家张伯苓一生中曾有三次“失策”。
弃武从教
张伯苓回忆起当年在威海卫“同济”号军舰上见到的最痛心的一幕：“我正在那里，并且威海卫的旗子两天内换了三次。我看见龙旗替下来太阳旗，第二天我又看见龙旗被英国旗代替了。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惟有赖一种能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张伯苓从十三岁考入北洋水师学堂，艰苦从军八年，放弃海军生涯时正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海军军官。记者海天认为，假使以张伯苓献身教育事业的毅力和精神，让他继续训练中国海军，说不定中国早就有一支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海军了！小日本面对我们强大的海军，就不敢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更不会发生后来的“七七事变”了。那么，南开大学何致被日军炸毁，中国何致沦陷八年？当听到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张伯苓笑着否认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他说：“办海军，政府需要拿出大批的钱，自然和办一个社会事业不同了。”
今天看来，海天的这一想法不免偏颇和天真，甚至有些调侃的味道。正如张伯苓所讲，这两件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有了严修的鼎力支持，张伯苓的执著追求就能实现，但统领中国海军仅仅依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同僚的配合、将士们的浴血奋战。试想，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哪里有这样的政治气候呢？
参与政治
张伯苓曾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主席团主席，并且为国事多方奔走。但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做官想法。东北易帜后，1930年张学良首次进关时，世间曾有一度传说张伯苓将出任天津市长，但张伯苓却对友人说：“我要做官早就做了，何待今日？”其友人说，民国初年，大总统黎元洪是张伯苓的同班同学，如今很多部长、省主席、市长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就有人说，之前是天津的南开，今天是南开的天津，他如果想做官便是轻而易举之事。倘若做官是为国家服务，张伯苓宁愿多造就一些服务国家的人才。抗战初期，翁文灏以地质学家而入阁经济部长，同时加入国民党。当时，陈布雷、张群等都曾劝说张伯苓也加入国民党，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此后，张伯苓潜心研究三民主义，景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誓以终身为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941年，孔祥熙转托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多次游说他加入国民党，张伯苓终于答应了，时年六十五岁。事后，蒋介石听说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大成功！但海天认为，张伯苓参与政治是国民党的巨大成功，却是他本人的一大败笔。站在中国文化教育的立场而言，张伯苓的这一举动更是一个巨大损失。倘若张伯苓不加入国民党，他在中国教育界的声望会更大。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复杂的环境中，张伯苓假使不是以当事人的姿态而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他在政治上也会发挥出更大的权衡作用。张伯苓接受采访时说：“我办教育是为国，我入党也是为国。为怎样的国家呢？是为的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
海天的这一观点是真知灼见，更有先见之明，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愈显难能可贵。1947年12月，张伯苓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6月，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从张伯苓的从政轨迹上看，最初出任参政员只不过是想跑跑龙套，但加入国民党后，他就开始身不由己了。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大陆统治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蒋介石不愿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要把饮誉中外的大学者、民主人士网罗到政府里来，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民主伪装，达到“名人效应”。所以，中国教育界的旗帜性人物张伯苓自然成为其中之一。
南开改国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位于天津八里台的校舍被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所毁，这对张伯苓打击很大，每当提及此事，张伯苓都是义愤填膺，诅咒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天津沦陷后，他迁居南京，住在傅厚岗66号。表面上的乐观很难掩饰他内心的悲伤，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南开，这回是真的难开啦！”他对友人感叹道：“有中国才有南开呀！”后来，蒋介石亲自安慰他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八年抗战中，南开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张伯苓曾函呈蒋介石，表达了恢复南开大学的迫切心情。听说蒋介石批了“改国立”三个字后，张伯苓既激动又焦虑，激动的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南开学校终于有希望复校了！同时更为南开学校改为国立后的前途而焦虑。但是，如果仍然坚持私立，数字庞大的复员经费实难筹措，复校更是遥遥无期。两难之下，张伯苓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建议：政府补助费逐年递减十分之一，十年后，南开仍旧恢复私立。蒋介石答应了。但事情并没有像张伯苓预想的那样发展，1945年底，蒋介石亲自派人送张伯苓赴美国治病，并奉上了15000元治疗费。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正式改为国立的文件，彻底击碎了张伯苓的天真梦想。当时，许多南开校友表示不满情绪，非南开校友杨开道教授还公开写文章大发牢骚。张伯苓面对海天的采访也很无奈。他说，南开办学本身并没有钱，要复校只有改成国立，我已别无选择。
但海天却认为，张伯苓曾对学生说过：“我们这个学校，全靠别人的帮助，我好比是大和尚，你们是小和尚，可以打听打听，哪一家出血，我领着你们去化缘。”南开改为国立既然非张伯苓原意，那么，他为什么不像当初创办南开学校时一样靠化缘解决复校经费呢？笔者认为，化缘复校已不现实。一是张伯苓最初化缘，是从小到大，如同滚雪球一般，南开系列学校一个个建立起来。而当时南开学校已成规模，复校需要一次性拿出巨额资金。二是时代不同了，当时正值战后恢复期，中国经济最为艰难时期，百业待兴，想化缘谈何容易啊！三是张伯苓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多病，就在他接受采访的一个月前，还身患肺炎，注射了多针盘尼西林后才得以康复。他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
采访最后，张伯苓表示对南开学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乐观地认为，无论是私立还是国立，学校一定仍将保持南开精神和优良传统，并将世代传承！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弃武从教
张伯苓回忆起当年在威海卫“同济”号军舰上见到的最痛心的一幕：“我正在那里，并且威海卫的旗子两天内换了三次。我看见龙旗替下来太阳旗，第二天我又看见龙旗被英国旗代替了。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惟有赖一种能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张伯苓从十三岁考入北洋水师学堂，艰苦从军八年，放弃海军生涯时正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海军军官。记者海天认为，假使以张伯苓献身教育事业的毅力和精神，让他继续训练中国海军，说不定中国早就有一支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强大海军了！小日本面对我们强大的海军，就不敢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更不会发生后来的“七七事变”了。那么，南开大学何致被日军炸毁，中国何致沦陷八年？当听到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张伯苓笑着否认了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他说：“办海军，政府需要拿出大批的钱，自然和办一个社会事业不同了。”
今天看来，海天的这一想法不免偏颇和天真，甚至有些调侃的味道。正如张伯苓所讲，这两件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有了严修的鼎力支持，张伯苓的执著追求就能实现，但统领中国海军仅仅依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同僚的配合、将士们的浴血奋战。试想，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哪里有这样的政治气候呢？
参与政治
张伯苓曾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主席团主席，并且为国事多方奔走。但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做官想法。东北易帜后，1930年张学良首次进关时，世间曾有一度传说张伯苓将出任天津市长，但张伯苓却对友人说：“我要做官早就做了，何待今日？”其友人说，民国初年，大总统黎元洪是张伯苓的同班同学，如今很多部长、省主席、市长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就有人说，之前是天津的南开，今天是南开的天津，他如果想做官便是轻而易举之事。倘若做官是为国家服务，张伯苓宁愿多造就一些服务国家的人才。抗战初期，翁文灏以地质学家而入阁经济部长，同时加入国民党。当时，陈布雷、张群等都曾劝说张伯苓也加入国民党，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此后，张伯苓潜心研究三民主义，景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誓以终身为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而奋斗。1941年，孔祥熙转托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多次游说他加入国民党，张伯苓终于答应了，时年六十五岁。事后，蒋介石听说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大成功！但海天认为，张伯苓参与政治是国民党的巨大成功，却是他本人的一大败笔。站在中国文化教育的立场而言，张伯苓的这一举动更是一个巨大损失。倘若张伯苓不加入国民党，他在中国教育界的声望会更大。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复杂的环境中，张伯苓假使不是以当事人的姿态而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他在政治上也会发挥出更大的权衡作用。张伯苓接受采访时说：“我办教育是为国，我入党也是为国。为怎样的国家呢？是为的实现三民主义的国家。”
海天的这一观点是真知灼见，更有先见之明，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愈显难能可贵。1947年12月，张伯苓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6月，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从张伯苓的从政轨迹上看，最初出任参政员只不过是想跑跑龙套，但加入国民党后，他就开始身不由己了。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国民党大陆统治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但蒋介石不愿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要把饮誉中外的大学者、民主人士网罗到政府里来，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民主伪装，达到“名人效应”。所以，中国教育界的旗帜性人物张伯苓自然成为其中之一。
南开改国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大学位于天津八里台的校舍被日本侵略者的大轰炸所毁，这对张伯苓打击很大，每当提及此事，张伯苓都是义愤填膺，诅咒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天津沦陷后，他迁居南京，住在傅厚岗66号。表面上的乐观很难掩饰他内心的悲伤，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南开，这回是真的难开啦！”他对友人感叹道：“有中国才有南开呀！”后来，蒋介石亲自安慰他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八年抗战中，南开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成立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张伯苓曾函呈蒋介石，表达了恢复南开大学的迫切心情。听说蒋介石批了“改国立”三个字后，张伯苓既激动又焦虑，激动的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南开学校终于有希望复校了！同时更为南开学校改为国立后的前途而焦虑。但是，如果仍然坚持私立，数字庞大的复员经费实难筹措，复校更是遥遥无期。两难之下，张伯苓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建议：政府补助费逐年递减十分之一，十年后，南开仍旧恢复私立。蒋介石答应了。但事情并没有像张伯苓预想的那样发展，1945年底，蒋介石亲自派人送张伯苓赴美国治病，并奉上了15000元治疗费。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正式改为国立的文件，彻底击碎了张伯苓的天真梦想。当时，许多南开校友表示不满情绪，非南开校友杨开道教授还公开写文章大发牢骚。张伯苓面对海天的采访也很无奈。他说，南开办学本身并没有钱，要复校只有改成国立，我已别无选择。
但海天却认为，张伯苓曾对学生说过：“我们这个学校，全靠别人的帮助，我好比是大和尚，你们是小和尚，可以打听打听，哪一家出血，我领着你们去化缘。”南开改为国立既然非张伯苓原意，那么，他为什么不像当初创办南开学校时一样靠化缘解决复校经费呢？笔者认为，化缘复校已不现实。一是张伯苓最初化缘，是从小到大，如同滚雪球一般，南开系列学校一个个建立起来。而当时南开学校已成规模，复校需要一次性拿出巨额资金。二是时代不同了，当时正值战后恢复期，中国经济最为艰难时期，百业待兴，想化缘谈何容易啊！三是张伯苓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多病，就在他接受采访的一个月前，还身患肺炎，注射了多针盘尼西林后才得以康复。他已没有时间和精力了。
采访最后，张伯苓表示对南开学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乐观地认为，无论是私立还是国立，学校一定仍将保持南开精神和优良传统，并将世代传承！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