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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眼里，历史主旋律，从来都成不了生活的重心。大时代的悲惨遭遇下，生存下来的却往往是看似弱质的女人们，“蔫儿强”才是她们人性中最闪亮的标签。
当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严歌苓歼始和美国本土的学生一起上课。“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延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节课有75页的作业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地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3页，她会写到6页。军阀主义的老师让同学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babysitter、老人看护等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还跑到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成了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l。”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她接下来的作品中。
她所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女人——在面对任何历史事件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一套哲学观和道德现，关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却从未意识到。
《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田苏菲与欧阳的爱情，更像是这个女人的独角戏。她把这个男人当爱人，当老师，当孩子，当一个她必须用尽全力去保护并且自己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对象。大环境背景似乎只是她这场独角戏的陪衬，欧阳被打成右派、彼下放、被主流社会排挤都没关系，因为这样反而令这个男人在情感上和生活上更加依赖她。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别的女人抢自己的老公，换了别人早撂挑子了，田苏菲却愈抢愈来劲，她的生活因为这样的费劲儿而变得多姿多彩、活力四射。贫贱夫妻的生活不但没有被她唱衰，反而让她最终收获到自己的幸福。女人的死心塌地有的时候并非如外人看来的那般麻木和愚蠢，当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心里的爱就是最大的力量。虽然，很多人在看完这部作品时会感慨，这样的爱情其实不太可能存在，但严歌苓还是将这种女人无意识下的美好努力呈现了出来。也许它也能被叫做“一个女人的童话”。
其实《小姨多鹤》的故事中，最鲜活的人物并不是多鹤，而是与多鹤共同拥有一个丈夫的东北女人朱小环。她是多鹤的参照面，他们和一个叫张俭的男人共同拥有三个孩子。多鹤是张俭不能说的女人，小环是张俭明媒正娶的老婆；多鹤寡言，小环泼辣；多鹤勤劳，小环懒散；多鹤原则性超强，小环则时时都在变通。曾经这两个女人心有芥蒂，到最后却发现对方是自己心里最疼的人。经历了二战，经历了建国初的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经历了“文革”……日本女人多鹤在多年后重返日本，却在给小环的信上说，自己大概走遍垒日本也找不到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的人。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有焦虑，却没人把它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像小环这样会吵得人家哈哈笑的人，一定不会动不动想去杀人或者杀自己。
但是多鹤不知道小环已经不再跟刚人吵架了，她心里有个声音总是乐呵呵地在响：“知足的人才不吵咧!”严歌苓让这个女人活生生地跃然干纸上，似乎随时都会跳起来，将一种乐观对待生活的态度传递给你。
认真看她的小说，会让人在某个角色身上又看到她在另一部作品中某个角色的影子。严歌苓说：“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第九个寡妇》里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关于“我”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那个时期，是严歌苓初到美国读书的时期。这个“我”，多多少少有些严歌苓自己的影子。
她用“我”的眼睛来讲述那些发生在异国的故事。这些故事，相对浪漫，又充满变幻莫测的神秘气息，多少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无出路咖啡馆》是其中的代表。故事讲述的是“我”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爱情故事。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两人结婚之前，“我”被移民局官员反复盘查的一节。“我”为了爱情，毫不畏惧。经历过“文革”尾巴的“我”，自有一套对付这种翻来覆去无休无止盘问的办法；牢牢记住你撒的慌，你要在内心深处相信这不是谎言，是真的。所以，无论“敌人”怎么问，你都绝不会出错。女人的狡黠在这一刻，比一个经验十足的革命者更要命。除了移民局的阻挠，感情没有着落，“我”还背负着生活的困窘，学业的负担，那种感觉，就好像困在一个四面受阻的牢笼里，找不到出路。
这个故事和严歌苓的自身经历惊人地吻合。现实生活中，她和她的外交官丈夫经历过相同的遭遇。她也真的被移民局(还是FBI)请去喝过咖啡。
另一个故事《抢劫犯查理和我》也是被很多大学女生喜欢的一个故事。“我”在芝加哥某大学读编剧课程，(又是严歌苓自身的经历)。“我”的导演系同学对外招考演员来演“我”写的剧本。“我”于是遇到了查理。查理是一个“美得像只狐狸”的少年，他的肤色模糊不清，只有脸的轮廓犹如雕塑般美丽。但是查理患有偷盗癖。他送给“我”的鲜花、戒指都是他从别处偷来的。他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过“我”。就是这么一段畸恋，被严歌苓讲得柔肠寸断，明知其中的危险，又无法割舍危险后面的诱惑。曾经有个大学女生，因为太喜欢，而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用铅笔抄在格子的稿纸上。甚至把它改成短片剧本，拍成了15分钟的学生短片作业。不知道严歌苓是不是真的遇见过像查理这样的少年。无论如何，她化身为故事中的“我”，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异国的绮梦。
这些女人们，都不背路易威登的包，也不穿夏奈尔套装，也遇不到任何城中富豪，但是她们的人生同样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每个女人都有一个故事，无论她长得美与丑，无论她出身富贵还是贫贱，无论她生在世界的任何地区任何年代。从一个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书写她平凡而又宏伟的一生。如果你不相信，只是因为你还没有读到她们的人生。那么，去读读严歌苓的女性世界，去看那些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女人，不如亦舒笔下的“玫瑰”般美貌，也没有琼瑶眼中的“紫菱”般文艺，严歌苓书写的女性，有乡野村妇，有懵懂少女，有妓女，有女兵。她们都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一个，或者，你至少从父辈那边听说过类似的人物。她们无知，粗鲁，有时候甚至是愚蠢的，她们为达目的，可以一哭一闹三上吊，什么女人的 手段花招都耍得出来，活脱脱一个个小市民。你为这样的女人们不齿。这样的女人出现在你身边，一定是被你排挤，需要划清界限的对象，你憎恶她们，嫌弃她们，耻于和她们为伍。但是她们在严歌苓的书中，这些“可怕”的女人们拥有的是顽强的生命力，本能的智慧，和惊人的韧性。你去读她们的故事，才开始理解这些人，才开始接纳这些人，渐渐地。或许你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我们的母亲的影子。你才意识到，女性的力量原来是如此强大，如此无私，如此的无穷无尽。
每个女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华美壮丽可歌可泣的诗篇。对苦难的不知觉大概是种幸福。女人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地觉得有爱，有希望，就能这么毫不计较地过下去。在最苦难的日子里，她甚至可以成为男人们生活上的支柱和精神上的慰藉。
从本能到技巧
由当初敏感，压抑的本能发现，到《小姨多鹤》的焦点转移，严歌苓对于两个重要母题：躲藏，雌(母)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只能靠技术手段来弥补早期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
《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其实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题作了一个故事引子。《第九个寡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性以及维护正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归结有失之简单的嫌疑，但问题是看完这部小说，人们达到的阅读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体社会挑战，在与整个时代斗争。这个已经鲜艳地进入人们意识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晰是她的弱点。怎么办呢?严歌苓只好把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张扬出来，一个寡妇艰难却不失风流的上E命美感最后救赎了她。这个女英雄终于有了一点根基，多了些人味儿，有了活气儿。在《小姨多鹤》中，躲藏的焦点也早已转移，作者的重心不在惊险、恐惧上，起码她的传达不能使人为多鹤感到恐惧，恐惧的这根弦从来就没有绷紧过。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结中恐惧感的浓极而淡，也是她小说方法的浓极而淡。她的两部近作越来越讲究技艺，但实际上她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去了：越来越通俗好懂，越来越好看讨喜，再没有令人消化不r的东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给人的刺激性感受，严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下。好在《小姨多鹤》还是让人看到了严歌苓毕竟是严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远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鹤》应该就是她关于躲藏的终结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严歌苓或许还应有更广阔的人性挖掘点。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TIPS：严歌苓作品：
《金陵十三钗》
摹写的是“特殊女人”的言行心态。作品中，严歌苓把十三个风尘女子放置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道德的背景之下(南京大屠杀)，进行心灵的剖析和人性的拷问，带给人们的自然是一种剥丝抽茧般的阅读疼痛。
张艺谋要把这部小说搬上大银幕，不知道其中这十三个姿态万千的女子角色最终花落谁家。
《白蛇》
几乎每一个热爱严歌苓的人都把它当做迄今为止她写得最好的作品。
徐群珊的不确定，孙丽坤的太女人。后者无比强大的女性力量足以唤醒“徐群山”——一个错乱了性别的群珊。孙丽坤的内与外都让群珊看得真切，踏踏实实的。她期冀这种确定性。但令人神伤的是，这样的人性却并不完整，她像个男人那样略略耸着肩膀看孙丽坤离去，那一晚自己嫁为人妇。徐群珊和孙丽坤之间不会是同性之爱。彼此间的帮助，也终是群珊残破的过程。
《谁家有女初长成》
看似一个普通而又老套的故事，主人公“潘巧巧”初中毕业后，怀揣着一腔的向往去“外国伸进来的一只脚——深圳”寻梦，还没到深圳就被卖到了青海高原上的一个山旮旯里做了老光棍——大宏的婆娘。严歌苓的幽默中带着点老于世故的冷限旁观故事里的人物，她把“西安”说成“大码头。这是旧社会对沿海，如上海，浙江等大城市的统称用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意在揭示潘巧巧的无知无畏，“还有巧巧的知趣”，乡村女孩子的‘知趣”。
《穗子物语》
成长的记忆——家族，朋友，邻里，以及少年时的自身影像在梦里萦绕不去，《穗子物语》毫无疑问是一本自传性质极为浓厚的小说，严歌苓在序言中也提到：“这部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书里一共收录了12个故事，以“穗子”这个主人公贯串全书，叛逆的青春少女夹缠在乱世革命，动荡，毁灭和性启蒙之中，带着一股专属于“文革”时代的深刻。
《雌性的草地》
故事是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的。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小点儿终于在这荒诞的庄严中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渍，以死达到了净化而同样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的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人视为罪恶。
《扶桑》
一个老式妓女的故事，但让人记忆深刻的却是出洋华人的悲惨境遇，和遭受的种族歧视。流落美国的少女扶桑与白人少年克里斯以及华工阿勇之间纠结缠绕的爱恨痛楚，让人感叹尽管现在出国的人比过去有钱多了投资移民的腰板更硬，但悲哀，无奈和说不出的苦闷，总不会免。
爱情总归成为生活里的某种精神寄托抑或是心灵的枷锁。
当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严歌苓歼始和美国本土的学生一起上课。“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延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节课有75页的作业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地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3页，她会写到6页。军阀主义的老师让同学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babysitter、老人看护等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还跑到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成了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l。”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她接下来的作品中。
她所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女人——在面对任何历史事件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一套哲学观和道德现，关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却从未意识到。
《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田苏菲与欧阳的爱情，更像是这个女人的独角戏。她把这个男人当爱人，当老师，当孩子，当一个她必须用尽全力去保护并且自己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对象。大环境背景似乎只是她这场独角戏的陪衬，欧阳被打成右派、彼下放、被主流社会排挤都没关系，因为这样反而令这个男人在情感上和生活上更加依赖她。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别的女人抢自己的老公，换了别人早撂挑子了，田苏菲却愈抢愈来劲，她的生活因为这样的费劲儿而变得多姿多彩、活力四射。贫贱夫妻的生活不但没有被她唱衰，反而让她最终收获到自己的幸福。女人的死心塌地有的时候并非如外人看来的那般麻木和愚蠢，当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心里的爱就是最大的力量。虽然，很多人在看完这部作品时会感慨，这样的爱情其实不太可能存在，但严歌苓还是将这种女人无意识下的美好努力呈现了出来。也许它也能被叫做“一个女人的童话”。
其实《小姨多鹤》的故事中，最鲜活的人物并不是多鹤，而是与多鹤共同拥有一个丈夫的东北女人朱小环。她是多鹤的参照面，他们和一个叫张俭的男人共同拥有三个孩子。多鹤是张俭不能说的女人，小环是张俭明媒正娶的老婆；多鹤寡言，小环泼辣；多鹤勤劳，小环懒散；多鹤原则性超强，小环则时时都在变通。曾经这两个女人心有芥蒂，到最后却发现对方是自己心里最疼的人。经历了二战，经历了建国初的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经历了“文革”……日本女人多鹤在多年后重返日本，却在给小环的信上说，自己大概走遍垒日本也找不到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架吵得这么好的人。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有焦虑，却没人把它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像小环这样会吵得人家哈哈笑的人，一定不会动不动想去杀人或者杀自己。
但是多鹤不知道小环已经不再跟刚人吵架了，她心里有个声音总是乐呵呵地在响：“知足的人才不吵咧!”严歌苓让这个女人活生生地跃然干纸上，似乎随时都会跳起来，将一种乐观对待生活的态度传递给你。
认真看她的小说，会让人在某个角色身上又看到她在另一部作品中某个角色的影子。严歌苓说：“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第九个寡妇》里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关于“我”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那个时期，是严歌苓初到美国读书的时期。这个“我”，多多少少有些严歌苓自己的影子。
她用“我”的眼睛来讲述那些发生在异国的故事。这些故事，相对浪漫，又充满变幻莫测的神秘气息，多少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无出路咖啡馆》是其中的代表。故事讲述的是“我”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爱情故事。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两人结婚之前，“我”被移民局官员反复盘查的一节。“我”为了爱情，毫不畏惧。经历过“文革”尾巴的“我”，自有一套对付这种翻来覆去无休无止盘问的办法；牢牢记住你撒的慌，你要在内心深处相信这不是谎言，是真的。所以，无论“敌人”怎么问，你都绝不会出错。女人的狡黠在这一刻，比一个经验十足的革命者更要命。除了移民局的阻挠，感情没有着落，“我”还背负着生活的困窘，学业的负担，那种感觉，就好像困在一个四面受阻的牢笼里，找不到出路。
这个故事和严歌苓的自身经历惊人地吻合。现实生活中，她和她的外交官丈夫经历过相同的遭遇。她也真的被移民局(还是FBI)请去喝过咖啡。
另一个故事《抢劫犯查理和我》也是被很多大学女生喜欢的一个故事。“我”在芝加哥某大学读编剧课程，(又是严歌苓自身的经历)。“我”的导演系同学对外招考演员来演“我”写的剧本。“我”于是遇到了查理。查理是一个“美得像只狐狸”的少年，他的肤色模糊不清，只有脸的轮廓犹如雕塑般美丽。但是查理患有偷盗癖。他送给“我”的鲜花、戒指都是他从别处偷来的。他也在光天化日下抢劫过“我”。就是这么一段畸恋，被严歌苓讲得柔肠寸断，明知其中的危险，又无法割舍危险后面的诱惑。曾经有个大学女生，因为太喜欢，而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用铅笔抄在格子的稿纸上。甚至把它改成短片剧本，拍成了15分钟的学生短片作业。不知道严歌苓是不是真的遇见过像查理这样的少年。无论如何，她化身为故事中的“我”，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异国的绮梦。
这些女人们，都不背路易威登的包，也不穿夏奈尔套装，也遇不到任何城中富豪，但是她们的人生同样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每个女人都有一个故事，无论她长得美与丑，无论她出身富贵还是贫贱，无论她生在世界的任何地区任何年代。从一个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书写她平凡而又宏伟的一生。如果你不相信，只是因为你还没有读到她们的人生。那么，去读读严歌苓的女性世界，去看那些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女人，不如亦舒笔下的“玫瑰”般美貌，也没有琼瑶眼中的“紫菱”般文艺，严歌苓书写的女性，有乡野村妇，有懵懂少女，有妓女，有女兵。她们都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一个，或者，你至少从父辈那边听说过类似的人物。她们无知，粗鲁，有时候甚至是愚蠢的，她们为达目的，可以一哭一闹三上吊，什么女人的 手段花招都耍得出来，活脱脱一个个小市民。你为这样的女人们不齿。这样的女人出现在你身边，一定是被你排挤，需要划清界限的对象，你憎恶她们，嫌弃她们，耻于和她们为伍。但是她们在严歌苓的书中，这些“可怕”的女人们拥有的是顽强的生命力，本能的智慧，和惊人的韧性。你去读她们的故事，才开始理解这些人，才开始接纳这些人，渐渐地。或许你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我们的母亲的影子。你才意识到，女性的力量原来是如此强大，如此无私，如此的无穷无尽。
每个女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华美壮丽可歌可泣的诗篇。对苦难的不知觉大概是种幸福。女人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地觉得有爱，有希望，就能这么毫不计较地过下去。在最苦难的日子里，她甚至可以成为男人们生活上的支柱和精神上的慰藉。
从本能到技巧
由当初敏感，压抑的本能发现，到《小姨多鹤》的焦点转移，严歌苓对于两个重要母题：躲藏，雌(母)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也越来越只能靠技术手段来弥补早期生命感觉的缺失和隔膜。
《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其实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题作了一个故事引子。《第九个寡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性以及维护正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归结有失之简单的嫌疑，但问题是看完这部小说，人们达到的阅读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体社会挑战，在与整个时代斗争。这个已经鲜艳地进入人们意识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晰是她的弱点。怎么办呢?严歌苓只好把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张扬出来，一个寡妇艰难却不失风流的上E命美感最后救赎了她。这个女英雄终于有了一点根基，多了些人味儿，有了活气儿。在《小姨多鹤》中，躲藏的焦点也早已转移，作者的重心不在惊险、恐惧上，起码她的传达不能使人为多鹤感到恐惧，恐惧的这根弦从来就没有绷紧过。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结中恐惧感的浓极而淡，也是她小说方法的浓极而淡。她的两部近作越来越讲究技艺，但实际上她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去了：越来越通俗好懂，越来越好看讨喜，再没有令人消化不r的东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给人的刺激性感受，严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下。好在《小姨多鹤》还是让人看到了严歌苓毕竟是严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远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鹤》应该就是她关于躲藏的终结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严歌苓或许还应有更广阔的人性挖掘点。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TIPS：严歌苓作品：
《金陵十三钗》
摹写的是“特殊女人”的言行心态。作品中，严歌苓把十三个风尘女子放置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道德的背景之下(南京大屠杀)，进行心灵的剖析和人性的拷问，带给人们的自然是一种剥丝抽茧般的阅读疼痛。
张艺谋要把这部小说搬上大银幕，不知道其中这十三个姿态万千的女子角色最终花落谁家。
《白蛇》
几乎每一个热爱严歌苓的人都把它当做迄今为止她写得最好的作品。
徐群珊的不确定，孙丽坤的太女人。后者无比强大的女性力量足以唤醒“徐群山”——一个错乱了性别的群珊。孙丽坤的内与外都让群珊看得真切，踏踏实实的。她期冀这种确定性。但令人神伤的是，这样的人性却并不完整，她像个男人那样略略耸着肩膀看孙丽坤离去，那一晚自己嫁为人妇。徐群珊和孙丽坤之间不会是同性之爱。彼此间的帮助，也终是群珊残破的过程。
《谁家有女初长成》
看似一个普通而又老套的故事，主人公“潘巧巧”初中毕业后，怀揣着一腔的向往去“外国伸进来的一只脚——深圳”寻梦，还没到深圳就被卖到了青海高原上的一个山旮旯里做了老光棍——大宏的婆娘。严歌苓的幽默中带着点老于世故的冷限旁观故事里的人物，她把“西安”说成“大码头。这是旧社会对沿海，如上海，浙江等大城市的统称用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意在揭示潘巧巧的无知无畏，“还有巧巧的知趣”，乡村女孩子的‘知趣”。
《穗子物语》
成长的记忆——家族，朋友，邻里，以及少年时的自身影像在梦里萦绕不去，《穗子物语》毫无疑问是一本自传性质极为浓厚的小说，严歌苓在序言中也提到：“这部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书里一共收录了12个故事，以“穗子”这个主人公贯串全书，叛逆的青春少女夹缠在乱世革命，动荡，毁灭和性启蒙之中，带着一股专属于“文革”时代的深刻。
《雌性的草地》
故事是从小点儿这个有乱伦偷窃、凶杀行为的少女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的。主要以小点儿的观察角度来表现这个女修士般的集体。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小点儿终于在这荒诞的庄严中涤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污渍，以死达到了净化而同样是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的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人视为罪恶。
《扶桑》
一个老式妓女的故事，但让人记忆深刻的却是出洋华人的悲惨境遇，和遭受的种族歧视。流落美国的少女扶桑与白人少年克里斯以及华工阿勇之间纠结缠绕的爱恨痛楚，让人感叹尽管现在出国的人比过去有钱多了投资移民的腰板更硬，但悲哀，无奈和说不出的苦闷，总不会免。
爱情总归成为生活里的某种精神寄托抑或是心灵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