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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门坎音乐文化交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石门坎形成的特有的音乐文化现象，在西方教堂音乐的强力冲击下，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传承，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以其原生态的音乐形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这足以表明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音乐艺术价值，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苗族音乐教堂音乐信仰交集文化分化
引言
考量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形态，要从交错的时空维度中观察其存在方式，用独特的视觉获取其文化内涵。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山区——石门坎，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蕴藏着两种不同的音乐文化，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经过上百年的对话，此消彼长的抗争历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演绎、发展。今天，我们透过交错的时空去观察、去看待它们的存在，不仅如此，还要从辩证法的角度揭示其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从而以科学的、理性的、批判性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并发现其相对客观的文化价值。
一、石门坎概况
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西北部、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的石门坎，系黔西北高寒苗民山寨，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该地四周皆是崇山峻岭，可谓“抬头见天是白天，弯腰望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眼前要半天”。春秋时节，整日云雾缭绕；冬季雪尺许厚，寒冷异常。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几乎被世人所忘却的角落，居住着属滇东北方言区，俗称大花苗的苗族同胞。据有关史料考证，他们大约在宋、元时期迁徙到此后，祖祖辈辈就在这穷山恶水的环境中聚族而居，过着相互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苗族同胞生活极端贫困，文化极其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籍传教士伯格里（1864—1915）到石门坎之后，这里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里又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近几年，其原生态演唱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天，石门坎正以其独特的音乐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
1、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基本存在形式
在这相对封闭的狭小范围地域内，苗族同胞共同劳作、共同生活，共有一种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言土语和音乐文化形态。千百年来，大花苗能歌善舞，其种种习俗，世代相传，凡在婚、恋、丧、祭、节日、庆典以及亲朋聚会等诸多礼仪活动时他们都要用演唱其苗族古歌和吹奏其芦笙歌舞来表达其的情感，并延续了上千年。
2、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传承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石门坎，向当地彝族土司借土地，筹集资金建立了教堂和学校以来，教堂的钟声、赞美诗就与这流传千年的苗族古歌、芦笙歌舞形交织在一起，造成部分苗族同胞的信仰迷茫。从此，传统苗族古歌、芦笙歌舞就与教堂音乐就展开了这漫长的百年对话。一方面，在教会势力渗入以来到解放初期，大花苗的苗族古歌、芦笙歌舞，这积淀千年的文化结晶，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大多数传统苗族音乐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们把传统的苗族音乐文化与习俗视为迷信与邪教，如：苗族古歌、芦笙歌舞、祭祀活动等；而视他们的基督教则为 “主教”、“圣教”，故而信仰基督教的苗族同胞开始慢慢地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和信仰，同时也就逐渐放弃了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与此同时，在更为边远的高山上、峡谷中的少数苗族村寨和一些不愿意信仰基督教的苗族同胞们，他们仍然保持和延续着其原始的信仰与习俗，留存着一直以来伴随着他们生产生活的苗族古歌和苗族芦笙歌舞，这是原始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得以继续存在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教会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兴办了许多的学校，苗族同胞在学校读书学习后，一部分苗族知识分子把苗族古歌、故事、芦笙辞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使得这些原始的音乐文化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有的苗族知识分子虽然信了教，但是，他们对祖先传承下来的苗族古歌、苗族芦笙歌舞仍然情有独钟，由于他们的继续收编、演绎，才使得苗族古歌和苗族芦笙歌舞延续传承至今。他们在整个音乐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既是老师又是传教士，同时也是歌手和芦笙手，这是原始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得以继续存在的另一个因素。
3、石门坎苗族同胞在苗族音乐文化上的分化
石门坎苗族古歌、芦笙歌舞是该地区苗族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不难看出，它反映了苗族迁徙文化的具体内涵和在长期迁徙中，处处遭到歧视的悲惨历史；同时也折射出在当地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苗族同胞的生存就必须在精神上存在一定的依赖。也可以说石门坎苗族同胞传统的音乐文化，孕育着苗族同胞的信仰。西方教堂音乐文化的渗入，影响着部分苗族同胞的信仰，使他们遭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挤压和对自身音乐文化的不舍与眷念，产生了对两种音乐文化学习与继承的矛盾心理，因此，讫今石门坎苗族同胞对音乐文化的信仰，仍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但是，尽管石门坎的苗族音乐文化受到了西方教堂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冲击，其苗族音乐文化仍以其固有的历史形态悄然传承和传播着，正是由于他们对自身音乐文化的不舍与眷念，使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的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的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威宁的陶自政、王国康、杨芝、王丕成、王正祥等人先后应邀到贵阳、北京等地参加演出，演唱苗族古歌和参与芦笙技艺表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苗族同胞的古歌、芦笙歌舞、祭祀活动也遭到严重的打击，同样被视为“四旧”被破除了，当时的歌手、芦笙手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整个苗族山寨，苗族古歌、芦笙歌舞迎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05年“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威宁苗族原生态歌手王郢兴以其优美的歌喉，呐喊出了苗族同胞千年的期盼，诉说他们几千年的古老与苦难，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原生态唱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10年的“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来自威宁的韩灵花以其美妙的歌声诠释了大花苗苗族古歌的深层含意，一举夺得了“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原生态唱法金奖第一名，后被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多个节目邀请展演，展现了威宁大花苗族古歌的艺术魅力，彰显了苗族同胞千年的艺术神韵。随着她们的展现，韩灵花为传承和传播苗族音乐，在自己家乡成立“灵花艺术团”。 如今的威宁石门坎苗族同胞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传习、传承的人越来越多，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三、石门坎教堂音乐文化
1、石门坎教堂音乐的渗入
教堂音乐的深入，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除了当时的自然根源、认识根源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居住在的石门坎苗族同胞，长期生活在高寒山区，过着半农、半牧、半猎的原始生活，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无力抗争，得不到生活的保障，多种迷信则成为苗族同胞的精神寄托，文化落后又是长期桎梏石门坎苗族同胞的精神枷锁，教堂音乐进入石门坎后，基督教的传入，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有了新的的寄托方式，另一方面减轻对多种神的崇拜以及拜祭时物质的巨大消耗；其次，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深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苗族同胞在政治地位上的极度低下，这也是他们寻求庇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他们就希望从基督教信仰中能找寻到摆脱苦难之路，同时也可以借助教会的力量来为自己撑腰。因此，西方基督教便传入了石门坎地区，同时教堂音乐也就随之在此扎下了根。
2.石门坎教堂音乐生存方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教士柏格里在威宁石门坎办了一个教堂，教堂音乐的主要对象都是大花苗，教堂在宗教传播上和文化教育上对大花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会势力一方面排斥民族传统文化，其中重点对象是大花苗的芦笙歌舞、古歌、民族传统节日；凡是要信教的苗民，首先必须放弃演唱苗族古歌、表演芦笙歌舞；苗族同胞为了进入教会，他们烧芦笙、砸芦笙的现象不断发生，为此放弃了他们千年的传统音乐文化。教会禁止在传统节日上演唱苗族古歌，表演芦笙歌舞。将“跳花坡”改为“运动会”等，排挤传统苗族歌舞在传统节日里的主要地位，改变了传统节日的性质。因此，在教堂中祷告，圣咏、唱诗班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教堂的钟声和赞美诗也就同时在这边远的石门坎保留了下来，并延续至今。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苗族古歌、芦笙歌舞等民族音乐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打击。整个石门坎苗族地区的原有的生态音乐文化失去三分之二，保存下来的仅仅只有一小部分；信教的教民还把仍然保存芦笙歌舞的苗族同胞称之为“散教”，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和侮辱性。另一方面，教会势力重视苗族同胞西方的音乐教育，使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如使用五线谱教学、教授四部合唱等培养音乐人才。如：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的曲作者吴性纯、李正文、徐双等。同时还组建课余时间的歌咏队，训练齐唱、轮唱、重唱、合唱等，运动会期间要进行音乐比赛，各校学生或农民都要尽情地施展其音乐才华与对方进行角逐。教堂音乐由此在石门坎生存下来。
3、教堂音乐文化在石门坎功过
西方传教士在石门坎办学传教的行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渗透的组成部分，究其本质而言，宗教迷信桎梏在苗族同胞思想意识上的精神枷锁并没有解除。但从客观上讲，宗教信仰对石门坎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音乐文化层面来看，既有积极的影响，又存在消极的作用。一方面，传播西方音乐文明，积极推动了石门坎地区音乐文化的普及，培养了一批批知识分子，对于传播当地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成了当地人民的精神鸦片，削弱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加之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矛盾，导致民族内部的分裂，使苗族的芦笙歌舞、苗族古歌等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遭到空前破坏。
四、石门坎音乐文化的交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苗族音乐文化与教堂音乐文化以其各自的特征在石门坎并存，客观上推动了音乐文化本身的发展，对于人类文明、开发新的生态音乐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一方面，两种音乐文化的并存，促进了民族个性音乐文化在特定地域内的结构张力和容量维度，使得其风格继续各自彰显，形成其特有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个性音乐文化寓于民族共性音乐文化的结构形态中，在有限的结构张力和容量维度范畴之内，两种音乐文化的并存，使其相互交织在一起，个性音乐文化定然相互影响和干扰。同时也凸显出苗族音乐文化急需保护与继承的必要性。
交集，乃数学专用名词，而今用于石门坎地区音乐文化现象解释，试图诠释这一地区百年来苗族音乐文化及其信仰遭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和现在相互认同和包容的复杂而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其苗族音乐、教堂音乐聚集和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作用、共同发展，形成了石门坎今天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
四、结语
石门坎音乐文化的交集现象，以各自的形态及其特点存在着，如今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这两种音乐文化相互作用，推动着音乐文化的不断发展。本文谈两种音乐文化的交集，不仅有益于我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精髓的的深层解读，同时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荆学民.论信仰价值的结构[J].天津：天津现代科学，1999（5）.
[2] 东晏、朱群慧.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关键词：苗族音乐教堂音乐信仰交集文化分化
引言
考量一个地区的音乐文化形态，要从交错的时空维度中观察其存在方式，用独特的视觉获取其文化内涵。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山区——石门坎，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蕴藏着两种不同的音乐文化，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经过上百年的对话，此消彼长的抗争历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演绎、发展。今天，我们透过交错的时空去观察、去看待它们的存在，不仅如此，还要从辩证法的角度揭示其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从而以科学的、理性的、批判性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并发现其相对客观的文化价值。
一、石门坎概况
位于贵州省威宁县的西北部、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的石门坎，系黔西北高寒苗民山寨，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该地四周皆是崇山峻岭，可谓“抬头见天是白天，弯腰望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眼前要半天”。春秋时节，整日云雾缭绕；冬季雪尺许厚，寒冷异常。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几乎被世人所忘却的角落，居住着属滇东北方言区，俗称大花苗的苗族同胞。据有关史料考证，他们大约在宋、元时期迁徙到此后，祖祖辈辈就在这穷山恶水的环境中聚族而居，过着相互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苗族同胞生活极端贫困，文化极其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籍传教士伯格里（1864—1915）到石门坎之后，这里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里又悄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近几年，其原生态演唱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今天，石门坎正以其独特的音乐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
1、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基本存在形式
在这相对封闭的狭小范围地域内，苗族同胞共同劳作、共同生活，共有一种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言土语和音乐文化形态。千百年来，大花苗能歌善舞，其种种习俗，世代相传，凡在婚、恋、丧、祭、节日、庆典以及亲朋聚会等诸多礼仪活动时他们都要用演唱其苗族古歌和吹奏其芦笙歌舞来表达其的情感，并延续了上千年。
2、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传承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石门坎，向当地彝族土司借土地，筹集资金建立了教堂和学校以来，教堂的钟声、赞美诗就与这流传千年的苗族古歌、芦笙歌舞形交织在一起，造成部分苗族同胞的信仰迷茫。从此，传统苗族古歌、芦笙歌舞就与教堂音乐就展开了这漫长的百年对话。一方面，在教会势力渗入以来到解放初期，大花苗的苗族古歌、芦笙歌舞，这积淀千年的文化结晶，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大多数传统苗族音乐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们把传统的苗族音乐文化与习俗视为迷信与邪教，如：苗族古歌、芦笙歌舞、祭祀活动等；而视他们的基督教则为 “主教”、“圣教”，故而信仰基督教的苗族同胞开始慢慢地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和信仰，同时也就逐渐放弃了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与此同时，在更为边远的高山上、峡谷中的少数苗族村寨和一些不愿意信仰基督教的苗族同胞们，他们仍然保持和延续着其原始的信仰与习俗，留存着一直以来伴随着他们生产生活的苗族古歌和苗族芦笙歌舞，这是原始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得以继续存在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教会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兴办了许多的学校，苗族同胞在学校读书学习后，一部分苗族知识分子把苗族古歌、故事、芦笙辞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使得这些原始的音乐文化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有的苗族知识分子虽然信了教，但是，他们对祖先传承下来的苗族古歌、苗族芦笙歌舞仍然情有独钟，由于他们的继续收编、演绎，才使得苗族古歌和苗族芦笙歌舞延续传承至今。他们在整个音乐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既是老师又是传教士，同时也是歌手和芦笙手，这是原始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得以继续存在的另一个因素。
3、石门坎苗族同胞在苗族音乐文化上的分化
石门坎苗族古歌、芦笙歌舞是该地区苗族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不难看出，它反映了苗族迁徙文化的具体内涵和在长期迁徙中，处处遭到歧视的悲惨历史；同时也折射出在当地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苗族同胞的生存就必须在精神上存在一定的依赖。也可以说石门坎苗族同胞传统的音乐文化，孕育着苗族同胞的信仰。西方教堂音乐文化的渗入，影响着部分苗族同胞的信仰，使他们遭受到外来音乐文化的挤压和对自身音乐文化的不舍与眷念，产生了对两种音乐文化学习与继承的矛盾心理，因此，讫今石门坎苗族同胞对音乐文化的信仰，仍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但是，尽管石门坎的苗族音乐文化受到了西方教堂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冲击，其苗族音乐文化仍以其固有的历史形态悄然传承和传播着，正是由于他们对自身音乐文化的不舍与眷念，使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石门坎苗族音乐文化的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的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威宁的陶自政、王国康、杨芝、王丕成、王正祥等人先后应邀到贵阳、北京等地参加演出，演唱苗族古歌和参与芦笙技艺表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苗族同胞的古歌、芦笙歌舞、祭祀活动也遭到严重的打击，同样被视为“四旧”被破除了，当时的歌手、芦笙手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整个苗族山寨，苗族古歌、芦笙歌舞迎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05年“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威宁苗族原生态歌手王郢兴以其优美的歌喉，呐喊出了苗族同胞千年的期盼，诉说他们几千年的古老与苦难，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原生态唱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10年的“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来自威宁的韩灵花以其美妙的歌声诠释了大花苗苗族古歌的深层含意，一举夺得了“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原生态唱法金奖第一名，后被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多个节目邀请展演，展现了威宁大花苗族古歌的艺术魅力，彰显了苗族同胞千年的艺术神韵。随着她们的展现，韩灵花为传承和传播苗族音乐，在自己家乡成立“灵花艺术团”。 如今的威宁石门坎苗族同胞的苗族古歌和芦笙歌舞传习、传承的人越来越多，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三、石门坎教堂音乐文化
1、石门坎教堂音乐的渗入
教堂音乐的深入，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除了当时的自然根源、认识根源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居住在的石门坎苗族同胞，长期生活在高寒山区，过着半农、半牧、半猎的原始生活，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无力抗争，得不到生活的保障，多种迷信则成为苗族同胞的精神寄托，文化落后又是长期桎梏石门坎苗族同胞的精神枷锁，教堂音乐进入石门坎后，基督教的传入，一方面，他们在精神上有了新的的寄托方式，另一方面减轻对多种神的崇拜以及拜祭时物质的巨大消耗；其次，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深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苗族同胞在政治地位上的极度低下，这也是他们寻求庇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他们就希望从基督教信仰中能找寻到摆脱苦难之路，同时也可以借助教会的力量来为自己撑腰。因此，西方基督教便传入了石门坎地区，同时教堂音乐也就随之在此扎下了根。
2.石门坎教堂音乐生存方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教士柏格里在威宁石门坎办了一个教堂，教堂音乐的主要对象都是大花苗，教堂在宗教传播上和文化教育上对大花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会势力一方面排斥民族传统文化，其中重点对象是大花苗的芦笙歌舞、古歌、民族传统节日；凡是要信教的苗民，首先必须放弃演唱苗族古歌、表演芦笙歌舞；苗族同胞为了进入教会，他们烧芦笙、砸芦笙的现象不断发生，为此放弃了他们千年的传统音乐文化。教会禁止在传统节日上演唱苗族古歌，表演芦笙歌舞。将“跳花坡”改为“运动会”等，排挤传统苗族歌舞在传统节日里的主要地位，改变了传统节日的性质。因此，在教堂中祷告，圣咏、唱诗班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教堂的钟声和赞美诗也就同时在这边远的石门坎保留了下来，并延续至今。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苗族古歌、芦笙歌舞等民族音乐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打击。整个石门坎苗族地区的原有的生态音乐文化失去三分之二，保存下来的仅仅只有一小部分；信教的教民还把仍然保存芦笙歌舞的苗族同胞称之为“散教”，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和侮辱性。另一方面，教会势力重视苗族同胞西方的音乐教育，使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如使用五线谱教学、教授四部合唱等培养音乐人才。如：石门坎光华小学校歌的曲作者吴性纯、李正文、徐双等。同时还组建课余时间的歌咏队，训练齐唱、轮唱、重唱、合唱等，运动会期间要进行音乐比赛，各校学生或农民都要尽情地施展其音乐才华与对方进行角逐。教堂音乐由此在石门坎生存下来。
3、教堂音乐文化在石门坎功过
西方传教士在石门坎办学传教的行为，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渗透的组成部分，究其本质而言，宗教迷信桎梏在苗族同胞思想意识上的精神枷锁并没有解除。但从客观上讲，宗教信仰对石门坎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音乐文化层面来看，既有积极的影响，又存在消极的作用。一方面，传播西方音乐文明，积极推动了石门坎地区音乐文化的普及，培养了一批批知识分子，对于传播当地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成了当地人民的精神鸦片，削弱了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加之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矛盾，导致民族内部的分裂，使苗族的芦笙歌舞、苗族古歌等优秀传统音乐文化遭到空前破坏。
四、石门坎音乐文化的交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苗族音乐文化与教堂音乐文化以其各自的特征在石门坎并存，客观上推动了音乐文化本身的发展，对于人类文明、开发新的生态音乐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一方面，两种音乐文化的并存，促进了民族个性音乐文化在特定地域内的结构张力和容量维度，使得其风格继续各自彰显，形成其特有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个性音乐文化寓于民族共性音乐文化的结构形态中，在有限的结构张力和容量维度范畴之内，两种音乐文化的并存，使其相互交织在一起，个性音乐文化定然相互影响和干扰。同时也凸显出苗族音乐文化急需保护与继承的必要性。
交集，乃数学专用名词，而今用于石门坎地区音乐文化现象解释，试图诠释这一地区百年来苗族音乐文化及其信仰遭受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和现在相互认同和包容的复杂而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其苗族音乐、教堂音乐聚集和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作用、共同发展，形成了石门坎今天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
四、结语
石门坎音乐文化的交集现象，以各自的形态及其特点存在着，如今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这两种音乐文化相互作用，推动着音乐文化的不断发展。本文谈两种音乐文化的交集，不仅有益于我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精髓的的深层解读，同时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荆学民.论信仰价值的结构[J].天津：天津现代科学，1999（5）.
[2] 东晏、朱群慧.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