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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最大压力，来自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的西夏。北邻辽国也趁火打劫，派人索要土地。内部情况也很堵心。揭竿而起的亡命之徒如张海、郭邈，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这些乱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此时范仲淹已经50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本来范仲淹还有些犹豫，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新政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跑官买官的太多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
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
这自然是跑官的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名单递上去。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此外还有“纳粟”。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
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范仲淹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
同时，范仲淹派能干的官員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
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激进的欧阳修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做、二不休，在四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决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摘自《历史的拐点》）
这些乱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此时范仲淹已经50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本来范仲淹还有些犹豫，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新政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跑官买官的太多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
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
这自然是跑官的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名单递上去。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此外还有“纳粟”。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
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范仲淹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
同时，范仲淹派能干的官員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范仲淹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
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激进的欧阳修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做、二不休，在四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决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摘自《历史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