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是一种传统美德，从古至今，受人尊崇。但现在，这一话题已经变得沉重。多年来安徽表彰的230名见义勇为者，牺牲58人，伤残33人，家庭困难的多达125户。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不久前对全国5770名受到省级以上表彰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担忧。有2920名见义勇为先进人物生活困难，占被调查人数的50.6%。且见义勇为先进人物中，农民、工人、打工者居多，占到70%以上。直接后果是因见义勇为致伤、致残，有的甚至牺牲，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生活困境。至今国家并没有制定关于见义勇为的统一的全国性法规，明确见义勇为人员应该享受的权益和保障。也因为此，关于见义勇为的定义，至今也没有明确和统一的表述方式。因为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准确定义，也让见义勇为后的补偿和赔偿变得步履维艰。他们是平民英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9月下旬的一天，从合肥郊区罗集拐向乡村小路，一股稻香扑鼻而来。正是单季稻收割季节，道路两边一片繁忙景象。
　　水泥小道走到尽头，接下来是砂石路，砂石路的尽头就是周汝金的家。这是一栋尚未盖第二层的3间平房，周汝金独自一人坐在门前吃力地掰着刚刚摘下来的棉花，残废后他的右手已经失去功能，动作很慢，很费力。“自己不干，家里的两亩棉花和6亩单季稻就没法收获。”周汝金说，“妻子原本就残疾，全家现在收入全仗着这8亩地，几年前的治疗费还欠了近两万元。”
　　家里极其简陋，3间平房空荡荡的，一家四口窝在里间的一间10平米卧室里，儿子和女儿睡的是双人床。除了债务，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这让周汝金颇感压力。如果不是2007年3月18日那次救人发生意外，周汝金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木匠，房子也早该是二层楼了。
　　在合肥南陵路一间出租房里，68岁的李昌年独自一人守在自己的小卖部里。自拆迁以后，李昌年和老伴一直住在出租房里，依靠这个小店铺为生。一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李昌年的伤依然隐隐作痛。
　　2010年2月26日下午，一伙小偷开着轿车去偷自行车，被李昌年和老伴发现并阻止，小偷发动轿车将夫妻俩一路拖行狂奔数百米，直到轿车撞倒了一辆电瓶车，才停下来，老俩口双双受伤住院。最让老人郁闷的是，事发当日无数人围观，竟然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眼睁睁看着小偷逃掉。直到今日，老俩口的义举仍未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受伤后，听力越来越差！”李昌年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会去管。”
　　几天后，记者抵达位于合肥北二环附近丁东家时，已经是中午11时。还没踏进大门，就听到一阵抽泣。“昨天是丁东去世两周年忌日。”丁东的父亲、63岁的丁玉宝喃喃地说着，眼角开始湿润。客厅里，丁东的妻子胡国松和母亲正在抹眼泪。
　　对丁玉宝来说，两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丁东去世后对全家打击很大，父亲现在是脑干梗塞，母亲身体也很弱，妻子胡国松身体也不是很好，还要照顾孩子，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丁玉宝的退休工资。“生活苦一点我们可以支撑，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将丁东的烈士批复下来，这样对丁东也是一个交代。”丁玉宝老人说，“丁东的申报材料9月初刚刚从区里报到市里。”
　　在合肥五里井社区居委的一栋两层居民楼里，72岁的陈邦栋老人独自一人坐在卧室床上发呆。2001年2月20日自己的那番英雄壮举，在他的记忆里早已模糊不清。老人不断敲打自己的脑袋，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一年，和怎样一个过程。10年前在城隍庙身中数刀仍与歹徒搏斗的英雄，如今已落入如此悲凉境地。
　　“他现在大脑已经开始萎缩，记忆力逐步消退，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陈邦栋的儿子陈道柱一边帮父亲擦脸，一边告诉记者，“头上身上中了十几刀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大脑萎缩不算，还常常大小便失禁，现在整天呆在家里，请了一个阿姨陪护，出去了也认不得回家的路。”
　　在合肥，像周汝金、丁东、陈邦栋、李昌年这样的平民英雄还有很多。救人遇害的徐福芹的家人，以及勇救落水大学生不幸溺亡的苑继臣的家人，这些英雄以及他们的家属有的生活极其艰难，有的连见义勇为都没获得承认。他们应该赢得社会的尊重，获得相关部门的表彰，他们的生活处境应该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