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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即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活生生地毁灭给人看！索福克勒斯是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一生共写过120多部剧本，得过24次奖，现存完整的剧本包括《埃阿斯》、《安提戈涅》等共7部作品。索福克勒斯生活时期适值雅典民主制全盛时期，因此他的剧本反映的也是雅典民主制繁荣时期的思想意识。他拥护民主制度，主张公民平等，以法治邦。他赞扬人的自由意志，赞扬人在同恶运斗争中的坚韧精神。他的宗教观念偏于保守，主张维护传统的宗教观念。
《安提戈涅》创作于公元前441年。故事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海蒙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在疯狂而万念俱灰的状态中，自杀在安提戈涅的尸体旁，克瑞翁的妻子得知儿子已死，也愤而自尽，克瑞翁王因此而陷入绝望的深渊。
——一个家族的亲情全被活生生的毁灭！
剧中的安提戈涅一出场就面临着生死抉择：是遵守人间的国王的命令，还是信守神律？遵守国王命令是生；而信守神律，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为了遵守神律，安提戈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之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天条的神圣地位。
安提戈涅的悲剧性就在于她敢于藐视非法、挑战世俗权威的那种悲壮和惨烈。她留给世人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的悬案 ——
法律是什么？当法律涉及到人的基本权利时，当城邦的律令或统治者的意志与世所公认的“神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人们面对着服从“神律”，还是服从现存的律令的两难选择时，正义站在哪一边？
安提戈涅给出的答案是：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就是天性和公理。她把国王的世俗权力、法令与世所公认的“神律”、“天理”区别开来，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那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对于那些伤天害理的恶法，人民没有必要去服从。
在西方，安提戈涅对城邦法的控诉被称为“安提戈涅之怨”，这种悲剧性的怨恨却成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源头之一。安提戈涅一直被塑造成维护神权，维护自然法，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形象，这也激发了后世许多思想家的哲思。比方说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就在他的著作里深刻地阐述了安提戈涅式的神法高于实在法、对世俗权力加以强有力制约的思想。不少的中国学者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苏力先生也认为：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就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对实在法的挑战，我们中国学者在介绍、引用或概括此剧时，则总是倾向于结论认为自然法高于或应当高于实在法——一个规范性命题。并因此，中国学者一般倾向认为，安提戈涅是道德上、道义上高于克瑞翁的英雄。
希腊国家是在既无内部、又无外部的压力下，完全随同生产力、经济关系自发的发展而形成，每个城邦都是在确定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原始时期的习俗和制度直接转化为人民主权和法治，甚至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共和国。所以城邦通行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神灵的信仰乃至奴隶制度也是在自然的延长线上加以把握。在希腊人看来，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神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所以安提戈涅她敢藐视人间的法令来“以身试法”，因为在安提戈涅看来，死，已经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了，即使他罪恶滔天们只要罪不当死，剥夺其生命就是不正义的，任意侵犯人死后遗体的尊严，也是不正义的，对国王颁布的这样不正义的“恶法”，人们是可以不服从的，因为它的出现就是非法的。
其次，就是后来为西方法学家所论述的公民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公民不服从”，在当时统治者的法令之上放上一个比他更高的神律，也就是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放置了一个第三者，结果是：一个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顾忌的天条。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
再次，法律之内，也应当有天理、人情在，“天理”反映了法律的刚性和岿然不动之稳定性，有它“稳如山”的一面，但缘于人性生灵之故，有刚也应有柔，有山也应有水，“人情”就是执法中“水”一面，法律除具有如山般的刚性之外，应有如同水一般的灵动性和柔软性，克瑞翁王的禁令违反了神律，也就是违反了人们公认的“天理良心”，法律不仅仅只是专政的工具！
安提戈涅誓死了捍卫神圣的人伦!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忆一段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王时的台词，这段台词也时常为诸多法学家所援引：
“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参考文献：
[1]徐忠明：《古希腊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安提戈涅>》，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强世功:《文学中的法律:安提戈涅、窦娥和鲍西娅—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检讨》，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1期。
[3]《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安提戈涅》创作于公元前441年。故事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海蒙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在疯狂而万念俱灰的状态中，自杀在安提戈涅的尸体旁，克瑞翁的妻子得知儿子已死，也愤而自尽，克瑞翁王因此而陷入绝望的深渊。
——一个家族的亲情全被活生生的毁灭！
剧中的安提戈涅一出场就面临着生死抉择：是遵守人间的国王的命令，还是信守神律？遵守国王命令是生；而信守神律，等待着她的将是死亡。为了遵守神律，安提戈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之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天条的神圣地位。
安提戈涅的悲剧性就在于她敢于藐视非法、挑战世俗权威的那种悲壮和惨烈。她留给世人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的悬案 ——
法律是什么？当法律涉及到人的基本权利时，当城邦的律令或统治者的意志与世所公认的“神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人们面对着服从“神律”，还是服从现存的律令的两难选择时，正义站在哪一边？
安提戈涅给出的答案是：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就是天性和公理。她把国王的世俗权力、法令与世所公认的“神律”、“天理”区别开来，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那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对于那些伤天害理的恶法，人民没有必要去服从。
在西方，安提戈涅对城邦法的控诉被称为“安提戈涅之怨”，这种悲剧性的怨恨却成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源头之一。安提戈涅一直被塑造成维护神权，维护自然法，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形象，这也激发了后世许多思想家的哲思。比方说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就在他的著作里深刻地阐述了安提戈涅式的神法高于实在法、对世俗权力加以强有力制约的思想。不少的中国学者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苏力先生也认为：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就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对实在法的挑战，我们中国学者在介绍、引用或概括此剧时，则总是倾向于结论认为自然法高于或应当高于实在法——一个规范性命题。并因此，中国学者一般倾向认为，安提戈涅是道德上、道义上高于克瑞翁的英雄。
希腊国家是在既无内部、又无外部的压力下，完全随同生产力、经济关系自发的发展而形成，每个城邦都是在确定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原始时期的习俗和制度直接转化为人民主权和法治，甚至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共和国。所以城邦通行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神灵的信仰乃至奴隶制度也是在自然的延长线上加以把握。在希腊人看来，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神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所以安提戈涅她敢藐视人间的法令来“以身试法”，因为在安提戈涅看来，死，已经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了，即使他罪恶滔天们只要罪不当死，剥夺其生命就是不正义的，任意侵犯人死后遗体的尊严，也是不正义的，对国王颁布的这样不正义的“恶法”，人们是可以不服从的，因为它的出现就是非法的。
其次，就是后来为西方法学家所论述的公民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公民不服从”，在当时统治者的法令之上放上一个比他更高的神律，也就是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放置了一个第三者，结果是：一个权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顾忌的天条。这就是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
再次，法律之内，也应当有天理、人情在，“天理”反映了法律的刚性和岿然不动之稳定性，有它“稳如山”的一面，但缘于人性生灵之故，有刚也应有柔，有山也应有水，“人情”就是执法中“水”一面，法律除具有如山般的刚性之外，应有如同水一般的灵动性和柔软性，克瑞翁王的禁令违反了神律，也就是违反了人们公认的“天理良心”，法律不仅仅只是专政的工具！
安提戈涅誓死了捍卫神圣的人伦!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忆一段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王时的台词，这段台词也时常为诸多法学家所援引：
“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参考文献：
[1]徐忠明：《古希腊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安提戈涅>》，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强世功:《文学中的法律:安提戈涅、窦娥和鲍西娅—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检讨》，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1期。
[3]《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