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求博还是求精，是普遍困扰爱学习的朋友的一个难题。求“博”可以让人找到兴趣点，通过博览群书，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应求“精”，在求精的过程中，会跨入“真博”的境界。
　　求“精”，意味着要精通。“通”，即完全掌握、全面了解。即使我们的兴趣只是一个极小极小的“点”，也可以通过求“精通”，慢慢扩展知识面，达到“博”所需要的广度。举例而言，我们对一个人物，如林肯很崇敬，想多了解一下他，一个求“精”的人，会阅读林肯的传记、文集，了解林肯的生平、思想，发现黑人问题贯穿其政治生涯，于是会查阅美国宪法、法律，研究联邦最高法院有关黑人问题的判决，阅读《为奴十二年》、《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文学作品，以求精通林肯所面对的棘手问题；还会想知道林肯所处的历史环境，于是去了解19世纪的美国史并和当时的中国做比较；或许，阅读林肯传记时，发现他住过的州有好几个、经历的选举也很多，就进一步去了解美国的人文地理、西进运动和政治制度，以这种求精的态度去“摸透”一个人物的点点滴滴、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就像在知识的织布机上不断加上一根根经线、纬线，久而久之，最后将织成一匹绵延不绝、宽广无边的博学之布，我们不仅会对林肯很“精通”，而且也会对美国问题、中美关系、西方文化有广博的认识。可以说，“精”可达“博”。
　　求“精”，意味着要精确。要得到精确的知识，至少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在知识来源上，应该追根溯源，追溯到原文而不是别人引用的资料，尽可能看第一手资料，多看用当时当地的语言书写的文献。譬如研究林肯，就直接查阅英文文献，研究孔子，就更多地利用先秦文献，而不以现代出版的《论语》译注、白话本《论语》为主。
　　其次，在文献种类上，应该看各种类型作者的著作，研究法国大革命，就不能只读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也要看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茨威格的《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等等，通过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不同视角观察大革命。
　　再次，对于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著作，也应兼收并蓄，除了看定性研究的著作，也看看定量分析的著作，除了采用普通方法的著作，还看看采用不常见的研究方法的著作，譬如《葛底斯堡演说》，有人用宪法学的方法研究其每句话并形成了专著，如果要对美国宪政有精确了解，这本书就不容错过。
　　按照这样的要求，才可以求得“精确”，让我们不被无意的误解、片面的看法、流行的观点、虚假的描述所牵制、迷惑，而且可以丰富我们看问题的工具、角度、方法，让我们“渊博”起来，并且这种渊博不是错误、粗疏、模糊的，而是建立在事实、真实之上的，是细密、确切、扎实的。所以说，“精”可实“博”。
　　求“精”，意味着要精深。精深，就是不停留在对知识的浅层次了解，不自得于“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不止步于知道几个术语、几句名言、几条定理，而是要对知识有理论化、系统化的掌握，要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知“实然”又知“应然”，知道哪些方面已经研究得题无剩义，哪些方面还有待研究，对已有知识力争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且通过探究、思考努力有一定的创见、发明，增加现有的知识总量。
　　求“精深”，可以让我们的知识不是表面的、肤浅的，而是深入的、厚重的，让我们不是“门门懂、样样松”的“渊博”，不是“两脚书橱”似的“渊博”，而是能“推陈出新”的“渊博”，从而增加“博”的总体高度和深度。因此说，“精”可厚“博”。
　　总而言之，真正的渊博应该是对很多知识有全面、准确、深刻的了解，这种“真博”唯有求“精”才能实现。学应求“精”，让我们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泛泛而读或学而不思，在学习时求精通、求精确、求精深，如果这样，真正的渊博将不期而至、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