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70周年。这是中国历史大事件，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其中，五口通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是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开端。
　　所谓五口通商，就是清政府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
　　在五口通商之前，中国并不是闭关锁国，与外部世界不来往。中国很早就知道世界，中外之间交流一直很兴盛，在东南沿海实行着自发的自由贸易体制。
　　中国具有庞大的内陆腹地市场，自古以来从不惧怕外来经济冲击。遥望唐宋，不论沿海，还是内陆，都有远近不同的外国人。到了明末，外国人在中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没有谁觉得这些外国人心怀不轨，谋我大明。西洋人经过几十年汉语训练，早已有能力像“驴友”一样离开澳门后方基地，深入内地偏远地方。
　　外国人走乡串户从事贸易确实有问题，怎样规范外国人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确实值得思考。明末严厉打击贸易走私特别是武装走私，过去说的“倭寇”，其实就是一群利用价差赚取利润的走私者。
　　为对付走私，清政府1685年开放海禁，在广东设立粤海关以及相关联的“十三行”。
　　十三行制度创设目的是要规范外贸体制。根据规定，来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在广州并不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因为清政府只在那里开放春秋两季对外贸易交流会。在交流会期间，外国商人住在十三行。非交易季节，外国商人必须离开广州，住到澳门。
　　十三行承担着政府与商人之间联系沟通的桥梁，是后来买办的祖宗。他们不像后来的买办只为外国私人服务，十三行交涉员承担着政府功能，是政府的买办。
　　自由贸易的原则是合法基础上的公平贸易、公开贸易和透明交易，然由于清政府将对外贸易限定在一口，指定由十三行承担中介，由此必然衍生垄断和黑幕交易，形成了一个内外通吃的特殊阶层。
　　那时的粤海关由中国人自主管理，朝廷规定的海关税则只是象征性的，平均不过百分之四，因为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并不依赖进出口这一块。朝廷的轻税薄赋并没有使中外交易者获利，更没有起到鼓励扩大进出口的作用。相反，十三行垄断经营，以及依附在他们周边那个庞大的群体，甚至还有广东本地各级官员，擅自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半公开，或隐秘征收各种陋规杂税。据说，很多时候，在正税之外要增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费用。
　　按清政府规定，所有税则、收费、加捐，都必须公开，但是那时没有体制外监督，没有硬性约束，所有规定均成具文。所有参与收费、收税、加捐的官员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自觉地不让这些“潜规则”曝光，让政府吃点亏，让外商获得一些补偿。
　　非规则的贸易让外商很不耐烦，每一次纳税都必须经过一次讲价式交涉，这对西方文明背景的商人肯定不太适应。怎样改革早就议论纷纷，但一直没有机会解决。马戛尔尼1893年使华就有这方面考虑，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成。
　　十三行陋规陋习泛滥成灾，在中国人看来或许是因为体制，因为文化，西方人看来，就是垄断，缺少竞争。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很简单，只要将广东一口通商垄断格局打破，在数口通商竞争条件下，相信不论是十三行还是二十六行，大家只能拼服务。
　　基于这种分析，英国人在与中国人进行谈判时，始终紧扣自由贸易原则，始终要求合法贸易、透明贸易，《南京条约》及其相关规定将一口扩大为五口，其主要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对清政府来说，广东一口通商衍生的吏治腐败等问题早就心烦意乱，期待解决。如能通过扩大通商口岸解决这些问题，清政府当然乐观其成。所以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对英国五口通商建议并不反对，只认为在哪儿通商还可以商量。
　　扩大通商对中英都有好处，双方很快达成妥协。然，五口通商既然有助于吏治澄清，有助于贸易规则，那么必然有人因此而落寞而伤心。体制、规则的改变，总会让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受损。
　　五口通商打破了广东对中外贸易的垄断，数百年从中外贸易交往中获取好处的广东人最反感。广东但凡与贸易事务有点关联的官员，还有那些居间两边通吃的官家买办，几乎都因五口通商而不满。他们先前的意外财源都因一口变五口而大幅减少。
　　原先集中在广州一口，中外商人无从选择，额外加收点费用，对中外商人来说只要能办成事，也只能忍声吞气。现在不一样了，五口通商自然分流一部分货源到江浙地区，使广东垄断地位下降。还有一些商人实在不愿继续忍受广东人的窝囊气而转场其他口岸。
　　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摧毁了十三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广东人觉得自己最吃亏，成了利益受损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