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1年8月2日，在浙江嘉兴南湖，一只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的小船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领导机构。建立了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设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他们分别是陈独秀、李达、张国焘。
革命舵手陈独秀
吴珏
1921年7月底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一只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的小船，成了后来拥有七千八百万党员的中共—大的新会场。
一大召开时，正在广东省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没有出席，但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他却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成了中共的第一任舵手。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果真如此吗?
历史是一位诚实的老人，它自有公论。“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的当选，无疑得益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和威望。
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艨胧里提醒觉悟起来。”
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认为他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就被认为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他一生用过无数的名字，而以陈独秀传世，有人讥讽他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他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文，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
他一生四次留学和逃亡。19岁考入杭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法文和造船。他虽然从未真正造过船，但他的的确确成了一名舵手，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大风大浪。
因有反对满清朝廷的言论而被追捕，他逃往南京，结识了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从此，陈独秀就开始了他“做学问一搞革命—逃亡(或坐牢)”的学者兼革命家的生涯。他22岁时去日本留学，半年后回国组织反清宣传；不久又遭通缉，于是再度逃亡日本。
1903年5月，24岁的陈独秀和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清政府派驻日本的学监姚文夫家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的辫子，他因此被遣返回国。
陈独秀先在上海与章士钊、张继等创办《国民日报》，后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参加了蔡元培等领导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他还曾参与密谋暗杀清政府官员。
1905年，他在主编《安徽俗话报》的同时，还在芜湖的安徽公学教国文，与同校的体育教员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半军事秘密团体“岳王会”，并任总会长。1906年，他第三次去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908年回国。同年11月，岳王会在安庆策动新军起义，失败后瓦解。陈独秀逃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堂任国文和史地教员。辛亥革命爆发时，陆军小学堂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
此时的陈独秀已成为当地叱诧风云的人物。民国初期的两任安徽都督均聘任他为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7月，陈独秀协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参加国民党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兵败被捕，后经保释出狱。1914年初，陈独秀第四次去了日本，在东京协助章士钊主编《甲寅》月刊，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当他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紧接着自己又写了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他甚至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革命时代。
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胡适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
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于是，38岁的陈独秀与26岁的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及30岁的北大文科教授钱玄同，被当时知识界的进步人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圣”。
《新青年》则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在陈独秀的启发下，中国先进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他们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曾坦言，陈独秀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一。1918年秋，当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就认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影响了年轻的毛泽东。事隔二十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向斯诺回忆说，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受其影响的当然不止毛泽东一个人。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陈独秀也成为了一代青年的楷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带了个俄籍华人杨明斋作为助手和翻译。他们了解到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知道陈独秀实际上是这个运动的领袖，于是就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差不多一见如故，两人多次交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作为发起组的书记，陈独秀积极地进行着建党的筹备工作。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陈独秀因在广东政务缠身，请假未获批准而不能动身，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但他很关心建党的事。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日民权主义指导，三日纪纲，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种种事实表明，陈独秀已经作为主要领导人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和影响。陈独秀在宣传马列主义，为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导地位，在当时无人能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当然非他莫属!
曾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着重要作用的张国焘向来居功自傲，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对陈独秀，他在回忆中说：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李达
吴钰 冯晓薇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几乎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
1920年8月，一位湖南口音的男子刚从日本回来，便前往上海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不想竟被主人挽留住下了。这个人就是李达。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毛泽东称之为鹤鸣兄，1890年出生在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产生过名人的贫瘠之地。和大多数儿童一样，李达的启蒙教育是典型的传统教育，从7岁到12岁，李达是在私塾中度过的，学的是四书五经。
1917年，李达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第一师范学习理科。留京生涯，却给他带来了理想的幻灭。日本产业工人的悲惨遭遇，使他意识到，实业并不能救民于水火。
理想破灭了，新的出路又找不到，失望和迷惑困扰着李达。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苦闷中的李达很大的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认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達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他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
以笔代戈
五四运动的风暴，点燃了这位马克思主义信徒心中的圣火。尽管身在东瀛，但他没有置身事外。虽然不能亲自去冲锋陷阵，但他却首次以一位非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身份，以笔代戈，说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为了适应中国国内广大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他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呕心沥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本专著。这三部书在当时影响很大，逐渐地，李达也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
难怪，才第一次见面，陈独秀就将他紧紧抓住不肯让他走。因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筹建阶段，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刚刚建立，迫切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了解的人。
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11月7日，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
就在六平方米的斗室里，在北洋军阔的刺刀下，在资金人数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李达以杰出的才干和惊人的勇气，承担了撰稿、审稿、校对到发行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该刊在社会广为流传。
毛泽东对其所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的评价是四个字：“旗帜鲜明”。李达也因此声名鹊起。第—任宣传主任
1920年底，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从1921年-2月到7月，李达担任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负责党的：k的筹备工作。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进行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给参会代表的邀请信及汇款由“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也由李达负责。
李达学者气很重，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说话一言不和，往往怒不可遏，睁大眼睛注视对方，坚硬得像钢铁。这些并不利于他得到其他代表的拥护而进入中央局。但李达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明显地超过了其他代表。
在一大上，党纲虽然还是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正因为如此，选举临时对中央领导机构时，李达被选进了中央局，而以他声名远扬的宣传才华，出任宣传主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1924年，李达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发出了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铁齿铜牙张国焘
吴珏 少华
中国共产党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未出席，直到临开会时才决定由张国焘主持。
为什么推举张国焘而不是其他人?他的妻子杨子烈这样回忆道：
“当年这位不满24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公认的一位发奋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与当时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杨子烈的话有一点夸张，但基本符合事实。
张国焘原本是江西萍乡县一个乡绅地主家的少爷。九岁入读私塾，两年后，进了距家近百里的县立小学读书。在这里，他不但懂得了“圣人不仅出自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也对拿破仑、华盛顿等人物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崇拜。
1915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在这里，他逐渐成为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并练了一张“铁嘴”，这为他以后在一大时发挥突出作用奠定了基础。
“五四期间”的学生领袖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1919年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
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16个小时。”
活跃在一大的萍乡少爷
一大前夕，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于6月间先行一步来到上海，协助李达筹备会务。在上海，张国焘曾经练就的口才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1921年7月23日傍晚，一些教授、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陆续走进李公馆，他们围坐在餐厅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四周，神情肃穆地等待开会。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谁来担任大会主席呢?李达是东道主，按理由李达主持，但李达很谦虚，说：“还是在外地代表中推荐吧。”
“既然大家客气，我就先代一次会议主持吧。”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在一大上，张国焘的活跃与毛泽东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24日的发言，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而与沉默寡言、老成持重的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不仅能说会道，而且组织能力突出；更重要的是他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明确的观点。
最终，在党的一大选举中央局时，张国焘顺理成章地被选为三人中央局成员之一。(综合《开天辟地(1921-1935)》、《张国焘的这一生》等)
革命舵手陈独秀
吴珏
1921年7月底8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一只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的小船，成了后来拥有七千八百万党员的中共—大的新会场。
一大召开时，正在广东省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没有出席，但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他却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成了中共的第一任舵手。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果真如此吗?
历史是一位诚实的老人，它自有公论。“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的当选，无疑得益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和威望。
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艨胧里提醒觉悟起来。”
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认为他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导作用。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就被认为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他一生用过无数的名字，而以陈独秀传世，有人讥讽他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他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文，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
他一生四次留学和逃亡。19岁考入杭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法文和造船。他虽然从未真正造过船，但他的的确确成了一名舵手，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大风大浪。
因有反对满清朝廷的言论而被追捕，他逃往南京，结识了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学习的章士钊等人。从此，陈独秀就开始了他“做学问一搞革命—逃亡(或坐牢)”的学者兼革命家的生涯。他22岁时去日本留学，半年后回国组织反清宣传；不久又遭通缉，于是再度逃亡日本。
1903年5月，24岁的陈独秀和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清政府派驻日本的学监姚文夫家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掉了姚的辫子，他因此被遣返回国。
陈独秀先在上海与章士钊、张继等创办《国民日报》，后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参加了蔡元培等领导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他还曾参与密谋暗杀清政府官员。
1905年，他在主编《安徽俗话报》的同时，还在芜湖的安徽公学教国文，与同校的体育教员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半军事秘密团体“岳王会”，并任总会长。1906年，他第三次去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908年回国。同年11月，岳王会在安庆策动新军起义，失败后瓦解。陈独秀逃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堂任国文和史地教员。辛亥革命爆发时，陆军小学堂成为浙江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
此时的陈独秀已成为当地叱诧风云的人物。民国初期的两任安徽都督均聘任他为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7月，陈独秀协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参加国民党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兵败被捕，后经保释出狱。1914年初，陈独秀第四次去了日本，在东京协助章士钊主编《甲寅》月刊，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当他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紧接着自己又写了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他甚至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革命时代。
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胡适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
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于是，38岁的陈独秀与26岁的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及30岁的北大文科教授钱玄同，被当时知识界的进步人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圣”。
《新青年》则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在陈独秀的启发下，中国先进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他们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曾坦言，陈独秀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一。1918年秋，当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就认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影响了年轻的毛泽东。事隔二十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向斯诺回忆说，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受其影响的当然不止毛泽东一个人。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陈独秀也成为了一代青年的楷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带了个俄籍华人杨明斋作为助手和翻译。他们了解到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知道陈独秀实际上是这个运动的领袖，于是就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差不多一见如故，两人多次交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作为发起组的书记，陈独秀积极地进行着建党的筹备工作。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陈独秀因在广东政务缠身，请假未获批准而不能动身，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但他很关心建党的事。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日民权主义指导，三日纪纲，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种种事实表明，陈独秀已经作为主要领导人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和影响。陈独秀在宣传马列主义，为党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实际上所处的领导地位，在当时无人能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当然非他莫属!
曾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着重要作用的张国焘向来居功自傲，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对陈独秀，他在回忆中说：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李达
吴钰 冯晓薇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几乎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
1920年8月，一位湖南口音的男子刚从日本回来，便前往上海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不想竟被主人挽留住下了。这个人就是李达。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毛泽东称之为鹤鸣兄，1890年出生在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产生过名人的贫瘠之地。和大多数儿童一样，李达的启蒙教育是典型的传统教育，从7岁到12岁，李达是在私塾中度过的，学的是四书五经。
1917年，李达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第一师范学习理科。留京生涯，却给他带来了理想的幻灭。日本产业工人的悲惨遭遇，使他意识到，实业并不能救民于水火。
理想破灭了，新的出路又找不到，失望和迷惑困扰着李达。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苦闷中的李达很大的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认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達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他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
以笔代戈
五四运动的风暴，点燃了这位马克思主义信徒心中的圣火。尽管身在东瀛，但他没有置身事外。虽然不能亲自去冲锋陷阵，但他却首次以一位非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的身份，以笔代戈，说出了当时大多数人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为了适应中国国内广大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他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呕心沥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本专著。这三部书在当时影响很大，逐渐地，李达也成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
难怪，才第一次见面，陈独秀就将他紧紧抓住不肯让他走。因为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筹建阶段，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刚刚建立，迫切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了解的人。
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11月7日，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
就在六平方米的斗室里，在北洋军阔的刺刀下，在资金人数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李达以杰出的才干和惊人的勇气，承担了撰稿、审稿、校对到发行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该刊在社会广为流传。
毛泽东对其所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的评价是四个字：“旗帜鲜明”。李达也因此声名鹊起。第—任宣传主任
1920年底，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从1921年-2月到7月，李达担任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负责党的：k的筹备工作。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进行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给参会代表的邀请信及汇款由“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也由李达负责。
李达学者气很重，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说话一言不和，往往怒不可遏，睁大眼睛注视对方，坚硬得像钢铁。这些并不利于他得到其他代表的拥护而进入中央局。但李达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明显地超过了其他代表。
在一大上，党纲虽然还是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正因为如此，选举临时对中央领导机构时，李达被选进了中央局，而以他声名远扬的宣传才华，出任宣传主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1924年，李达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发出了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铁齿铜牙张国焘
吴珏 少华
中国共产党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未出席，直到临开会时才决定由张国焘主持。
为什么推举张国焘而不是其他人?他的妻子杨子烈这样回忆道：
“当年这位不满24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公认的一位发奋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与当时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杨子烈的话有一点夸张，但基本符合事实。
张国焘原本是江西萍乡县一个乡绅地主家的少爷。九岁入读私塾，两年后，进了距家近百里的县立小学读书。在这里，他不但懂得了“圣人不仅出自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也对拿破仑、华盛顿等人物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崇拜。
1915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在这里，他逐渐成为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并练了一张“铁嘴”，这为他以后在一大时发挥突出作用奠定了基础。
“五四期间”的学生领袖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1919年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
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16个小时。”
活跃在一大的萍乡少爷
一大前夕，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于6月间先行一步来到上海，协助李达筹备会务。在上海，张国焘曾经练就的口才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1921年7月23日傍晚，一些教授、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陆续走进李公馆，他们围坐在餐厅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四周，神情肃穆地等待开会。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谁来担任大会主席呢?李达是东道主，按理由李达主持，但李达很谦虚，说：“还是在外地代表中推荐吧。”
“既然大家客气，我就先代一次会议主持吧。”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在一大上，张国焘的活跃与毛泽东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24日的发言，介绍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而与沉默寡言、老成持重的毛泽东相比，张国焘不仅能说会道，而且组织能力突出；更重要的是他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明确的观点。
最终，在党的一大选举中央局时，张国焘顺理成章地被选为三人中央局成员之一。(综合《开天辟地(1921-1935)》、《张国焘的这一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