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劣币驱逐良币”隐含着自利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等概念和逻辑，公共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劣币效应”的事实。组织和社会只有去劣币化，变“劣币驱逐良币”为“良币驱逐劣币”，整个社会才能健康和谐地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　格雷欣法则　去劣币化
　　
　　“劣币”为何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归纳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人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发现，故称之为“格雷欣法则”。
　　为什么“劣币”会驱逐“良币”呢?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隐含着以下几方面的概念和逻辑：
　　第一，自利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追逐是个人和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和倾向，也基本上就没有市场交易和财富的增加。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自利性的存在，就意味着“良币”的永远流通，同时也就无所谓“劣币”和“良币”的区分。
　　第二，信息不对称。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向对方说谎，欺骗对方，因而“劣币”便有条件充当“良币”在市面上流通。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第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本能地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一旦存在实现利润和利益机会，就会出现追逐的动机和行为。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自私且不惜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劣币去流通、良币被收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第四，逆向选择。如果顾客难以辨别货币的实值能力，劣币就会冒充良币，劣质产品就会冒充优质产品。久而久之，劣币就会正式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进行市场交易，良币标准反而被淡忘或者当作超高标准而被放弃使用，这种现象称为“逆向选择”。逆向选择表明在无法识别潜在的条件秉赋时，越是劣质的越容易成为可能的一般标准，从而导致劣者驱逐优者，好人总是吃亏。
　　第五，败德行为。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其他隐蔽的方法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从而降低了整个组织的整体效率。同时，不对称关系弱化了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导致监督困难，从而加大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最终，对品性不良者选择败德行为形成激励。现实公共生活中的劣币效应
　　由于劣币驱逐了良币，一般等价物的正确标准反而被劣币所取代，于是乎“不正常的正常，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了”——请客送礼正常，不请客、不送礼反而不正常；开会迟到早退正常，不迟到、不早退反而不正常……让人担心的是，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潜规则大行其道，从而导致社会底线失守，职业操守和基本道德规范沦丧，法律几乎变成了惩治犯罪的话语工具和象征符号。或许，由货币而及生活的平行推演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多少可以说明公共生活中所存在“劣币效应”的事实。
　　2007年9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尹冬华博士的《如此看守所，怎能与法治社会合拍?》。文章讲述了作者回老家探监遇到的事：先去看守所的“专卖”商店办理所谓的“登记”手续——50元探监费，后用200块钱买一条相思鸟牌香烟(低档香烟，一条仅值25块钱)送给他二叔(其实，到他二叔手里可能只有一两包)。而在这事发生的前一年，笔者也曾遭遇过相类似的一幕。可以想见，这种看守所腐败已经“决非个别”，网友对“躲猫猫事件”的披露正好印证了“狱政黑箱”。
　　与此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量增加、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改变着地球生态。在许多地方，春夏秋冬四季不再那么明显了。正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带给我们的启示。在笔者没有卡通片的青少年时代，猫是抓老鼠、吃老鼠的，老鼠还是“阶级敌人”，可现在“猫和老鼠一家亲”了，猫甚至主动地为老鼠提供食物。到头来，猫的“职能”发生了转变，由对老鼠专政的工具变成了可供玩乐的宠物，抹杀了阶级、阶层、身份的区隔，以至于“猫和老鼠的关系标准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们都难以评判了。
　　我们知道，缺少对猫的选择性激励和惩治，好猫也会变成懒猫、劣猫的，因而猫的道德风险和老鼠的败德行为一同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老鼠对猫的“能动”作用。老鼠利用自己觅到的上等食物作为贡品对猫行贿，或者母老鼠利用自己的长相摇尾乞怜色诱公猫，于是作为“动物警察”的猫经受不住“动物土匪”老鼠的诱惑，变得“警匪一家”了。无疑，整天嘴馋的老鼠深谙关系学的道理——“办事都得凭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有了关系没关系，找到关系托关系，托到关系拉关系，拉到关系卖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于是，动物界的群体性腐败不动声色地铺张开来了。
　　可是，已经腐败透顶的猫还是要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作为动物警察的大话、假话、官话、空话、套话必然流行。他在给主子汇报工作时已经非常习惯地采用加减乘除的代数原理，即“总结问题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汇报成绩用乘法，谈到问题用除法”。可见，“猫和老鼠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的常识判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信息系统的高度失真，于是政绩出数字、数字出政绩的官场“注水文化”盛行。
　　难怪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他认为，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当然，这种被孙先生称之为“社会溃败”的社会劣币化趋势及其后果是我们根本不愿意看到的。
　　
　　推进中国社会的去劣币化进程
　　
　　要克服公共生活的劣币效应，防止社会劣币化进程的加快，笔者认为，需要从宏观层面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必备的基本素养。一个缺乏公民素养的国度肯定不能建构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感。公民观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而主要应该落实到社会实践和国民行动上。2005年笔者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在中环碰到一个香 港中学生要笔者给她填写调查问卷，主题涉及的是公民素质和公园管理。后来想想，这不正是一种很好地的公民教育形式吗?
　　第二，建构公正制度。对自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是需要制度规范的，道德教育往往是一种“软约束”，而公共政策、法律和法治才是社会走向良序公共治理的“硬通货”。弥补和堵住体制漏洞，建立无缝隙的社会规制，要让机会主义者无隙可钻。同时，采纳“选择性激励”的办法，让守规矩者得以尝到遵守制度的甜头和好处，让不守规矩者付出高昂的机会主义成本。“三鹿奶粉”事件表面上看是一个企业的操守问题，可实际上是一个行业的“劣币化”问题，行业标准溃败、食品免检制度、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因素促成了中国食品政治的危机。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评估体系、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才能够让社会处处体现公正，让公民处处感受放心和幸福。
　　第三，强化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我们知道，政府的偏好行政和随意行政会增加政府的不可治理性，政府的信用缺失和信用贫困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滥用与信用危机。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只会不断腐蚀政府肌体，财富的特权积聚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只会加速社会的不平等，掺水数字、吃牛拍马等虚假官宦作风只会极大地损害政府形象。因此，政府需要不断规范行政行为，坚持依法行政，要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政府重大决策的形成和执行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察民情、听民意、聚民智，尊重客观规律，提高决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政府要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增加政治透明度，保障公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民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第四，加强社会监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是克服各种“信息不对称”的媒介基础，同时又是开展公共监督的社会公器。如今，网络媒体的民间监督力量已经不可小视，“天价烟”局长、“躲猫猫”狱政、“周老虎”事件……无一不体现网络监督的草根性、扩散性和影响性。假以时日，纵然再大、再厚乃至于用各种绝缘材料组装的“纸”恐怕也是难以包住“火”的!当然，突破媒体管制和司法管理的一些边界基础和约束条件，会更加降低社会的监管成本，从而让社会的劣币效应无处栖身。(作者为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暨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