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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常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坐过牢的人仍然会被贴上各种标签。他们要想摆脱过去，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都要经历一个备受煎熬、甚至还需要点“幸运”的过程。如果他们不能够顺利重返社会，再犯罪几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二次选择。
近年来，官方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加大了出监教育力度，并且建立了众多的安置帮教机构，甚至一些民间力量也加入进来，调动多方力量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但仍然存在帮教机构数量不足、政策执行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如何让他们的心理、生理和生活、工作都全方位地重返社会，这是一个拷问全社会的话题。
张强：“浪子”回头路
他不介意自己曾经是一个反面教材，并乐于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告诉别人。在记者采访结束前，张强要求，他不需要化名。他就想让所有人知道，他叫张强，一个迷途知返的人
坐在记者对面的张强，穿着干净整洁的灰蓝色衬衣，戴着一副斯文秀气的细框眼睛，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虽然留着光头，打眼过去给人的感觉却还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让人难以想象，眼前这个个头不到175cm、体型瘦瘦的年轻人，曾是一个“混世魔王”。
今年28岁的张强，自11岁开始做混混，最多的时候带过几十个小弟。在快满18周岁的时候，张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入狱后，张强因在监区表现积极，成为监狱领导口中那个“几十年不遇减刑最多的人”。
2013年9月14日，张强出狱。如今，回归社会将近两年的他，过着他从不敢想象和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出狱后，我利用在监区学习过的摄影技术，借助一些人的帮助，开始干摄像，并自学剪辑、编导等技术，为自己成立公司筹划着。”张强告诉《方圆》记者，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周，他已在工商局注册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
周围的人都说，张强“浪子回头”了。他说，出狱后走到今天，内心煎熬过、彷徨过，甚至差点回到曾经那个打打杀杀的圈子。庆幸的是，最终，他选择了全新的另一种生活。
开赌场、收保护费的古惑仔
张强出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农村家庭，母亲在一家首饰厂工作，父亲做过货车司机，后来改开出租。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张强自幼在姥姥家长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自此以后，性格内向的他也开始了长时间的叛逆。父母各自成立家庭后，变得更没有人能管住他了。
“从五年级开始，我周围就有一帮小兄弟，到哪儿都没人敢欺负。”张强说，父母离异后觉得亏欠他，便在物质上进行补偿，手里有钱，更让他可以在一帮小兄弟面前有“威严”。他说，受《古惑仔》电影的影响，从那时起他就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无理不动手。电影中陈浩南一角是模仿的对象，甚至在16岁生日那天文上了与陈浩南相同的文身。“即便不会无缘无故动手，每周也会打两三次架，很少会输，因为我打架的特点是‘不是我倒下就是对方倒下’。”
2004年，张强技校毕业。毕业后，他也曾想找份工作踏实生活，但最终发现，与兄弟们在一起的江湖才让他感觉自在。起初，他跟着一个叫华子的黑社会大哥混日子，然而不久华子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入狱。
失去了“大树”依靠后的两个月，当时仅16岁半的张强过得很艰难。在身上没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想办法在社会上找饭吃。张强说，开始是帮道上的其他大哥们“码人”（召集人马打群架）赚钱。“如果动起手来了，每人能拿300到500元钱；如果没有动手，则每人‘出场费’100到200元钱，人多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动手的，双方就比个架势抢赚钱的门路而已。”
为了赚钱，张强还开始接手华子被抓之前的“工作”——“向朝阳区某个线路的小公共汽车收保护费”。张强告诉《方圆》记者，那条线路的公共汽车是私人承包的，实际上也是一批社会青年赚钱的门路，司机和售票员都是一些小混混。
“除了华子，还有位有名号的大哥一直罩着我，那些司机畏惧大哥，大都乖乖给钱，不老实的就会被打、被砸车。”张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条线路有三百七十多辆车，靠收保护费每天至少可以收入3000元钱。
为了赚更多钱，张强跟着那位有名号的大哥开赌场、在牌区放账，“一万块钱一天的利息是五百元”。“这活收入高，但风险也大，不仅要防警察，还要防‘黑吃黑’。”张强向记者讲述开赌场的门道。为了防警察，赌场地点都很偏远，而且一个地方最多只能开五天，一个月最多只能开两次，赌客都是由他們车接车送。张强跟他的手下兄弟负责安保，弟兄的工资是每人每天一千块，张强每天能分到两万左右。
“赌场开了两个月，被警察抄了一次。”张强回忆，那次他从六楼跳下，落在了自行车棚上，摔断了一条腿后，从野地里逃走。那次事件让他们损失了七十多万，七个人被警察抓获。“这些人会按照事先约定把责任都担下来，外面的人就会直接把钱打到他们家人的账户上，这是行规。”
监狱里的“励志”典型
过了两年“除了‘黄、赌、毒’什么都跟着玩儿过”的日子，张强的人生命运在2005年6月13日进行了一次大的改写。那天，他带了三十多个人到北京市区要账。然而要账未果，让他很不爽。回通州根据地的路上，他接到了一个开烧烤店的哥们打来的电话，厨师喝多了闹事，让他过去把人带走。
张强事后想想，或许一切都是命运。当时，他跟同行的朋友进去与挥舞着菜刀的厨师“理论”，在争执中，他被厨师推倒后脑勺撞出了血，也因此被激怒，随手拿起了旁边的啤酒瓶向厨师挥去。
扎完人的张强还以为“只要人没死，就不会有大事”，谁知第二天上午，从朋友那得知，厨师死了。在听了朋友分析自首和逃跑的后果后，他决定去自首。但自首前，他要先回家看望下疼爱自己的姥姥。“在路上我被警察跟踪了，没来得及自首。”
那年，张强还不满18周岁，他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监狱生活是另一种江湖。“混”了多年，张强懂得监狱里的生存法则：要么足够强硬，让人望而生畏；要么做个小绵羊，夹缝中生存。他选择了后者，是在见到父亲后。 张强说，父亲第一次去看他，是在进监区的第11个月后，近一年没见的父亲竟然头发全白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理解了一个做父亲的不容易，决定改过自新。不再跟犯人打架，能忍的事情都会忍下来。从来都是挥舞着拳头跟别人对抗的张强，在监区也曾尝到被揍的滋味。
“每次干活都第一个完成，每天睡两个小时，白天干活，晚上写稿子，给监狱的内部报纸投稿。”张强描述在监狱的生活。2007年4月，因为写的稿件经常被内部刊物录用，在报纸编辑部的一名服刑人员被释放后，张强被安排做报纸编辑和排版的工作。
2008年1月，张强做了八个月的编辑后，又赶上音像组服刑人员被释放，他转而被调去负责摄像、剪辑和灯光的工作，一直做到2013年9月14日被释放。之前没有接触过摄像，而剪辑软件又是英文的，需要一个钮一个钮去试他们的功能。张强说，“那时候，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都在监区规定的办公室琢磨剪辑和摄像，摸索了三年才能够独立使用”。
张强在监狱的表现带着“励志”色彩，获奖不少，常常被树为典型。2013年，在监狱每年的文艺汇演中，他根据自己人生经历的体会和感悟编排的《鼓动新生》节目，取得了文艺汇演一等奖。这个节目用鼓来演绎一名少年从桀骜不驯到失足挣扎，再到感悟改造的心路历程，七个人持续一个半月每天在晚上练习到夜里三点左右，从完全不懂音乐到听懂鼓点，所有的动作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中间克服了多少困难，外人难以想象。
监狱领导评价张强说：“他是判14年的人中被减刑最多的。”张强减刑之后，实际服刑了8年零3个月后被释放。
被过去“绑架”的新生
2013年9月14日，是张强踏出监狱走向社会的日子。那天，他回到家中，与家人吃团圆饭。或许是不再年轻，他不再有叛逆之心，接纳了父母各自家庭的另一半及他们的子女。亲情回来了，但他觉得，有好多东西离他远了。
比起8年多前，北京城变得看上去更大更热闹了。进监狱之前，北京的地铁线路没现在多，那时候也坐过地铁，但出狱后再进地铁站，竟不知道如何使用一卡通。他很聪明，站在进站口和出站口看、别人怎么使用，自己跟着做。“进站倒很顺利，刷一下，出站时，由于走在我前面的乘客使用的是地铁一次性票，只需要将卡插进去即可，结果我也跟着把一卡通塞进了投票口里，却不见卡吐出来。”张强觉得，那时候很尴尬，红着脸跑去找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帮忙，却最终也没能从投票口中找回自己的一卡通。
不一样的还有更新换代太快的各种电子产品，比如智能手机。手机对张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父母对自己的亏欠，对自己的一些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刚上初中我就有手机，而且都是最新款，仅初二一个学年，我换了三个手机。”出狱后没多久，张强便买了新款的苹果5手机，掌握了所有用法，也迷上了玩微信。
或许是个人悟性的原因，回到社会的张强没有太多生活上的不适应。“也会遇到受歧视的时候，不过我心理素质好，不在意。”张强告诉《方圆》记者，有一次，一个曾经要好的同学说“我妈不让我跟你来往，怕被你带坏”。这样的情况碰到得很多，可以理解。
出监后，张强意识到，他最大的问题是未来怎么走。为了不让家人继续操心，他想找份工作踏实生活。记者了解到，张强还在监狱的时候，监狱召开的招聘会上，他曾同六家传媒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书，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都没有选择。出狱后，社工组织也曾帮他联系了工作单位，但他的父亲不愿意他离家太远，他便拒绝了。
他尝试过自己找工作。“当时就想赚钱，从网上看招聘信息，冲着高工资报名应聘。”张强称，他曾去应聘过两份操盘手工作和一份理财经理的工作。报名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公司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足够强，没有吃不了的苦，“我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撞了南墙就撞倒了翻过去”，他坚信这一点会让他赢得一些分数。
面试时，他都会向用人单位承诺“给我两个月时间学习，两个月不要工资，两个月后如果公司觉得不能用他就自己离开”。虽然没有任何的相关工作经验，但幸运的是，三家公司听了这样的承诺，都当场表示愿意录用他。
“出于坦诚考虑，我最终不愿意隐瞒自己的经历，也希望公司能够以诚相待，在面试结束后会主动向公司谈自己坐过牢的事实。”结果都让张强失望，坦诚换来的是“需要重新考虑录用”的回应，然后无疾而终。
虽然理解公司的做法，但张强觉得“他们太不开化了”。在他的观点里，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崭新的他，不应该让过去“绑架”自己的人生。
屡次找工作受阻，对张强是一种打击。看着他“潦倒的现状”，入狱前的一些兄弟三三两两的开始找到他。有些是当年自己的跟班，都已经有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豪车。他心里有很强的失落感，也曾开始考虑是否要回去继续跟以前的哥们儿一起赚钱。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让张强想不通。他觉得，如今的“道上江湖”不再是以前他混的那片天地景象。不断有狱前的好友告诉我，像愣头青那般将自己百分百交给朋友的做法已经不能在现在的社会生存了，现在的人以利益为主，义气没那么重要了。张强说，在如今的道上朋友看来，他那种陈浩南式的义气显得有些傻里傻气。而在张强眼中，过去的那些兄弟也变得陌生而疏远。他觉得，他可能回不去了。
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张强出狱的开始七个月里，一直折磨着他。
“我是幸运的”
出狱后，让张强最为欣慰的是认识了女友小乐。在小乐之前，他唯一交过的女友是在2004年7月认识的高中女生唐唐。2005年，唐唐考上了中国公安大学，戏剧性的是，即使张强入狱后，他们的爱情意外地持续到了2010年，唐唐在家人的压力下与他人结婚。“很释然，理解，不愿意一直耽误她”。
小乐是在朋友的生日宴上认识的。對小乐，张强仍旧没有隐瞒自己的经历，小乐说，只要他能找个正当的工作踏实生活就好。于是，他们交往了。
为了让女友小乐放心，他开始接受北京市共青团以及朗润社会工作事务所（大兴区第一家专业化和权威化的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张强入狱的时候还是未成年人，出狱后，他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共青团帮助的对象。“出狱前，团市委的人就开始定期找我谈话，进行思想指导，询问就业意向，并表示愿意帮联系就业单位”。
在张强出狱后，朗润社会工作事务所的主任每周会跟张强通三次话，跟他聊天。“开始的时候以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想让自己稳定下来，时间久了，我对他的用心有些感动。”在彷徨纠结了近一年后，张强接受了社工组织为其找的工作——一家婚庆公司。后来，也是在社工组织的帮助下，他跟着一位导演当摄影助理。
张强的理想还是希望利用自己在监狱所学，做摄像、编导，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他告诉《方圆》记者，现在的他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后期的剪辑技术。他自称是个工作起来会玩命的工作狂，生病也不会吃药和休息，曾经在发烧状态下连续工作了五天四夜。
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并组成了自己的拍摄团队。“团队的人都是跟自己一样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我们曾经给大兴团区委做过一个公益项目，15天时间里平均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我是幸运的。”张强承认，如果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帮助，在他刚回归社会尚不适应的阶段肯定会走回头路，“有服刑经历的人很难得到社会的接纳，70%的人都有可能会二次犯罪”。
“钱和权力没有意义，生活不需要很多物质附庸。”张强告诉《方圆》记者，他想把从社会那里得到的帮助回馈给社会。目前，除了正常的工作，张强还有一项工作内容，就是演讲，用他自己的经历协助一些部门做青少年的法制宣传工作。
他不介意自己曾经是一个反面教材，并乐于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告诉别人。在记者采访结束前，张强要求，他不需要化名。他就想让所有人知道，他叫张强，一个迷途知返的人。
近年来，官方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加大了出监教育力度，并且建立了众多的安置帮教机构，甚至一些民间力量也加入进来，调动多方力量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返社会。但仍然存在帮教机构数量不足、政策执行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如何让他们的心理、生理和生活、工作都全方位地重返社会，这是一个拷问全社会的话题。
张强：“浪子”回头路
他不介意自己曾经是一个反面教材，并乐于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告诉别人。在记者采访结束前，张强要求，他不需要化名。他就想让所有人知道，他叫张强，一个迷途知返的人
坐在记者对面的张强，穿着干净整洁的灰蓝色衬衣，戴着一副斯文秀气的细框眼睛，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虽然留着光头，打眼过去给人的感觉却还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让人难以想象，眼前这个个头不到175cm、体型瘦瘦的年轻人，曾是一个“混世魔王”。
今年28岁的张强，自11岁开始做混混，最多的时候带过几十个小弟。在快满18周岁的时候，张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入狱后，张强因在监区表现积极，成为监狱领导口中那个“几十年不遇减刑最多的人”。
2013年9月14日，张强出狱。如今，回归社会将近两年的他，过着他从不敢想象和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出狱后，我利用在监区学习过的摄影技术，借助一些人的帮助，开始干摄像，并自学剪辑、编导等技术，为自己成立公司筹划着。”张强告诉《方圆》记者，就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周，他已在工商局注册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
周围的人都说，张强“浪子回头”了。他说，出狱后走到今天，内心煎熬过、彷徨过，甚至差点回到曾经那个打打杀杀的圈子。庆幸的是，最终，他选择了全新的另一种生活。
开赌场、收保护费的古惑仔
张强出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农村家庭，母亲在一家首饰厂工作，父亲做过货车司机，后来改开出租。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张强自幼在姥姥家长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异，自此以后，性格内向的他也开始了长时间的叛逆。父母各自成立家庭后，变得更没有人能管住他了。
“从五年级开始，我周围就有一帮小兄弟，到哪儿都没人敢欺负。”张强说，父母离异后觉得亏欠他，便在物质上进行补偿，手里有钱，更让他可以在一帮小兄弟面前有“威严”。他说，受《古惑仔》电影的影响，从那时起他就有自己的处事原则——无理不动手。电影中陈浩南一角是模仿的对象，甚至在16岁生日那天文上了与陈浩南相同的文身。“即便不会无缘无故动手，每周也会打两三次架，很少会输，因为我打架的特点是‘不是我倒下就是对方倒下’。”
2004年，张强技校毕业。毕业后，他也曾想找份工作踏实生活，但最终发现，与兄弟们在一起的江湖才让他感觉自在。起初，他跟着一个叫华子的黑社会大哥混日子，然而不久华子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入狱。
失去了“大树”依靠后的两个月，当时仅16岁半的张强过得很艰难。在身上没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想办法在社会上找饭吃。张强说，开始是帮道上的其他大哥们“码人”（召集人马打群架）赚钱。“如果动起手来了，每人能拿300到500元钱；如果没有动手，则每人‘出场费’100到200元钱，人多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动手的，双方就比个架势抢赚钱的门路而已。”
为了赚钱，张强还开始接手华子被抓之前的“工作”——“向朝阳区某个线路的小公共汽车收保护费”。张强告诉《方圆》记者，那条线路的公共汽车是私人承包的，实际上也是一批社会青年赚钱的门路，司机和售票员都是一些小混混。
“除了华子，还有位有名号的大哥一直罩着我，那些司机畏惧大哥，大都乖乖给钱，不老实的就会被打、被砸车。”张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条线路有三百七十多辆车，靠收保护费每天至少可以收入3000元钱。
为了赚更多钱，张强跟着那位有名号的大哥开赌场、在牌区放账，“一万块钱一天的利息是五百元”。“这活收入高，但风险也大，不仅要防警察，还要防‘黑吃黑’。”张强向记者讲述开赌场的门道。为了防警察，赌场地点都很偏远，而且一个地方最多只能开五天，一个月最多只能开两次，赌客都是由他們车接车送。张强跟他的手下兄弟负责安保，弟兄的工资是每人每天一千块，张强每天能分到两万左右。
“赌场开了两个月，被警察抄了一次。”张强回忆，那次他从六楼跳下，落在了自行车棚上，摔断了一条腿后，从野地里逃走。那次事件让他们损失了七十多万，七个人被警察抓获。“这些人会按照事先约定把责任都担下来，外面的人就会直接把钱打到他们家人的账户上，这是行规。”
监狱里的“励志”典型
过了两年“除了‘黄、赌、毒’什么都跟着玩儿过”的日子，张强的人生命运在2005年6月13日进行了一次大的改写。那天，他带了三十多个人到北京市区要账。然而要账未果，让他很不爽。回通州根据地的路上，他接到了一个开烧烤店的哥们打来的电话，厨师喝多了闹事，让他过去把人带走。
张强事后想想，或许一切都是命运。当时，他跟同行的朋友进去与挥舞着菜刀的厨师“理论”，在争执中，他被厨师推倒后脑勺撞出了血，也因此被激怒，随手拿起了旁边的啤酒瓶向厨师挥去。
扎完人的张强还以为“只要人没死，就不会有大事”，谁知第二天上午，从朋友那得知，厨师死了。在听了朋友分析自首和逃跑的后果后，他决定去自首。但自首前，他要先回家看望下疼爱自己的姥姥。“在路上我被警察跟踪了，没来得及自首。”
那年，张强还不满18周岁，他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监狱生活是另一种江湖。“混”了多年，张强懂得监狱里的生存法则：要么足够强硬，让人望而生畏；要么做个小绵羊，夹缝中生存。他选择了后者，是在见到父亲后。 张强说，父亲第一次去看他，是在进监区的第11个月后，近一年没见的父亲竟然头发全白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理解了一个做父亲的不容易，决定改过自新。不再跟犯人打架，能忍的事情都会忍下来。从来都是挥舞着拳头跟别人对抗的张强，在监区也曾尝到被揍的滋味。
“每次干活都第一个完成，每天睡两个小时，白天干活，晚上写稿子，给监狱的内部报纸投稿。”张强描述在监狱的生活。2007年4月，因为写的稿件经常被内部刊物录用，在报纸编辑部的一名服刑人员被释放后，张强被安排做报纸编辑和排版的工作。
2008年1月，张强做了八个月的编辑后，又赶上音像组服刑人员被释放，他转而被调去负责摄像、剪辑和灯光的工作，一直做到2013年9月14日被释放。之前没有接触过摄像，而剪辑软件又是英文的，需要一个钮一个钮去试他们的功能。张强说，“那时候，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都在监区规定的办公室琢磨剪辑和摄像，摸索了三年才能够独立使用”。
张强在监狱的表现带着“励志”色彩，获奖不少，常常被树为典型。2013年，在监狱每年的文艺汇演中，他根据自己人生经历的体会和感悟编排的《鼓动新生》节目，取得了文艺汇演一等奖。这个节目用鼓来演绎一名少年从桀骜不驯到失足挣扎，再到感悟改造的心路历程，七个人持续一个半月每天在晚上练习到夜里三点左右，从完全不懂音乐到听懂鼓点，所有的动作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中间克服了多少困难，外人难以想象。
监狱领导评价张强说：“他是判14年的人中被减刑最多的。”张强减刑之后，实际服刑了8年零3个月后被释放。
被过去“绑架”的新生
2013年9月14日，是张强踏出监狱走向社会的日子。那天，他回到家中，与家人吃团圆饭。或许是不再年轻，他不再有叛逆之心，接纳了父母各自家庭的另一半及他们的子女。亲情回来了，但他觉得，有好多东西离他远了。
比起8年多前，北京城变得看上去更大更热闹了。进监狱之前，北京的地铁线路没现在多，那时候也坐过地铁，但出狱后再进地铁站，竟不知道如何使用一卡通。他很聪明，站在进站口和出站口看、别人怎么使用，自己跟着做。“进站倒很顺利，刷一下，出站时，由于走在我前面的乘客使用的是地铁一次性票，只需要将卡插进去即可，结果我也跟着把一卡通塞进了投票口里，却不见卡吐出来。”张强觉得，那时候很尴尬，红着脸跑去找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帮忙，却最终也没能从投票口中找回自己的一卡通。
不一样的还有更新换代太快的各种电子产品，比如智能手机。手机对张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父母对自己的亏欠，对自己的一些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刚上初中我就有手机，而且都是最新款，仅初二一个学年，我换了三个手机。”出狱后没多久，张强便买了新款的苹果5手机，掌握了所有用法，也迷上了玩微信。
或许是个人悟性的原因，回到社会的张强没有太多生活上的不适应。“也会遇到受歧视的时候，不过我心理素质好，不在意。”张强告诉《方圆》记者，有一次，一个曾经要好的同学说“我妈不让我跟你来往，怕被你带坏”。这样的情况碰到得很多，可以理解。
出监后，张强意识到，他最大的问题是未来怎么走。为了不让家人继续操心，他想找份工作踏实生活。记者了解到，张强还在监狱的时候，监狱召开的招聘会上，他曾同六家传媒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书，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都没有选择。出狱后，社工组织也曾帮他联系了工作单位，但他的父亲不愿意他离家太远，他便拒绝了。
他尝试过自己找工作。“当时就想赚钱，从网上看招聘信息，冲着高工资报名应聘。”张强称，他曾去应聘过两份操盘手工作和一份理财经理的工作。报名的时候，他没有告诉公司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足够强，没有吃不了的苦，“我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撞了南墙就撞倒了翻过去”，他坚信这一点会让他赢得一些分数。
面试时，他都会向用人单位承诺“给我两个月时间学习，两个月不要工资，两个月后如果公司觉得不能用他就自己离开”。虽然没有任何的相关工作经验，但幸运的是，三家公司听了这样的承诺，都当场表示愿意录用他。
“出于坦诚考虑，我最终不愿意隐瞒自己的经历，也希望公司能够以诚相待，在面试结束后会主动向公司谈自己坐过牢的事实。”结果都让张强失望，坦诚换来的是“需要重新考虑录用”的回应，然后无疾而终。
虽然理解公司的做法，但张强觉得“他们太不开化了”。在他的观点里，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崭新的他，不应该让过去“绑架”自己的人生。
屡次找工作受阻，对张强是一种打击。看着他“潦倒的现状”，入狱前的一些兄弟三三两两的开始找到他。有些是当年自己的跟班，都已经有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豪车。他心里有很强的失落感，也曾开始考虑是否要回去继续跟以前的哥们儿一起赚钱。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让张强想不通。他觉得，如今的“道上江湖”不再是以前他混的那片天地景象。不断有狱前的好友告诉我，像愣头青那般将自己百分百交给朋友的做法已经不能在现在的社会生存了，现在的人以利益为主，义气没那么重要了。张强说，在如今的道上朋友看来，他那种陈浩南式的义气显得有些傻里傻气。而在张强眼中，过去的那些兄弟也变得陌生而疏远。他觉得，他可能回不去了。
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张强出狱的开始七个月里，一直折磨着他。
“我是幸运的”
出狱后，让张强最为欣慰的是认识了女友小乐。在小乐之前，他唯一交过的女友是在2004年7月认识的高中女生唐唐。2005年，唐唐考上了中国公安大学，戏剧性的是，即使张强入狱后，他们的爱情意外地持续到了2010年，唐唐在家人的压力下与他人结婚。“很释然，理解，不愿意一直耽误她”。
小乐是在朋友的生日宴上认识的。對小乐，张强仍旧没有隐瞒自己的经历，小乐说，只要他能找个正当的工作踏实生活就好。于是，他们交往了。
为了让女友小乐放心，他开始接受北京市共青团以及朗润社会工作事务所（大兴区第一家专业化和权威化的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张强入狱的时候还是未成年人，出狱后，他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共青团帮助的对象。“出狱前，团市委的人就开始定期找我谈话，进行思想指导，询问就业意向，并表示愿意帮联系就业单位”。
在张强出狱后，朗润社会工作事务所的主任每周会跟张强通三次话，跟他聊天。“开始的时候以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工作，想让自己稳定下来，时间久了，我对他的用心有些感动。”在彷徨纠结了近一年后，张强接受了社工组织为其找的工作——一家婚庆公司。后来，也是在社工组织的帮助下，他跟着一位导演当摄影助理。
张强的理想还是希望利用自己在监狱所学，做摄像、编导，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他告诉《方圆》记者，现在的他每天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后期的剪辑技术。他自称是个工作起来会玩命的工作狂，生病也不会吃药和休息，曾经在发烧状态下连续工作了五天四夜。
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并组成了自己的拍摄团队。“团队的人都是跟自己一样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我们曾经给大兴团区委做过一个公益项目，15天时间里平均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我是幸运的。”张强承认，如果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帮助，在他刚回归社会尚不适应的阶段肯定会走回头路，“有服刑经历的人很难得到社会的接纳，70%的人都有可能会二次犯罪”。
“钱和权力没有意义，生活不需要很多物质附庸。”张强告诉《方圆》记者，他想把从社会那里得到的帮助回馈给社会。目前，除了正常的工作，张强还有一项工作内容，就是演讲，用他自己的经历协助一些部门做青少年的法制宣传工作。
他不介意自己曾经是一个反面教材，并乐于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告诉别人。在记者采访结束前，张强要求，他不需要化名。他就想让所有人知道，他叫张强，一个迷途知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