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社会的高速变化和惊人发展可能在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例。但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绝对的褒奖，巨大而快速的社会变化就像是庞大巨轮在浪潮中的极速转向，它带来的翻天覆地意味着各种物质和精神的能量转换。可能只需要三十年的时间，一个几百年的大家族就会衰败，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就可能在美国上市，一个几千年的民间手艺就可能消亡，一个民族的文化景观可能会被掏空。
　　面对这样的改变，艺术从文学到视觉一方面在不断地纪录和表现，一方面也在反思和审视。我相信能量守恒的这个普遍规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就意味着贫富差距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头涌动，那就意味着越来越的故土被逐渐遗忘。
　　如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正在一点一滴地消失。要么是人去楼空，精神涣散，要么就是消灭了农民和农村的传统意义，建造出一个个“类城市”的景象。而各种各样的大城市里，充满了各形各色的异乡来客。在城市里，主人和客人们都不客气，为了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好，为了争取有限资源里的更大权益，人们都纷纷戴上帽子，贴上标签，剑拔弩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那块处于物质和精神双双过度的灰色地带，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在中华大地上普遍发生的奇观奇景。有一种地方叫做“老家”，有一种地方叫做“现居地”，而二者之间的距离不仅难以用物质来衡量，更难用感情去做取舍。在视觉和精神的世界里，城市和乡村的过度地带不断上演屡屡让人略感尴尬的情节和故事。
　　每天，我们或行走在城市之中，或独坐在乡间的残房，或者徘徊在城乡结合部的某个站台，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之向往可能永远都不在同一处地方。
　　精神家园和身体居所的流离感，这可能是当下中国社会普通人日日夜夜都在经历而却不自知的通感。这种身体物理存在和心灵精神存在的不对等，正好应证了能量守恒的原则——物质财富的巨大变革也必然会引起精神能量的不平衡。
　　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流离感和不平衡。在五六十年代革命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批艺术家，有过红色的共同记忆。那时的群体景观和群体意识是单色的，大家都是一样的疯狂，一样的无知，一样的热情满满。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岁月里，变化成为了每一天的关键词。曾经人们用生命和鲜血换取的信条可能不敌如今的物质诱惑，人情世故都变了。于是，曾梵志笔下的中国人都带上了假面，岳敏君眼中的人们都长了一张相同的笑脸，他们都看到了一种群体的疯狂和个体的消亡；宋冬拾起了拆毁的老屋残片，用旧时的门窗桌椅拼凑出一个没有功能只有情怀的审美物件；而黄永砯则把上百只不同的昆虫动物关进了美术馆，让它们相互厮杀，相互喂养，把优胜劣汰的残酷生存法则展现给每个观众看[1]。
　　而与他们相比，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青年艺术家们，血液里则没有了革命年代的红色印记，多了一份关注自我的本能。成长于集体主义的教育环境之中的他们，见证着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无数次地反思着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同时，全盘西化的生活景观在视觉上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审美体验和价值观——城市意味着进步，乡村象征着落后。每个人每天都在赶往大城市的路途中，或徘徊在拥挤的城市里，心灵的深处却被父辈们留在乡村的情感与记忆一次次拷问。中国人灵魂的根还留在被社会价值视为落后的乡村，但身体都在忍不住地往城市和那些像城市的地方涌去。
　　我到底是谁？我从何而来？我要去向何处？
　　这几个决定自我身份的关键问题一出现，那残破和遥远的乡村和依附于它们的父辈记忆就会像鬼魂一样，反复出现，光临穿行于都市间的人们。
　　艺术家刘勃麟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5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然后和很多怀揣着艺术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他来到了北京，于200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硕士专业。
　　刘勃麟的创作既是摄影作品，也是一次次的行为艺术，我们甚至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个用艺术家身体做成的活体雕塑，展览于各种生活场景之中。与我们传统理解中的人像摄影准则相反，一眼望去，观众甚至很难发现拍摄对象——在一幕幕熟悉的城市化景象里，我们似有似无地看到了一个刻意为之的“隐形人”。在每一张作品里，刘勃麟都和他身后的城市景观融为了一体，也和自己的作品融为了一体。艺术家自身形象绝不是这个景色的中心，相反，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个体”融化和消失在一个“群体”里的幻象。
　　2005年，北京政府拆除了刘勃麟居住和工作的“索家村国际艺术营”，那次的经历对刚毕业不久的刘勃麟产生了强大的触动。面对残破的居所，写满了鲜红的“拆”字的砖墙，他决定让自己也“消失”在这场毁灭之中。于是他在身上涂满颜料，绘上砖瓦的图案，让自己何身后的残房废墟融为一体。那次的“隐身术”可以视作为刘勃麟因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无声的示威抗议，然而，那次的行为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我们与城市生活的关系，个人生活在集体环境中的生存法则。他自己在采访中说，“在开始拍摄‘城市迷彩’作品的时候，作品里充满了我对命运的抗争和追问。我把自己消解在有中国特色的环境里，我的每一张作品都在质疑我的存在方式。我想用我的作品来记录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融入到我的画面中。”
　　刘勃麟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在一个个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画面里，他的身体变成为一块崭新的空白画布——为了尽可能地隐形在复杂的真实背景里，每一次繁琐而精细的人体彩绘都需要团队的巨大投入。刘勃麟的每一次摄影行为都在小心地把“有”化为“无”，最长一次的拍摄准备竟然长达十个小时。除了让助手们将自己的身体幻化为背景中的一块砖，一丛花，一面墙之外，刘勃麟还要考量整个画面的构图、采光、色彩，最关键的是，这个画面存在的典型性意义，这个镜头所记录下的社会价值。
　　把自己变成社会背景里的“隐形人”，让城市、群体的这个“大我”吞没个体的“小我”，这样的视觉表达在刘勃麟的每一张摄影作品里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但在，现今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里，它却是个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在全面城市化、现代化的大潮中，人们被时代的前进步伐卷入到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改革节奏之中，就像是搭上了那趟永不停息、高速飞驰的“雪国列车”[2]，除了阶级和车厢的等次划分，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归入某一类车厢的“无名氏”。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生活模式和生存形态就像是呼吸和喝水一样的自然，也难以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