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列了一份清单—在即将到来的2015年他需要完成新修订的《中国人口史》、《中华大典》中的“历史地理典”和“交通运输典”，除此之外，他还继续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位。每周频繁的报告和会议活动让他对完成书稿的信心有所减弱，“能不能完成不一定，但尽量完成。”
　　在记者拜访的前一天，他刚从深圳做报告赶回上海，第二天一早前往外滩参加上海市政府的参事活动。两个礼拜前，他给全国部级干部讲课，一共四次，从疆域国土变化讲到户籍制度，最后一次课“军委副主席也来了”。而过完周末，他又要去贵阳做报告。
　　繁杂的事物切割了葛剑雄除去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他抱怨甚至没有办法系统地看完一本书。但又觉得碎片化阅读没有什么不好，对于他目前所要从事的事务来说，“有限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是最需要的。
　　因此他不排斥网络，认为看书不一定要纸质版的，网上看书也一样。他开微博，和网友积极互动，收到的私信他会认真看一看，选择合适回答的问题答复。面对新事物，他时常显示出前卫的一面：十几年前，索尼刚出了一款轻薄型的电脑，他就花了一万多买了回来;他是复旦教师宿舍第一个装空调的人—时间是1985年;而1980年代他在美国交流的时候甚至自己买了一辆车。
　　但是有些方面他又显得有点固执，比如坚持不用手机，不用微信，联系他只能通过座机或者邮件。
　　他的理由是“面对现代文明的诱惑，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能变成它的工具”。
　　不同于其他埋首故纸堆的历史学者，葛剑雄频繁介入公共事务，并因在政协会议上言辞犀利，敢说真话而被称作“葛大炮”。他喜欢第一个发言，最近的例子是今年8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演讲结束，坐在第五排的葛剑雄第一个举手，起身：“我是教育界的葛剑雄。”
　　抢先发言却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他多年开会的经验—第一个发言往往时间比较充分，刚刚开会也不会有领导走掉，更不用担心提问跟别人重复。“往往第一个问题之前，大家会有谦让犹疑，这个时候我来发言不是最好吗？”
　　事实上，和“大炮”塑造的冲动、大胆的愤怒者形象相反，葛剑雄说话语调温和，而不管是大会发言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总是清楚地知道边界在哪儿。用他的学生侯杨方的话来形容—他非常“聪明并且务实”。
　　他不认为学术是做给极少部分人看的，相比于艰深难懂的论文，他更喜欢把专业的知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说接下来的一年主要的事情还是“做报告”。
　　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相关。
　　“文革”期间，他被留用至学校文革委员会“材料组”，进行“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一打三反”等运动的内查外调和材料整理工作。他被学校派去外调，“足迹南至广州，西至成都，北至京、津，像苏北各县，几乎跑遍了”。
　　每个学生离校的档案他都一一过目，上山下乡、参军、入团，遇到有的学生进外语培训班、当国际海员，还得“查三代”，葛剑雄看了无数的档案，相当于看了千百种人生。
　　他的学术道路也不一帆风顺，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已经是33岁的“高龄”，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上海一所不算太好的中学当老师。
　　葛剑雄能够和三教九流各种人打交道，这让他对学者的定位不那么清高—“所谓学者，无非是在某一方面比别人知道得多一点，看问题比别人稍微前一点，我们要发挥的就是这样的作用。”但能不能发挥好，葛剑雄觉得还要讲究方法。这一年，他的领悟又多了一层—如果提出的提案得不到解决，他会根据相关部门的反馈意见做出适当的调和，而不是“别人不照着你说的做，你就走到反对的道路上去”。
　　葛剑雄对这个时代“保持谨慎的乐观”。谈到宏观问题，他从政协委员转变为历史学者，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进行观照相比于对时代的期许，七十岁的葛剑雄最大的梦想是身体健康。今年10月31日，比他还小三岁的复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因脑肿瘤医治无效去世，这带给他很大的震动。他觉得到他这个年纪，除了“活着”，还得“健康地活着”。旺盛的精力对葛剑雄太重要了—他仍然需要工作至深夜，第二天早晨又准时六点起床。
　　生日那天，他送给自己四个字—“七十而思”，思指“反思”。这是一种自我鞭策—他希望能够达到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感到离随心所欲的状态遥远，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反思，大概才能逐渐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