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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然而，胡适、冯友兰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需要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自己讲；讲自己；和合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31-05
收稿日期：2011-07-07
作者简介：张永路（1982-），男，河北衡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思想史。
近代西学的东渐，其结果之一便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消解，而西方学科划分则成为唯一标准。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原有的领域被肢解分化，新的学科纷纷确立，其中便有所谓的中国哲学。但是，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这也就是为什么谢无量的那部《中国哲学史》虽然是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却很少有人提起的原因。而研究范式的建立和被广泛认可，还是要等到胡适、冯友兰等受过西学训练的学者出版各自哲学史之后。然而，胡、冯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甚至被上升到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高度。讨论的结果似乎并不甚理想，但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那就是试图摆脱学科建立之初所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中国的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一、关于“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的三阶段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无疑是受西方学科划分影响的产物，而在其建立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便由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受西学训练的学者们建立起来。
20世纪初，归国不久的胡适先生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1。而稍后的冯友兰先生则称，“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7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依傍西方哲学的形式，来剪裁中国的学术材料。张岱年先生便指出，“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3]1于今看来，胡、冯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可谓居功至伟，但他们以西方哲学标准剪裁中国哲学，不能不说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当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这是“不得不然”的，是在中国哲学学科初创期必经的阶段，以当时的知识情境下，学者们也只能如此。对于这种初期的情境，张立文先生称之为“照着讲”。在此，“照着讲”的称谓是对冯友兰先生有关“照着”和“接着”宋明理学讲相关论述的借用，而张立文先生所言的“照着讲”是在如下情境中使用的，即“中国哲学绝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意思便是指中国哲学不可依照西方所言哲学的模式来构造自身，即“以西方哲学为真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4]，而这也正是“照猫画虎”试图传达的含义。
在“照着讲”的初级阶段之后，便是所谓的“接着讲”。关于这一阶段，因为是对“照着讲”的超越，所以其意义对于中国哲学学科而言甚为明显。当然，这里的“接着讲”的言说对象仍然是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在此言说情境下，“接着讲”只有在中西哲学对比时才能得到解读。而对于冯友兰先生所言意义上的“接着讲”，张立文先生认为，其“‘接着讲’是融会贯通的，不是简单的引一句程朱的话，然后再讲中国哲学怎么样，他是把握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在讲《新理学》的时候是讲得非常圆融的。”[5]可见，张立文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在中西对比的情境下，不管是“‘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还是“‘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的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最后，只能是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洋魂西话的注脚，所以，“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6]。
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照着讲”和“接着讲”只是“讲”的方式，是“怎样讲”，是讲述的“话语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讲什么”，是讲述的“话题本身”[7]6。因而，我们可以“‘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或者 “‘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可以“照着”或“接着”宋明理学讲，还可以“照着”或“接着”陆王心学讲。但是，这些都是在“照着”或“接着”别人讲，尽管“接着讲”较之“照着讲”融入了更多自己的话语，也仍然改变不了其主体性缺失的弊病。所以，张立文先生在“照着讲”和 “接着讲”之后，又创造性的提出“自己讲”。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自己讲’也很可能是‘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7]6，然而“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中的“自己”只是正在言说的自然主体，这是“照着讲”或“接着讲”天然暗含的。否则，“讲”便无法实现。而“自己讲”则是自己的自由言说，是“自己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讲，是哲学的创造活动，它是对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超越。”[8]288
回顾张立文先生“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三阶段理论，便可以知道那是对冯友兰先生“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创造性转换。再加上“自己讲”，这三阶段便成为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过程的贴切归纳。“照着讲”就是照着别人讲，重复别人的学说，这是绝大多数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接着讲”则“不是完全照着别人说”，“有自己的发挥，自己的解释，自己的创造”[8]288。尽管“接着讲”比“照着讲”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接着别人讲”。在这两个阶段中，“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及由此而展开的逻辑结构和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与先在的相同或相似，而不能解构或超越先在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9]真正的超越有待于“自己讲”。“自己讲”就是“自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是哲学的创造活动，它是对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超越。”[8]288张立文先生为更形象地说明这三阶段，列举了王阳明的例子。王阳明最初“格竹子之理”是“照着讲”；“龙场悟道”，即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后讲“知行合一”，是“接着讲”；再到“致良知”，则完全就是“自己讲”了[9]。
二、关于“讲自己”
作为哲学研究三阶段的“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主要是关于讲述的“话语方式”。然而，“讲”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却不是‘怎样讲’，而是‘讲什么’”，也就是讲述的“话题本身”[7]6。而“照着讲”和“接着讲”作为“讲”的前两阶段，主要是讲别人，讲述的是别人的“话题”。不管是“照着”还是“接着”西方或中国某派学说讲，都是如此。只有到了“自己讲”的阶段，这种状况才会得到根本改观。
“自己讲”，便意味着不再固守他人旧辙，不再囿于别人陈规，而是开始讲述自己的话题。因此，“自己讲”天然蕴含“讲自己”，而“讲自己”也是“自己讲”的题中应有之义。“讲自己”也就是要讲述自己的话题，“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赤诚追求”[7]6。只有通过“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才能实现自身的转生。
（一）“讲自己”就是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但是“有些人可能误解为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排斥西方哲学。自己讲，讲自己是基于我们要更好地跟西方哲学对话。”为此，首先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哲学，认识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风格、神韵，以及中国哲学个性、特殊性与世界哲学共性、普遍性的关系，这样才能比较好地与西方哲学对话[6]。其次认识到上述论点的同时，还要认识到“世界上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作为‘个性’精神而呈现的，而‘人类’的‘宇宙精神’只能寓于‘个性’精神的哲学体系之中。因此说到底，哲学的灵魂就是‘个性’精神。换言之，从世界哲学与民族哲学的视阀来观照，‘个性’精神哲学所体现的就是民族哲学。”[7]11因此，哲学是有普遍性的，但其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各哲学体系之上的普遍哲学。舍弃中国哲学自身话题，而去追求建构所谓普遍哲学，无疑是缘木求鱼。所以，“讲自己”是在与西方哲学对话过程中，讲述自己的话题，从而完成中国哲学的转生。
（二）关于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在“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中，学者们已多次谈及。胡适和冯友兰两位先生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在学界已是共识。而二人的研究范式，无疑是比照西方哲学而来，如上所述，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对哲学的定义，冯友兰以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对哲学内容的划分，及其“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7的言论。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对二人的支配作用，包括以唯心、唯物研究中国哲学，都同样显示出这种影响之大，否则学界也不会在本世纪初掀起那场“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如果无视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甚至不顾学界对此的反思，那最后只能是继续中国哲学注脚和附庸的悲剧，错过中国哲学转生的良机。
（三）众所周知，“哲学研究”的主观性，并不会妨碍“哲学史研究”的客观性。首先，张立文先生说“六经注我”、“自我定义，自立标准”，是针对西方哲学而言，“我”作为主体是指中国哲学。张先生主张“与西方哲学交往、会通，必须改变过去无主体意识的‘我注六经’的方式，确立‘六经注我’的方式”，即以往是“以中国哲学注西方哲学”，现在要“以西方哲学注中国哲学”[7]6。而“自我定义，自立标准”，则是鉴于之前胡适和冯友兰以西方哲学标准定义哲学，现在应当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进行定义。其次，关于哲学的创新研究，“自我体贴”更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汉儒治经，不敢逾越师说半步，唐儒承袭汉儒，牢守“疏不破注”，何来哲学创新。只有到了北宋，大破“家法”、“师法”，甚至“疑经改经”，方才有二程对“天理”的“体贴”，有两宋的理学盛况[7]12。因此，对于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个人体贴，无论怎样张扬都不过分。再次，张立文先生生怕读书之人误解，所以特别指出“以中解中”不是不吸收西方及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是不以西方及其他各民族文化为参照系。在民族文化全球化、全球文化民族化的时代，民族哲学需要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意识。民族哲学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不吸纳世界哲学，民族哲学就要走向衰落。所谓“以中解中”，即以西方及其民族哲学为我所用，亦指以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换言之，是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7]9。
其实，“讲自己”天然蕴含着客观性。因为“讲自己”就是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而“中国哲学‘讲述自己’，这也是古希腊哲学‘认识自己’使命的逻辑延伸。‘认识自己’要求直面生命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讲述自己’要求直面‘话题本身’，直接讲述中国哲学对‘话题本身’的体贴、发明和创新。面对‘话题本身’是中国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操作程序指南；‘讲述中国哲学自己’是中哲学研究的本真叙事方式。”[7]7因此，研究哲学史的客观性原则是“讲自己”的首要标准，也是第一要求。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张立文先生积40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功，体认出中国哲学的转生规律或“游戏规则”，即人文语境的转移、核心话题的转向以及诠释文本的转换。
三、中国哲学的转生：和合学
依照“自己讲”、“讲自己”的转生之道，并契合三大转生规则，张立文先生提出了和合学的理论建构，这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尝试。和合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它深深印刻进中国传统典籍中，摄入历代各家各派的学说里，融入整个民族的血液内，并沉淀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成了民族精神活生生的灵魂。从《尚书》的“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到《国语》“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从孔门“礼之用，和为贵”到融汇众派的《吕氏春秋》“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从道教“和合四象”到民俗之“和合二神”，可以说，和合纵贯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10]。因此，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是真正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也是对“道德之意”、“天人之际”、“理气心性”等历史话题的超越。而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国语》，与以往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文本不同，又是和合学作为新阶段哲学理论形态的重要转变。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而这正是与新时期和平、合作、发展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所以和合学的提出可以说是“应天顺人，和合化生”[11]8。
本质主义或实体性的哲学体系，都有可能导致某种绝对性、排他性，进而异化为专制或独裁，这已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悲剧。和合学的构建便是针对这种传统弊病。和合生道体融具了“虚性”、“无性”、“空性”的元性品格。因其虚性，和合道体才会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才能虚灵不昧、圆融无滞，而不会陷入实性的粘着；因其无性，和合道体才能以其“无”为大用，但此“无”绝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无”，当“无”成本体时，便已成为有，结果只能是有执有滞、凝滞不化，和合道体之“无”只是其元性品格，由此而无为无滞、无名无象；因其空性，和合道体才能离弃任何形式的实有，不再设立任何的价值中心，而呈现出一种自由澄明、无极无限的意境。由此，和合生道体虚灵不昧、圆融洞彻、自由澄明、与时偕行、唯变所适，永远处于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途中，成为“唯变所适的生命智慧及其化育流行的智慧创生虚体”、“变动不居的流体”和“自由澄明境界的和合体”[11]92。所以，和合学就是和合产生哲学，因为它是新事物、新生命不断转生，它不是一次就完结了，“它是一个开放的、敞开的体系，它的根底是‘和合起来’，而不是设计一个唯一的本体或实体。这样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生生不息。因此，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哲学体系，也不是实体性的本体哲学或本质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一个在途中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生生的哲学体系[11]92。而且，和合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即世间事物都是“冲突—融合—冲突—融合，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1]432。因而，和合不会最终造就一个终极之物，并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融突，生生不息。可以说，一切存在都依和合而生，是和合的存在，和合就是存在本身。由此可知，在这一意义上，和合学乃是“在途中”[12]。
传统文化要在新时代得到转生，还需要有其落实之处。从唐一直到宋初，对儒、释、道三教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借此希望能够整合三教思想，但是“兼容并蓄”只是方法，并未整合出新理论、新学说。只有等到程颢体贴出“天理”二字，“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手段和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11]487。而“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综合创新”等，和“兼容并蓄”名称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手段，其实则同。针对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种种方法和手段， 张立文先生经过近二十年潜力精思，将之落实在了“和合学”上。这便是和合学意义上的“落实”。当然，和合学并非纯理论思辨，张立文先生在《和合学》下卷中集中探讨了将“体”的和合学转换为“用”的和合学，使和合学理论原理进入地、人、天三界，即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并构造和合学八类新学科分类系统：形上和合（和合自然科学）、道德和合（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和合人类学）、工具和合（和合技术科学）、形下和合（和合经济学）、艺术和合（和合美学）、社会和合（和合管理学）、目标和合（和合决策学）。经过如此转换，和合学最后实现体用一源、和合贯通。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转换是自先秦诸子之学，而至两汉论“天人之际”，再至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下开宋明理学，直至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随时所变，为道屡迁。但这变迁之中，有一条线索则十分明显。时代愈近，哲学理论则愈精致，思辨愈缜密。这一趋势也是自然演绎结果，冠之以进步发展也十分相合。而和合学正是中国哲学理论形态在新阶段的转生，是中国文化精神演绎的新理论成果，更是基于当下人类社会现状，针对人类社会五大冲突和危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哲学体系。和合学体现了时代精神，绝不是脱离时代的玄虚哲学。和合世界的结构模型，是和易学相互对应的，是秉承易学而来的，如和合学三界对应易学三才之道，和合学六相对应六爻之位，和合八维与文王八卦次序结构相当，和合四偶流行则是与伏羲八卦方位结构相合[11]319。因此，和合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沃壤之中，并秉承中国文化精神的思想体系。
和合学作为中国哲学新阶段的转生，无疑是对宋明之后众多“照着讲”、“接着讲”的超越，而这正是坚持“自己讲”、“讲自己”的必然结果，是自觉遵循中国哲学三大转生规则的演绎成果；和合学同样是对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众多方法的落实，是着眼于现时代人类冲突和危机的解决之道；和合学秉承传统，关怀现世，同时还面向未来。和合学不会固步自封，设立终极实体，和合学永远“在途中”，生生不息，大化流行。
参考文献：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4] 张立文.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J].文史哲，2005（3）:5-10.
[5] 方国根，罗尧.中国哲学的反思与未来走向——张立文教授访谈录[J].探索与争鸣,2001（7）:10-13.
[6] 张立文.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形式[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5-10.
[7] 张立文.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 张立文.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9] 张立文.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7-9.
[10] 张永路.“和合”考释[J].鹅湖月刊，2011（3）：57-64.
[11]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张永路.和合方法：和合学的创新方法论[J].理论月刊，2011（7）：72-74.
责任编辑 任浩明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oneself”: the Innov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hilosoph
Zhang Yong-l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discipline in modern times 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its name, but also nee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paradigm. Howev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philosophy based on western philosophy set up by Hu Shi,Feng Youlan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entury. We need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paradigm grounded on our Chinese philosophy. In response, many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and attempts, among which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oneself” proposed by 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Harmony Theory” he proposed based on that approach is especially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philosophy; self-speaking; speaking of oneself; the Harmony Theory
关键词：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自己讲；讲自己；和合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31-05
收稿日期：2011-07-07
作者简介：张永路（1982-），男，河北衡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思想史。
近代西学的东渐，其结果之一便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消解，而西方学科划分则成为唯一标准。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原有的领域被肢解分化，新的学科纷纷确立，其中便有所谓的中国哲学。但是，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这也就是为什么谢无量的那部《中国哲学史》虽然是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却很少有人提起的原因。而研究范式的建立和被广泛认可，还是要等到胡适、冯友兰等受过西学训练的学者出版各自哲学史之后。然而，胡、冯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甚至被上升到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高度。讨论的结果似乎并不甚理想，但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那就是试图摆脱学科建立之初所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中国的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一、关于“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的三阶段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无疑是受西方学科划分影响的产物，而在其建立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便由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受西学训练的学者们建立起来。
20世纪初，归国不久的胡适先生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1。而稍后的冯友兰先生则称，“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7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依傍西方哲学的形式，来剪裁中国的学术材料。张岱年先生便指出，“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3]1于今看来，胡、冯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可谓居功至伟，但他们以西方哲学标准剪裁中国哲学，不能不说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当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这是“不得不然”的，是在中国哲学学科初创期必经的阶段，以当时的知识情境下，学者们也只能如此。对于这种初期的情境，张立文先生称之为“照着讲”。在此，“照着讲”的称谓是对冯友兰先生有关“照着”和“接着”宋明理学讲相关论述的借用，而张立文先生所言的“照着讲”是在如下情境中使用的，即“中国哲学绝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意思便是指中国哲学不可依照西方所言哲学的模式来构造自身，即“以西方哲学为真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4]，而这也正是“照猫画虎”试图传达的含义。
在“照着讲”的初级阶段之后，便是所谓的“接着讲”。关于这一阶段，因为是对“照着讲”的超越，所以其意义对于中国哲学学科而言甚为明显。当然，这里的“接着讲”的言说对象仍然是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在此言说情境下，“接着讲”只有在中西哲学对比时才能得到解读。而对于冯友兰先生所言意义上的“接着讲”，张立文先生认为，其“‘接着讲’是融会贯通的，不是简单的引一句程朱的话，然后再讲中国哲学怎么样，他是把握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在讲《新理学》的时候是讲得非常圆融的。”[5]可见，张立文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在中西对比的情境下，不管是“‘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还是“‘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的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最后，只能是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洋魂西话的注脚，所以，“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6]。
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照着讲”和“接着讲”只是“讲”的方式，是“怎样讲”，是讲述的“话语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讲什么”，是讲述的“话题本身”[7]6。因而，我们可以“‘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或者 “‘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可以“照着”或“接着”宋明理学讲，还可以“照着”或“接着”陆王心学讲。但是，这些都是在“照着”或“接着”别人讲，尽管“接着讲”较之“照着讲”融入了更多自己的话语，也仍然改变不了其主体性缺失的弊病。所以，张立文先生在“照着讲”和 “接着讲”之后，又创造性的提出“自己讲”。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自己讲’也很可能是‘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7]6，然而“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中的“自己”只是正在言说的自然主体，这是“照着讲”或“接着讲”天然暗含的。否则，“讲”便无法实现。而“自己讲”则是自己的自由言说，是“自己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讲，是哲学的创造活动，它是对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超越。”[8]288
回顾张立文先生“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三阶段理论，便可以知道那是对冯友兰先生“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创造性转换。再加上“自己讲”，这三阶段便成为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过程的贴切归纳。“照着讲”就是照着别人讲，重复别人的学说，这是绝大多数人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接着讲”则“不是完全照着别人说”，“有自己的发挥，自己的解释，自己的创造”[8]288。尽管“接着讲”比“照着讲”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接着别人讲”。在这两个阶段中，“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及由此而展开的逻辑结构和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与先在的相同或相似，而不能解构或超越先在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9]真正的超越有待于“自己讲”。“自己讲”就是“自己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是哲学的创造活动，它是对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超越。”[8]288张立文先生为更形象地说明这三阶段，列举了王阳明的例子。王阳明最初“格竹子之理”是“照着讲”；“龙场悟道”，即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后讲“知行合一”，是“接着讲”；再到“致良知”，则完全就是“自己讲”了[9]。
二、关于“讲自己”
作为哲学研究三阶段的“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主要是关于讲述的“话语方式”。然而，“讲”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却不是‘怎样讲’，而是‘讲什么’”，也就是讲述的“话题本身”[7]6。而“照着讲”和“接着讲”作为“讲”的前两阶段，主要是讲别人，讲述的是别人的“话题”。不管是“照着”还是“接着”西方或中国某派学说讲，都是如此。只有到了“自己讲”的阶段，这种状况才会得到根本改观。
“自己讲”，便意味着不再固守他人旧辙，不再囿于别人陈规，而是开始讲述自己的话题。因此，“自己讲”天然蕴含“讲自己”，而“讲自己”也是“自己讲”的题中应有之义。“讲自己”也就是要讲述自己的话题，“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赤诚追求”[7]6。只有通过“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才能实现自身的转生。
（一）“讲自己”就是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但是“有些人可能误解为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排斥西方哲学。自己讲，讲自己是基于我们要更好地跟西方哲学对话。”为此，首先我们必须先认识自己的哲学，认识中国哲学的个性、特点、风格、神韵，以及中国哲学个性、特殊性与世界哲学共性、普遍性的关系，这样才能比较好地与西方哲学对话[6]。其次认识到上述论点的同时，还要认识到“世界上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作为‘个性’精神而呈现的，而‘人类’的‘宇宙精神’只能寓于‘个性’精神的哲学体系之中。因此说到底，哲学的灵魂就是‘个性’精神。换言之，从世界哲学与民族哲学的视阀来观照，‘个性’精神哲学所体现的就是民族哲学。”[7]11因此，哲学是有普遍性的，但其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世界上没有凌驾于各哲学体系之上的普遍哲学。舍弃中国哲学自身话题，而去追求建构所谓普遍哲学，无疑是缘木求鱼。所以，“讲自己”是在与西方哲学对话过程中，讲述自己的话题，从而完成中国哲学的转生。
（二）关于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在“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中，学者们已多次谈及。胡适和冯友兰两位先生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在学界已是共识。而二人的研究范式，无疑是比照西方哲学而来，如上所述，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对哲学的定义，冯友兰以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对哲学内容的划分，及其“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7的言论。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对二人的支配作用，包括以唯心、唯物研究中国哲学，都同样显示出这种影响之大，否则学界也不会在本世纪初掀起那场“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如果无视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甚至不顾学界对此的反思，那最后只能是继续中国哲学注脚和附庸的悲剧，错过中国哲学转生的良机。
（三）众所周知，“哲学研究”的主观性，并不会妨碍“哲学史研究”的客观性。首先，张立文先生说“六经注我”、“自我定义，自立标准”，是针对西方哲学而言，“我”作为主体是指中国哲学。张先生主张“与西方哲学交往、会通，必须改变过去无主体意识的‘我注六经’的方式，确立‘六经注我’的方式”，即以往是“以中国哲学注西方哲学”，现在要“以西方哲学注中国哲学”[7]6。而“自我定义，自立标准”，则是鉴于之前胡适和冯友兰以西方哲学标准定义哲学，现在应当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进行定义。其次，关于哲学的创新研究，“自我体贴”更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汉儒治经，不敢逾越师说半步，唐儒承袭汉儒，牢守“疏不破注”，何来哲学创新。只有到了北宋，大破“家法”、“师法”，甚至“疑经改经”，方才有二程对“天理”的“体贴”，有两宋的理学盛况[7]12。因此，对于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个人体贴，无论怎样张扬都不过分。再次，张立文先生生怕读书之人误解，所以特别指出“以中解中”不是不吸收西方及其他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是不以西方及其他各民族文化为参照系。在民族文化全球化、全球文化民族化的时代，民族哲学需要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意识。民族哲学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不吸纳世界哲学，民族哲学就要走向衰落。所谓“以中解中”，即以西方及其民族哲学为我所用，亦指以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换言之，是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7]9。
其实，“讲自己”天然蕴含着客观性。因为“讲自己”就是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而“中国哲学‘讲述自己’，这也是古希腊哲学‘认识自己’使命的逻辑延伸。‘认识自己’要求直面生命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讲述自己’要求直面‘话题本身’，直接讲述中国哲学对‘话题本身’的体贴、发明和创新。面对‘话题本身’是中国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操作程序指南；‘讲述中国哲学自己’是中哲学研究的本真叙事方式。”[7]7因此，研究哲学史的客观性原则是“讲自己”的首要标准，也是第一要求。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张立文先生积40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功，体认出中国哲学的转生规律或“游戏规则”，即人文语境的转移、核心话题的转向以及诠释文本的转换。
三、中国哲学的转生：和合学
依照“自己讲”、“讲自己”的转生之道，并契合三大转生规则，张立文先生提出了和合学的理论建构，这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尝试。和合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它深深印刻进中国传统典籍中，摄入历代各家各派的学说里，融入整个民族的血液内，并沉淀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成了民族精神活生生的灵魂。从《尚书》的“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到《国语》“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从孔门“礼之用，和为贵”到融汇众派的《吕氏春秋》“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从道教“和合四象”到民俗之“和合二神”，可以说，和合纵贯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10]。因此，和合学以“和合”为核心话题，是真正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也是对“道德之意”、“天人之际”、“理气心性”等历史话题的超越。而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国语》，与以往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文本不同，又是和合学作为新阶段哲学理论形态的重要转变。和合学的“人文语境是生命智慧的觉解，时代精神的显示，社会风尚的趋向”，而这正是与新时期和平、合作、发展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所以和合学的提出可以说是“应天顺人，和合化生”[11]8。
本质主义或实体性的哲学体系，都有可能导致某种绝对性、排他性，进而异化为专制或独裁，这已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悲剧。和合学的构建便是针对这种传统弊病。和合生道体融具了“虚性”、“无性”、“空性”的元性品格。因其虚性，和合道体才会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才能虚灵不昧、圆融无滞，而不会陷入实性的粘着；因其无性，和合道体才能以其“无”为大用，但此“无”绝非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无”，当“无”成本体时，便已成为有，结果只能是有执有滞、凝滞不化，和合道体之“无”只是其元性品格，由此而无为无滞、无名无象；因其空性，和合道体才能离弃任何形式的实有，不再设立任何的价值中心，而呈现出一种自由澄明、无极无限的意境。由此，和合生道体虚灵不昧、圆融洞彻、自由澄明、与时偕行、唯变所适，永远处于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途中，成为“唯变所适的生命智慧及其化育流行的智慧创生虚体”、“变动不居的流体”和“自由澄明境界的和合体”[11]92。所以，和合学就是和合产生哲学，因为它是新事物、新生命不断转生，它不是一次就完结了，“它是一个开放的、敞开的体系，它的根底是‘和合起来’，而不是设计一个唯一的本体或实体。这样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生生不息。因此，它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的哲学体系，也不是实体性的本体哲学或本质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一个在途中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生生的哲学体系[11]92。而且，和合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即世间事物都是“冲突—融合—冲突—融合，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1]432。因而，和合不会最终造就一个终极之物，并止步于此，而是不断融突，生生不息。可以说，一切存在都依和合而生，是和合的存在，和合就是存在本身。由此可知，在这一意义上，和合学乃是“在途中”[12]。
传统文化要在新时代得到转生，还需要有其落实之处。从唐一直到宋初，对儒、释、道三教均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借此希望能够整合三教思想，但是“兼容并蓄”只是方法，并未整合出新理论、新学说。只有等到程颢体贴出“天理”二字，“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手段和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11]487。而“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综合创新”等，和“兼容并蓄”名称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手段，其实则同。针对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种种方法和手段， 张立文先生经过近二十年潜力精思，将之落实在了“和合学”上。这便是和合学意义上的“落实”。当然，和合学并非纯理论思辨，张立文先生在《和合学》下卷中集中探讨了将“体”的和合学转换为“用”的和合学，使和合学理论原理进入地、人、天三界，即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可能世界，并构造和合学八类新学科分类系统：形上和合（和合自然科学）、道德和合（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和合人类学）、工具和合（和合技术科学）、形下和合（和合经济学）、艺术和合（和合美学）、社会和合（和合管理学）、目标和合（和合决策学）。经过如此转换，和合学最后实现体用一源、和合贯通。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转换是自先秦诸子之学，而至两汉论“天人之际”，再至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下开宋明理学，直至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随时所变，为道屡迁。但这变迁之中，有一条线索则十分明显。时代愈近，哲学理论则愈精致，思辨愈缜密。这一趋势也是自然演绎结果，冠之以进步发展也十分相合。而和合学正是中国哲学理论形态在新阶段的转生，是中国文化精神演绎的新理论成果，更是基于当下人类社会现状，针对人类社会五大冲突和危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哲学体系。和合学体现了时代精神，绝不是脱离时代的玄虚哲学。和合世界的结构模型，是和易学相互对应的，是秉承易学而来的，如和合学三界对应易学三才之道，和合学六相对应六爻之位，和合八维与文王八卦次序结构相当，和合四偶流行则是与伏羲八卦方位结构相合[11]319。因此，和合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沃壤之中，并秉承中国文化精神的思想体系。
和合学作为中国哲学新阶段的转生，无疑是对宋明之后众多“照着讲”、“接着讲”的超越，而这正是坚持“自己讲”、“讲自己”的必然结果，是自觉遵循中国哲学三大转生规则的演绎成果；和合学同样是对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众多方法的落实，是着眼于现时代人类冲突和危机的解决之道；和合学秉承传统，关怀现世，同时还面向未来。和合学不会固步自封，设立终极实体，和合学永远“在途中”，生生不息，大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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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oneself”: the Innov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hilosoph
Zhang Yong-l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discipline in modern times 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its name, but also nee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paradigm. Howev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philosophy based on western philosophy set up by Hu Shi,Feng Youlan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entury. We need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paradigm grounded on our Chinese philosophy. In response, many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and attempts, among which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oneself” proposed by 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Harmony Theory” he proposed based on that approach is especially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philosophy; self-speaking; speaking of oneself; the Harmon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