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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剑青的英文名字sunny，在1999年的电影《喜剧之王》里引人注目。剧情里，sunny哥是个风火忙碌的副导演，这边对导演点头哈腰，那边对龙套头儿和周星驰饰演的龙套颐指气使。剧情外，sunny陆剑青真的是这部电影的第一副导演，还客串了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安静地听旁边的人对周星驰讲：“你有三句对白：啊，哦，你还是走吧。”
“为什么周星驰拿你名字安在剧中人物身上？”我问。
“他很喜欢这样。可能他觉得sunny就是代表副导演嘛。”
从1994年到2011年，陆剑青做了17年副导演。如果他找来的群众演员现场发挥不好，导演就很有可能对他说：“你过来，你做，去换衣服。”现在，被问到那时喜不喜欢表演，他会愣一下：“那时我没有这个概念的，喜欢不喜欢。我没有想太多，就是要赶时间嘛。而且也是我的问题，我找来的演员不懂演戏。”
有一次，拍一场富商家里开party的戏，需要一些穿着三点式泳衣的女生在游泳池里打排球。早就约定好了日期，约定好了演员。5个女生到了现场，换了衣服，才跟管服装的阿姨说，有3人不能下水，因为在生理期。这次陆剑青没法自己上场代替。他现在都能回忆起当时的崩溃：“她们早该知道下水的时间啊！为什么不早说？你玩我啊。我该怎样去跟导演说？很惨啊。”还是服装阿姨经验丰富，请场务去药房买些卫生棉条，搞定了这个问题。“我就攒下了这个经验，以后要找游泳的女孩子，一定要强调，不方便的不要找。没经历过真的不知道。每部电影攒一点经验，一直累积。”
陆剑青长得白净斯文，声音也柔软客气，但他是拍摄现场的强力推进器。“当副导演就是要在现场推动，快点，快点。”他做出前推的动作：“每一秒都是钱哪。”一次，一位新合作的导演问他：今天拍了几个镜头？他说：98个。对方好惊讶：“我以前一天从来没有超过50个镜头。你一天最多拍过多少个？”陆剑青有点得意，他的纪录是一天走3个地方，15个小时，拍205个镜头，包括三五个黑帮在尖沙咀砍人的大场面。而且，那是在胶片时代，打光什么的比现在的数码时代费时间得多。
进入电影业之前，陆剑青的职业是裁缝。他的父母来自上海，和许多在香港的上海人一样，承包工厂做女装。读中学时，陆剑青就常常在放学后帮父母做衣服。中学毕业后，他进了父母的工厂。然而三四年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的服装厂渐渐搬去了大陆，陆家的工厂关门了。
打开报纸找工作。小小一条，写着招办公室助理。那时的分类广告限制字数，只写岗位、电话、地点，连公司的名字和行业都没有。打电话去问，才知道是当时香港最火的电影公司之一新艺城。
陆剑青开始每天整理剧照、做档案、送文件。他想起小时候，爸爸总带他去家附近的戏院看第二轮放映的电影。那是1969年，第一轮放映的电影票要几块钱，第二轮就只要三五毛。两三岁的陆剑青不用买票，坐在爸爸腿上，看詹姆斯·邦德，看美国战争片。陆剑青想当导演。他去跟老板说，想跟剧组去拍戏。那时的香港，没有学校有电影专业，想学拍电影得进剧组自己学。
做了4年办公室助理后，他终于有机会进剧组做场记。1年后，开始成为副导演。
“现在警察最怕什么——录音！”
2002年，在电影《千机变》剧组，副导演陆剑青遇到了美术指导梁乐民。电影的筹备和拍摄十分漫长，差不多一年时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互相看对方如何熬夜推进度。吃饭聊天时，他们发现对方和自己的电影理念蛮接近，半开玩笑地说起来：如果我们自己做导演就好了，不会那么辛苦。
“其实每个在电影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做导演的计划，心里有一点火，想有个机会说自己的故事，不是说人家的故事。”梁乐民说。
1994年，陆剑青开始做副导演那一年，梁乐民也开始做美术指导。之前，梁乐民做室内设计，或者商业摄影的摄影助手。他觉得电影美术指导很有意思，跟着一位老师入了行。老师同时做服装和美术，让他选一头，他毫不犹豫选了美术。“画图啊、建筑啊，我有兴趣。衣服嘛，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算了，我的天分不在这里。”他把自己罩在最简单样式的衬衫和裤子里，看起来像个工科男。
其实中学时，他同时喜欢美术和文学。最后考试成绩美术比较高，就读了设计，放弃了文学。做了五六年电影美术指导后，他突然觉得，看了那么多剧本，其实我也可以写啊。他写文艺片、写科幻片、写电视剧，放在抽屉里，都没有卖出去。
梁乐民和陆剑青聊了许多次，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真的要变成一个商品出来，只有两种题材有可能，一种是黑社会，一种是警匪片。“黑社会我们拍不过刘伟强。警匪片那个年代已经很久没有了。《无间道》都过去五六年了。”梁乐民说。他们还有个便利条件，有许多警察朋友。因为在香港警匪片正辉煌的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前警察参与其中，有些做了演员，有些提供枪械，还有人真的加入过飞虎队。他们渐渐形成一个圈，问资料很方便。“第一部戏应该找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做。”梁乐民总结。
两人想过许多点子，发现前人都拍过了。正值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他们看着候选人们锋芒毕露又不失风度的辩论，想起了两人都喜欢看的美剧《白宫风云》，决定要拍香港电影没拍过的警队最高层斗争。
拍《寒战》前，即使一直生活在香港，即使看过无数香港警匪片，梁乐民和陆剑青也并没有真的了解香港警队。他们常听警察朋友吐槽电影电视里的错误：我们有分区的啊，九龙东的怎么能跑去香港北查案。于是他们把剧本里的每一个情节都拿去向警察朋友核实，是不是有可能发生。
第一部里，两主角公开对吵时，本来要拔枪出来，互相对指。但警察朋友看了剧本摇头：在警察总部不可能拔枪的。他又提意见：现在警察最怕什么——录音！最后，两个警务处副处长拿出的不是枪，而是手机，按了录音键，举在对方眼前，然后继续吵。但梁乐民和陆剑青舍不得拔枪的桥段，于是第二部里，在医院，行动处副处长发现自己儿子身中多枪，就快死去，愤怒地拔枪指向管理处副处长，引得满屋子人拔枪互指。“这种情况下，观众会原谅他拔枪吧。得给他一个更合适的理由。”梁乐民说。 关于廉政公署的资料很难收集，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签了终身保密协议。陆剑青有好友的女儿在廉政公署，但这样的关系也无法让她开口。他们找到一些被廉署抓过的人聊，知道了许多细节，比如廉政公署喜欢清晨五六点抓人，“因为那是人脑最模糊的时候。先吓你一下，再把你困在一个密室里，让你觉得孤独。”梁乐民说：“在你心理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再开门问你，不问你有没有做过，直接问为什么这样做。你可能就招了。”他们最后请到了前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副处长徐家杰来担任剧本顾问，并本色出演廉政公署高层。徐家杰还凭此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奖。
香港法治精神和权力制衡
观众需要翻翻香港政府组织结构图才能更好地明白《寒战》人物关系。香港警队的正式名称是香港警务处，最大长官是处长。电影里的对峙双方设定为警务处的两个副处长，在警务处排位第二。其中李文彬分管行动，从一线打拼上来，鹰派作风；刘杰辉分管管理，偏向文职。梁乐民介绍：“传统上来讲，升下一任警务处长的都是行动处副处长。一般你升迁成这个职位，很多人恭喜你的，因为升处长可能性很大。”但《寒战》里，管理处副处长受上司保安局局长青睐（保安局下辖警务处、海关、消防处、入境事务处等纪律部队），也有可能升处长。核心矛盾就在这里。
此外电影中还出现了廉政公署，不归保安局管辖，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到了《寒战2》，政府组织结构图更加扩大。律政司司长加入斗争，以保安局局长为对手，站在李文彬一边。律政司是三司之一，负责刑事案件的检控等，部分类似于内地的检察院。周润发饰演的立法会议员、大律师，成为第三方力量加入进来，制衡李文彬和刘杰辉。
“寒战”这个名字是电影里寻找失踪冲锋车行动的代号。梁乐民介绍，香港警队的行动代号不是临时起的，而是早就设定好。每个行动代号对应一个抽屉，藏着一套密码。而“寒战”在电影里被设定为在战争边缘时才能启用的行动代号。一辆冲锋车加5名警员失踪的状况，远没有到战争边缘的严重程度，但李文彬仍然宣布香港进入一级戒备，使用了“寒战”代号，加大了自己能够动员的警力，不禁让同僚们怀疑，他如此反应过度，是因为失踪警员里有他的儿子李家俊，这涉嫌以权谋私。所以，第一部里刘杰辉会说：“出事的是这个行动代号。”第二部里前警务处长会说，有意思啊，居然选“寒战”。
即使在电影宣传里，使用了流行的“宫斗”一词，仍然可以感受到《寒战》不只聚焦在高层的争权夺利，还展现了理想主义的一面。比如刘杰辉需要拉拢李文彬的下属邝智立弹劾李文彬，他没有给出利益诱惑，只是简单地相信邝智立作为他们中学历最高的法学博士，会明白什么是法治精神。果然，邝智立投了弹劾票，同时警惕地告诉刘杰辉：“我是基于法理上的考虑，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存心整我上司的话，我会加倍奉还。”而公共关系科主管梁紫薇，在署理处长李文彬要求“不想对外公布紧急状态”时，反抗说：“刚才你是叫我过滤新闻，这好像从来都不是处长的权力。”“你让我完全不按照既定程序，只听你的指示，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导演甚至直接让客串演出保安局局长的刘德华直白地在新闻发布会说出：“你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
梁乐民说，刘德华的台词就是《寒战》的主题。这并非一开始就定下的主题，而是写了许多稿后才搞清楚，最重要想说的就是这个。这让许多人评论电影为“主旋律”。这个词让梁乐民和陆剑青有点懵：“什么是主旋律？主旋律没在香港出现过，我们不理解这个意思。”
到了《寒战2》，主题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第一部时，梁乐民写“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觉得很有道理。几年后，他觉得有些不对，第二部中让立法会议员讲出来：“就算非常时期，也不能用非常方法。”因为掌权者有权力去界定什么是非常时期。
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
《寒战2》的开场是一场肃穆的葬礼。上一部里殉职的高级警司邝智立以警队最高荣誉仪式被安葬。送殡的人群走过警察总部门前。这是香港纪律部队的传统，最后告别时，要经过殉职者生前服务的机构。“意思是，下班了。”梁乐民说。最后，队伍到达浩园——香港专门安葬因公殉职的公务员的墓地。
本来，梁乐民和陆剑青只是想在一条去往浩园的普通的路上拍摄。但一位制片说，这不够宏大，我去申请真的经过警察总部门前。“他去警察公共关系科申请，人家说他傻的，神经病。”陆剑青说，“从没有香港电影申请过。”这样的拍摄会涉及闹市区的交通管制，牵涉太多。但执着的制片天天去问：为什么不行？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4》可以在香港立法院门口爆炸，为什么香港电影不可以经过警察总部门前？你们得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几个月后，对方终于受不了，说算了，给你批了吧。星期天一大早，可以封路拍一个半小时。
在片场打拼多年的梁乐民和陆剑青讲究性价比，擅长用更小的成本做出看起来更贵的场面。两人喜欢双导演格局。因为“多一个方面的意见，对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导演本来是个很独裁的岗位，独裁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
他们也欢迎演员对剧本提出意见。比如，第一部电影结尾对“寒战”行动的警方内部评价是“回归以来最成功的失败事件”，周润发看到说：不觉得这话狗屁不通吗？什么是最成功的失败事件？梁乐民和陆剑青回答：那你就这样去骂他喽。然后在剧本里加进这一句。
他们脸上露着常年做服务工作的人常有的和善笑容，总在说各种感谢。不过所有气氛良好的讨论都截止于剧本阶段。到了拍摄阶段，两人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现场不改剧本。十几年剧组经验让两人有切肤体会，拍摄现场的每一秒都很贵。“现场是拍摄时间，不是创作时间。创作时间应该在创作剧本时完成，在现场应该实现它。”梁乐民说，“我们经历过，做小工的时候，半天还没动一个镜头，因为演员和导演在谈：为什么讲这样一句话？怎么不早说？所以我们坚持先做好剧本。”
在拍摄现场，陆剑青负责现场调度，梁乐民负责盯着画面。两人都说OK了，这一条才过。有一个人不满意，就再来一条。
拍第一部时，他们的预想是拍完就好，没想到会被称为“香港10年来最好的警匪片”，没想到会拿到9项香港电影金像奖，追平了1997年《甜蜜蜜》创造的金像奖纪录。
梁乐民想起，《寒战》上映后，他和一位前辈吃饭。他一直称这位前辈为老师，总去请教编剧的事情。老师突然说：“我就说过嘛，世界上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你记得吗？”梁乐民的筷子停在了半空。其实他忘记了老师说过这句话。
“我想跟所有还没拍第一部戏的新导演说这句话：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可能现在说这些，听起来很高姿态吧，不是的。”梁乐民拍拍桌上的采访提纲，“也是这样的A4纸，也是word做出来，所有人电脑都有，你打开这个页面，非常公平。给我机会，你拿到我的剧本，打开第一页的时候，你本来想看一页不看了，但却一路翻下去，翻到最后。先做好这一点，就成功一半。”
“为什么周星驰拿你名字安在剧中人物身上？”我问。
“他很喜欢这样。可能他觉得sunny就是代表副导演嘛。”
从1994年到2011年，陆剑青做了17年副导演。如果他找来的群众演员现场发挥不好，导演就很有可能对他说：“你过来，你做，去换衣服。”现在，被问到那时喜不喜欢表演，他会愣一下：“那时我没有这个概念的，喜欢不喜欢。我没有想太多，就是要赶时间嘛。而且也是我的问题，我找来的演员不懂演戏。”
有一次，拍一场富商家里开party的戏，需要一些穿着三点式泳衣的女生在游泳池里打排球。早就约定好了日期，约定好了演员。5个女生到了现场，换了衣服，才跟管服装的阿姨说，有3人不能下水，因为在生理期。这次陆剑青没法自己上场代替。他现在都能回忆起当时的崩溃：“她们早该知道下水的时间啊！为什么不早说？你玩我啊。我该怎样去跟导演说？很惨啊。”还是服装阿姨经验丰富，请场务去药房买些卫生棉条，搞定了这个问题。“我就攒下了这个经验，以后要找游泳的女孩子，一定要强调，不方便的不要找。没经历过真的不知道。每部电影攒一点经验，一直累积。”
陆剑青长得白净斯文，声音也柔软客气，但他是拍摄现场的强力推进器。“当副导演就是要在现场推动，快点，快点。”他做出前推的动作：“每一秒都是钱哪。”一次，一位新合作的导演问他：今天拍了几个镜头？他说：98个。对方好惊讶：“我以前一天从来没有超过50个镜头。你一天最多拍过多少个？”陆剑青有点得意，他的纪录是一天走3个地方，15个小时，拍205个镜头，包括三五个黑帮在尖沙咀砍人的大场面。而且，那是在胶片时代，打光什么的比现在的数码时代费时间得多。
进入电影业之前，陆剑青的职业是裁缝。他的父母来自上海，和许多在香港的上海人一样，承包工厂做女装。读中学时，陆剑青就常常在放学后帮父母做衣服。中学毕业后，他进了父母的工厂。然而三四年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的服装厂渐渐搬去了大陆，陆家的工厂关门了。
打开报纸找工作。小小一条，写着招办公室助理。那时的分类广告限制字数，只写岗位、电话、地点，连公司的名字和行业都没有。打电话去问，才知道是当时香港最火的电影公司之一新艺城。
陆剑青开始每天整理剧照、做档案、送文件。他想起小时候，爸爸总带他去家附近的戏院看第二轮放映的电影。那是1969年，第一轮放映的电影票要几块钱，第二轮就只要三五毛。两三岁的陆剑青不用买票，坐在爸爸腿上，看詹姆斯·邦德，看美国战争片。陆剑青想当导演。他去跟老板说，想跟剧组去拍戏。那时的香港，没有学校有电影专业，想学拍电影得进剧组自己学。
做了4年办公室助理后，他终于有机会进剧组做场记。1年后，开始成为副导演。
“现在警察最怕什么——录音！”
2002年，在电影《千机变》剧组，副导演陆剑青遇到了美术指导梁乐民。电影的筹备和拍摄十分漫长，差不多一年时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互相看对方如何熬夜推进度。吃饭聊天时，他们发现对方和自己的电影理念蛮接近，半开玩笑地说起来：如果我们自己做导演就好了，不会那么辛苦。
“其实每个在电影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做导演的计划，心里有一点火，想有个机会说自己的故事，不是说人家的故事。”梁乐民说。
1994年，陆剑青开始做副导演那一年，梁乐民也开始做美术指导。之前，梁乐民做室内设计，或者商业摄影的摄影助手。他觉得电影美术指导很有意思，跟着一位老师入了行。老师同时做服装和美术，让他选一头，他毫不犹豫选了美术。“画图啊、建筑啊，我有兴趣。衣服嘛，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算了，我的天分不在这里。”他把自己罩在最简单样式的衬衫和裤子里，看起来像个工科男。
其实中学时，他同时喜欢美术和文学。最后考试成绩美术比较高，就读了设计，放弃了文学。做了五六年电影美术指导后，他突然觉得，看了那么多剧本，其实我也可以写啊。他写文艺片、写科幻片、写电视剧，放在抽屉里，都没有卖出去。
梁乐民和陆剑青聊了许多次，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真的要变成一个商品出来，只有两种题材有可能，一种是黑社会，一种是警匪片。“黑社会我们拍不过刘伟强。警匪片那个年代已经很久没有了。《无间道》都过去五六年了。”梁乐民说。他们还有个便利条件，有许多警察朋友。因为在香港警匪片正辉煌的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前警察参与其中，有些做了演员，有些提供枪械，还有人真的加入过飞虎队。他们渐渐形成一个圈，问资料很方便。“第一部戏应该找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做。”梁乐民总结。
两人想过许多点子，发现前人都拍过了。正值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他们看着候选人们锋芒毕露又不失风度的辩论，想起了两人都喜欢看的美剧《白宫风云》，决定要拍香港电影没拍过的警队最高层斗争。
拍《寒战》前，即使一直生活在香港，即使看过无数香港警匪片，梁乐民和陆剑青也并没有真的了解香港警队。他们常听警察朋友吐槽电影电视里的错误：我们有分区的啊，九龙东的怎么能跑去香港北查案。于是他们把剧本里的每一个情节都拿去向警察朋友核实，是不是有可能发生。
第一部里，两主角公开对吵时，本来要拔枪出来，互相对指。但警察朋友看了剧本摇头：在警察总部不可能拔枪的。他又提意见：现在警察最怕什么——录音！最后，两个警务处副处长拿出的不是枪，而是手机，按了录音键，举在对方眼前，然后继续吵。但梁乐民和陆剑青舍不得拔枪的桥段，于是第二部里，在医院，行动处副处长发现自己儿子身中多枪，就快死去，愤怒地拔枪指向管理处副处长，引得满屋子人拔枪互指。“这种情况下，观众会原谅他拔枪吧。得给他一个更合适的理由。”梁乐民说。 关于廉政公署的资料很难收集，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都签了终身保密协议。陆剑青有好友的女儿在廉政公署，但这样的关系也无法让她开口。他们找到一些被廉署抓过的人聊，知道了许多细节，比如廉政公署喜欢清晨五六点抓人，“因为那是人脑最模糊的时候。先吓你一下，再把你困在一个密室里，让你觉得孤独。”梁乐民说：“在你心理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再开门问你，不问你有没有做过，直接问为什么这样做。你可能就招了。”他们最后请到了前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副处长徐家杰来担任剧本顾问，并本色出演廉政公署高层。徐家杰还凭此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奖。
香港法治精神和权力制衡
观众需要翻翻香港政府组织结构图才能更好地明白《寒战》人物关系。香港警队的正式名称是香港警务处，最大长官是处长。电影里的对峙双方设定为警务处的两个副处长，在警务处排位第二。其中李文彬分管行动，从一线打拼上来，鹰派作风；刘杰辉分管管理，偏向文职。梁乐民介绍：“传统上来讲，升下一任警务处长的都是行动处副处长。一般你升迁成这个职位，很多人恭喜你的，因为升处长可能性很大。”但《寒战》里，管理处副处长受上司保安局局长青睐（保安局下辖警务处、海关、消防处、入境事务处等纪律部队），也有可能升处长。核心矛盾就在这里。
此外电影中还出现了廉政公署，不归保安局管辖，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到了《寒战2》，政府组织结构图更加扩大。律政司司长加入斗争，以保安局局长为对手，站在李文彬一边。律政司是三司之一，负责刑事案件的检控等，部分类似于内地的检察院。周润发饰演的立法会议员、大律师，成为第三方力量加入进来，制衡李文彬和刘杰辉。
“寒战”这个名字是电影里寻找失踪冲锋车行动的代号。梁乐民介绍，香港警队的行动代号不是临时起的，而是早就设定好。每个行动代号对应一个抽屉，藏着一套密码。而“寒战”在电影里被设定为在战争边缘时才能启用的行动代号。一辆冲锋车加5名警员失踪的状况，远没有到战争边缘的严重程度，但李文彬仍然宣布香港进入一级戒备，使用了“寒战”代号，加大了自己能够动员的警力，不禁让同僚们怀疑，他如此反应过度，是因为失踪警员里有他的儿子李家俊，这涉嫌以权谋私。所以，第一部里刘杰辉会说：“出事的是这个行动代号。”第二部里前警务处长会说，有意思啊，居然选“寒战”。
即使在电影宣传里，使用了流行的“宫斗”一词，仍然可以感受到《寒战》不只聚焦在高层的争权夺利，还展现了理想主义的一面。比如刘杰辉需要拉拢李文彬的下属邝智立弹劾李文彬，他没有给出利益诱惑，只是简单地相信邝智立作为他们中学历最高的法学博士，会明白什么是法治精神。果然，邝智立投了弹劾票，同时警惕地告诉刘杰辉：“我是基于法理上的考虑，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存心整我上司的话，我会加倍奉还。”而公共关系科主管梁紫薇，在署理处长李文彬要求“不想对外公布紧急状态”时，反抗说：“刚才你是叫我过滤新闻，这好像从来都不是处长的权力。”“你让我完全不按照既定程序，只听你的指示，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导演甚至直接让客串演出保安局局长的刘德华直白地在新闻发布会说出：“你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
梁乐民说，刘德华的台词就是《寒战》的主题。这并非一开始就定下的主题，而是写了许多稿后才搞清楚，最重要想说的就是这个。这让许多人评论电影为“主旋律”。这个词让梁乐民和陆剑青有点懵：“什么是主旋律？主旋律没在香港出现过，我们不理解这个意思。”
到了《寒战2》，主题是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第一部时，梁乐民写“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觉得很有道理。几年后，他觉得有些不对，第二部中让立法会议员讲出来：“就算非常时期，也不能用非常方法。”因为掌权者有权力去界定什么是非常时期。
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
《寒战2》的开场是一场肃穆的葬礼。上一部里殉职的高级警司邝智立以警队最高荣誉仪式被安葬。送殡的人群走过警察总部门前。这是香港纪律部队的传统，最后告别时，要经过殉职者生前服务的机构。“意思是，下班了。”梁乐民说。最后，队伍到达浩园——香港专门安葬因公殉职的公务员的墓地。
本来，梁乐民和陆剑青只是想在一条去往浩园的普通的路上拍摄。但一位制片说，这不够宏大，我去申请真的经过警察总部门前。“他去警察公共关系科申请，人家说他傻的，神经病。”陆剑青说，“从没有香港电影申请过。”这样的拍摄会涉及闹市区的交通管制，牵涉太多。但执着的制片天天去问：为什么不行？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4》可以在香港立法院门口爆炸，为什么香港电影不可以经过警察总部门前？你们得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几个月后，对方终于受不了，说算了，给你批了吧。星期天一大早，可以封路拍一个半小时。
在片场打拼多年的梁乐民和陆剑青讲究性价比，擅长用更小的成本做出看起来更贵的场面。两人喜欢双导演格局。因为“多一个方面的意见，对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导演本来是个很独裁的岗位，独裁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
他们也欢迎演员对剧本提出意见。比如，第一部电影结尾对“寒战”行动的警方内部评价是“回归以来最成功的失败事件”，周润发看到说：不觉得这话狗屁不通吗？什么是最成功的失败事件？梁乐民和陆剑青回答：那你就这样去骂他喽。然后在剧本里加进这一句。
他们脸上露着常年做服务工作的人常有的和善笑容，总在说各种感谢。不过所有气氛良好的讨论都截止于剧本阶段。到了拍摄阶段，两人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现场不改剧本。十几年剧组经验让两人有切肤体会，拍摄现场的每一秒都很贵。“现场是拍摄时间，不是创作时间。创作时间应该在创作剧本时完成，在现场应该实现它。”梁乐民说，“我们经历过，做小工的时候，半天还没动一个镜头，因为演员和导演在谈：为什么讲这样一句话？怎么不早说？所以我们坚持先做好剧本。”
在拍摄现场，陆剑青负责现场调度，梁乐民负责盯着画面。两人都说OK了，这一条才过。有一个人不满意，就再来一条。
拍第一部时，他们的预想是拍完就好，没想到会被称为“香港10年来最好的警匪片”，没想到会拿到9项香港电影金像奖，追平了1997年《甜蜜蜜》创造的金像奖纪录。
梁乐民想起，《寒战》上映后，他和一位前辈吃饭。他一直称这位前辈为老师，总去请教编剧的事情。老师突然说：“我就说过嘛，世界上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你记得吗？”梁乐民的筷子停在了半空。其实他忘记了老师说过这句话。
“我想跟所有还没拍第一部戏的新导演说这句话：没有怀才不遇的事情。可能现在说这些，听起来很高姿态吧，不是的。”梁乐民拍拍桌上的采访提纲，“也是这样的A4纸，也是word做出来，所有人电脑都有，你打开这个页面，非常公平。给我机会，你拿到我的剧本，打开第一页的时候，你本来想看一页不看了，但却一路翻下去，翻到最后。先做好这一点，就成功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