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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歌德哈特教授出生于1936年，1960年取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拥有英国最高级巴思爵士头衔，是大英科学院院士。歌德哈特教授现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他曾在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从事了17年货币政策顾问的工作，曾任首席经济学家；1997-2000年，他被任命为英格兰银行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5名独立委员之一。歌德哈特教授著作丰富，包括货币流通史；货币、信息及不确定性（1989年第二版）；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及实务合集共二套（1984年）；中央银行及财务系统（1995年）；中央银行发展的制度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他还是香港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设计者。
编者按：
日前，国际金融学术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歌德哈特教授应邀来上海参加了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启明研究院、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上海银行同业工会组织的“货币政策与国际风险管理经验分析”高层研讨会。会上，歌德哈特教授回答了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与会人员关于中国金融改革、新巴塞尔协议和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的提问。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2-006-02
Q1.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您如何评价？
答：我认为这是中国当局一个非常正确的举动，不仅是得到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经验，尤其是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外资银行能够帮助中资银行选择合适的软件系统、建立必需的信息库和各种模型。中方能够从合作中受益良多。相反，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西方银行为什么要花如此巨大的投资而只占中资银行很少的股份，我并不清楚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
Q2.旧巴塞尔协议仅仅针对信用风险，而新巴塞尔协议还覆盖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中国之所以目前并没有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主要原因是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不是因为该协议本身的缺陷。您认为旧巴塞尔协议要比新巴塞尔协议好的理由是什么？
答：新巴塞尔协议最主要的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各家商业银行的行为。我也很支持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督促和影响本国商业银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的举措。我所担心的是新巴塞尔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否都能成为监管者干预的理由和标准。资本不是解决所有风险的答案。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具有市场传递性的风险，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对此有所防范，但是它并不能对操作风险、宗教风险等有效。
新巴塞尔协议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受大的国际银行的利益驱动。他们使监管系统与自身复杂的风险模型系统一致。新巴塞尔协议适用于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国际大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银行，应该有适合自己的更为简单的系统，如果仅仅是为了赶时髦、炫耀自己拥有最大、最复杂的系统而实施新巴塞尔，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Q3.汇率自由化的前提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利率的自由化，在这些条件还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放宽人民币的浮动，是否合适？
答：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民币政策是正确的。之所以强调当前，是因为当汇率变得更加灵活时，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中国需要建立避险机制和发展能评价和管理风险的市场，包括远期市场、期货市场、掉期市场和期权市场等。市场的交易货币不仅是美元，还应包括其他主要货币。中国还需要时间来培训国内的银行、公司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
Q4.对于美联储新任主席和他的政策取向，您有何评价？
答：伯南克和现任主席格林斯潘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伯南克，人们并不担心他是一个优秀的政策制定者，而是他与国会和管理层的沟通能力或者说是政治技巧。格林斯潘工作成就杰出，在他刚开始联储主席的工作时，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意思，使政策意图不透明。但是，自其任内中期开始，他改变了风格，其意图变得透明。
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伯南克希望预定其通货膨胀目标，使之变得透明和可预期性。当然，通胀指标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指标以地区平均值为基础，有些包括房地产价格，而有些并不包括。究竟选择何种通胀指标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Q5.商业银行本来就具有亲经济周期的特点，其是否应该承受宏观调控的职能？
答：在中国这样高度依赖银行系统的国家，如果银行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能，谁来承担呢？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央行并不完全通过利率来管理商业银行，而是通过控制信贷规模来管理银行系统。为了摆脱这种情况，就必须进行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改革，给予银行和股票市场更大的自主权。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取决于对借贷人、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合法权利的保证。
Q6.对于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您有何看法？
答：世界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是高储蓄率，尤其是在亚洲，包括中国。这已经迫使利率下行，但由于存在通胀预期，名义利率并不低，但是实际利率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低实际利率的背景下，房价必然飞速上涨。反之，如果提高利率，房价将走低。这也是对于油价的担心之一。因为油价的上涨已经使央行提高利率，这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而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必然对经济有很大影响。
编者按：
日前，国际金融学术权威、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歌德哈特教授应邀来上海参加了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启明研究院、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上海银行同业工会组织的“货币政策与国际风险管理经验分析”高层研讨会。会上，歌德哈特教授回答了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与会人员关于中国金融改革、新巴塞尔协议和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的提问。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2-006-02
Q1.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您如何评价？
答：我认为这是中国当局一个非常正确的举动，不仅是得到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经验，尤其是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外资银行能够帮助中资银行选择合适的软件系统、建立必需的信息库和各种模型。中方能够从合作中受益良多。相反，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西方银行为什么要花如此巨大的投资而只占中资银行很少的股份，我并不清楚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
Q2.旧巴塞尔协议仅仅针对信用风险，而新巴塞尔协议还覆盖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中国之所以目前并没有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主要原因是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不是因为该协议本身的缺陷。您认为旧巴塞尔协议要比新巴塞尔协议好的理由是什么？
答：新巴塞尔协议最主要的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各家商业银行的行为。我也很支持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督促和影响本国商业银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的举措。我所担心的是新巴塞尔协议的所有内容是否都能成为监管者干预的理由和标准。资本不是解决所有风险的答案。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具有市场传递性的风险，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能够对此有所防范，但是它并不能对操作风险、宗教风险等有效。
新巴塞尔协议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受大的国际银行的利益驱动。他们使监管系统与自身复杂的风险模型系统一致。新巴塞尔协议适用于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国际大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银行，应该有适合自己的更为简单的系统，如果仅仅是为了赶时髦、炫耀自己拥有最大、最复杂的系统而实施新巴塞尔，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Q3.汇率自由化的前提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利率的自由化，在这些条件还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放宽人民币的浮动，是否合适？
答：我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民币政策是正确的。之所以强调当前，是因为当汇率变得更加灵活时，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中国需要建立避险机制和发展能评价和管理风险的市场，包括远期市场、期货市场、掉期市场和期权市场等。市场的交易货币不仅是美元，还应包括其他主要货币。中国还需要时间来培训国内的银行、公司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
Q4.对于美联储新任主席和他的政策取向，您有何评价？
答：伯南克和现任主席格林斯潘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伯南克，人们并不担心他是一个优秀的政策制定者，而是他与国会和管理层的沟通能力或者说是政治技巧。格林斯潘工作成就杰出，在他刚开始联储主席的工作时，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意思，使政策意图不透明。但是，自其任内中期开始，他改变了风格，其意图变得透明。
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伯南克希望预定其通货膨胀目标，使之变得透明和可预期性。当然，通胀指标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指标以地区平均值为基础，有些包括房地产价格，而有些并不包括。究竟选择何种通胀指标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Q5.商业银行本来就具有亲经济周期的特点，其是否应该承受宏观调控的职能？
答：在中国这样高度依赖银行系统的国家，如果银行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能，谁来承担呢？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央行并不完全通过利率来管理商业银行，而是通过控制信贷规模来管理银行系统。为了摆脱这种情况，就必须进行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改革，给予银行和股票市场更大的自主权。运行良好的金融系统取决于对借贷人、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合法权利的保证。
Q6.对于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您有何看法？
答：世界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是高储蓄率，尤其是在亚洲，包括中国。这已经迫使利率下行，但由于存在通胀预期，名义利率并不低，但是实际利率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低实际利率的背景下，房价必然飞速上涨。反之，如果提高利率，房价将走低。这也是对于油价的担心之一。因为油价的上涨已经使央行提高利率，这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而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必然对经济有很大影响。